對"俄狄浦斯情結"的討論，使我們進入了"移情"問題。兒童與父母的同化，實際上只是移情的一種特殊情形。用關於移情的眼光審視卡夫卡的童年，我們會對他的命運獲得一種更為深刻和細緻的理解。
其實，在那封具有"反判決"性質的《致父親的信》中，關於那位"暴君般的父親"，卡夫卡還告訴了我們另一些事情。例如，儘管語氣有些曖昧和含糊，他還是提到了父親臉上一種美好的笑容，雖然極難見到，但特別美，包含著恬靜、滿意和嘉許："誰受您這一笑，都會陶醉的。我回憶不起來，我在童年是否很明顯受到過這種微笑的眷顧，不過我想多半是有的，因為當時我在您心目中還是無罪的，是您巨大的希望，您又有什麼理由拒不向我露出笑容來呢。"他還回憶了另一些更說明問題的例外：大多數例外是在您默默忍受痛苦、愛和善的力量壓倒並直接攫住了一切與之對立的東西的時候。這當然很罕見，可是卻令人神往。譬如，當我在炎熱的夏天午間吃罷午飯，在商號看見您十分疲憊地伏案打盹的時候，或者星期天當您筋疲力盡跑到鄉下的避暑山莊來與我們相聚的時候；或者當母親身患重病，您雙手緊緊抓住書櫃，渾身哆嗦、暗自啜泣的時候；或者當我最近一次罹病，您躡手躡腳到奧特拉房裡來看我的時候，您在房門口站住，伸長著脖子看我安卧在床上，您出於關心我，只向我招了招手。每當這種時候我便撲在床上，止不住幸福地哭了起來，而現在寫到這裡，我不禁又潸然淚下。《卡夫卡小說選》，第523頁。
在人之常情看來，我們遇到"剪不斷，理還亂"的父子之情，而在生存論心理學看來，我們涉及到了移情問題。人類思想史上，克爾愷郭爾率先明確指出了作為心理學和宗教起點的生存悖論，以及由此產生的死亡恐懼：如果人純然是天使，那麼他不會畏懼死亡；如果人純然是動物，那麼他也就不懂得畏懼死亡。然而，人既非天使又非動物，而是一種具有自我意識的動物，也就是說，人同時具備著生理性的肉體和符號性的自我。符號性的自我使人意識到自己生理性肉體的生與死，使人產生死亡恐懼。在《反抗死亡》這本重要著作中，貝克爾繼承克爾愷郭爾的思路，對移情問題作了傑出的表述。參見貝克爾：《反抗死亡》，第五、七章。一方面，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另一方面，人又帶著與生俱來的被造性和必死性。人的心智顯然無法承受如此徹底的分裂和悖論。人只能竭力營造某種"生死攸關的謊言"，以便維持一種可能的生存。這"生死攸關的謊言"就是通常所謂的人格系統。人不是一個單獨的概念。人是"倫理的動物"，生活在人與人的關係之中。人格系統也是如此，只能在人際關係的前提下和背景上才有可能逐步形成、產生和發展，這一過程就是移情。作為移情前提和背景的人際關係，包括狹義的家庭倫理－人際關係和廣義的社會倫理－人際關係。而移情的對象，則是生活中那些最高大、最偉岸的人事：父母、老師、偉人、運動、偶像，等等。用上一節的話說，移情對象是個體"神化工程"的集中體現。
移情既體現了人在生死面前的懦怯，又體現了人對英雄主義和自我解放的衝動。一方面，人希望以被造物的意識順應各種自然力量和文化力量，安全地融入某種保護性的人際關係；另一方面，人又希望標新立異，出類拔萃。移情中的這兩種趨向被稱為"神愛"和"愛欲"，它們是人身上兩大孿生的存在動機。兩大存在動機與存在悖論之間有著一種交叉對應：一方面，既然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他當然希望出類拔萃；另一方面，既然人是必有一死的被造物，他當然希望融入某種保護性的力量。可以認為，兩大存在動機也是生死恐懼的對應物。"神愛"和"愛欲"這兩大存在動機相反相成，無法分離，但都指向自我感覺的擴張。一方面，人渴望著一種"與大千眾生的親緣感"，希望"從孤獨中解放出來"，成為"某個偉大而高級之整體的一部分"，從而知道自己是誰，並感覺自己屬於整個世界。另一方面，人渴望著更豐富的生活，更激動人心的經驗，以便去發展自身的獨特性和力量，通過自我擴張為世界作出貢獻。正因為如此，移情被稱為人的"英雄"，它是神化工程構建中最關鍵的運作。
人既想突破孤獨，又想保持孤獨。這意味著，移情所追求的，實質上是一種不可能的悖論。人只能通過無師自通的努力，選擇恰當的移情對象，"控制矛盾的程度"，在不可能之中相對地實現一種"可能的生活"，從而"繞過"這一悖論。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移情這一"生死攸關"的難題，同時，移情又最充分地體現了這個人獨特的人格命運，這正是"移情英雄詩"最為動人心弦之處。對於兒童，移情問題有著相對特殊的表現形式。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成人清晰成熟的自我意識導致了清晰的恐懼。但是，兒童尚未形成清晰成熟的自我意識，因而其恐懼也就有著渾然不清的性質。成人的恐懼可以表現為明確的死亡恐懼或性恐懼，兒童卻只有籠而統之的"生活的恐懼"。這正是兒童趨向於與父母同化的根本原因。因為，就所謂"原始存在"（參見第二章第一節）的涵義而言，父母乃是孩子的"親在"。父母完全代表著生活，從而成為孩子當然的、唯有的移情對象。只有通過與父母同化，兒童才有可能融入廣大的生活，並在此基礎上實現自我擴張，構建神化工程。換句話說，所謂與父母的同化，正是兒童所特有的一種移情形式。
生存論心理學的移情思想，使我們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卡夫卡的生存悲劇。其實，在內心深處，卡夫卡在畏懼和敵視父親的同時，也對父親充滿了仰慕之情。跟大多數普通人一樣，父母是他的移情對象。父母，尤其是父親這位"身影龐大的人"，代表著廣大的世界，代表著生存和成功的法則，是生活的強者。融入與父母的美好關係，實現與他們的正常同化，應該是他本能的選擇。
事實也是如此。進入成年後，卡夫卡表現出一些重要的行為和心理傾向，充分說明他在兒童期不僅存在著向父母（尤其是父親）的移情，而且還有著相當的強度。對於這一點，他後來的終生朋友馬克斯·布洛德曾經作過這樣的回憶：從我對青少年時代的卡夫卡的印象來看，父親赫爾曼對他的影響之大，實在令人吃驚。而卡夫卡的生性又使赫爾曼的形象更為巨大，大得簡直過分了。……卡夫卡很早就覺得自己對父親的秉性十分陌生，但從生動性和力量這兩點來看，父親的秉性又是最值得讚賞的。這一點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弗蘭茨在以後的生涯中，一直把父親的讚許當作至高無上的福音，而事實上，父親沒有給他過任何讚許。……他把自己寫的一本書《鄉村醫生》送給了父親，而父親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放到床頭柜上去！"這回答肯定不是惡意的，但弗蘭茨後來經常引用這句話。馬克斯·布洛德：《關於弗蘭茨·卡夫卡》；見瓦根巴赫：《卡夫卡傳》，第211頁。
卡夫卡很早就意識到，父親的世界控制著決定他能否成功的一切物質條件。很大程度上由於這一點，他在考取大學後斷然放棄了以寫作為職業的志願，幾經周折後選擇了法律專業，最終成為一名法學博士，以律師身份走向社會。大學畢業後，卡夫卡曾在義大利里雅斯特保險公司布拉格分公司謀職。這家外國公司激發了他去國外工作的理想，甚至特別希望有一天能夠調往公司總部工作。為此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還要堅持聽義大利語課。後來由於諸多原因，他才離開了這家公司，進入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險公司供職。那是一家猶太人難以進入的半官方機構，卡夫卡在那裡一直工作到去世前兩年才因病被迫離職退休。儘管卡夫卡對承擔社會職業有著眾所周知的抱怨情緒，但仍然不時表現出"男子漢"的雄心，顯示齣兒童時期移情的潛在作用。據報道，雖然自己的寫作負擔很重，父母身體欠佳時還要承擔額外的家庭負擔，但是，他在公司上班從來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努力進取，甚至在工作之餘自願到大學補習保險專業課，以謀取更大的發展。凡此種種深得上司好評。他的頂頭上司在鑒定表中寫道：卡夫卡"做各項工作都十分努力，有持久的興趣。在上班時間之外仍積極為公司服務，有出色的工作能力。該職員作為優秀的起草人員給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卡夫卡則格外敬重這位上司："我在辦公室的上司以其無限的堅定沉著給我力量，我不能聽懂他的話，但是卻在某種程度上有意識地、又在更大程度上無意識地模仿他。"有資料表明，為卡夫卡所傾慕的上司不止一人。在他十分欽佩的馬爾施納爾博士升任公司總裁時，他甚至還代表公司全體職員發表了正式的祝賀演講，對這位上司作了高度讚揚。見葉廷芳編：《卡夫卡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上冊，第302頁。
卡夫卡不僅欣賞上司"經商的積極性"，而且敬重生活中的一切能人和強者。他曾深深讚許公司的辦公室主任，因為這位主任"能用打字機飛快地寫作"。他對衣著的合身和協調十分講究，總是把自己收拾得體面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