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直接造成的存在性不安外，在父母轉嫁的存在性不安外，孩子還有著完全屬於自己的存在性不安。
卡夫卡兩歲左右，母親留在家中的時間變得多起來了。然而，這並非因為他的緣故。1885年9月，即卡夫卡兩歲稍多一點，母親生下了弟弟格奧爾格。不幸的是，大約一年半後，即1887年春天，小格奧爾格因患麻疹去世。同年9月，又一個弟弟亨利希來到人世，但他的命運更為不幸，僅僅半年之後，即1888年4月，小亨利希就因患耳炎死去。
卡夫卡是長子，在兩年多的時間裡，他擁有一段相對惟我獨尊的時光。隨著新的生命來到這個家庭，這種相對的惟我獨尊被打破了，從而加重了他幾乎與生俱來的存在性不安。
根據阿德勒個體心理學所揭示的一般規律，當時，卡夫卡對幼小的弟弟一定產生了不自覺的敵意。隨著弟弟的不幸去世，這種曾經存在的敵意又會使他受到內疚和罪過感的折磨。兩個弟弟相繼誕生和去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一特殊情況必然加深了其心理創傷的程度。
然而，兩個弟弟的出生和死亡對卡夫卡的真正打擊，在於死亡本身所引起的恐懼，即所謂"死亡恐懼"。實際上，死亡恐懼是人類心理中最普遍、最深刻、也最隱蔽的存在性不安，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致命傷口。
著名生存論心理學家Ｅ·貝克爾在他的代表作《反抗死亡》中，對死亡恐懼問題作了全面的探討。他通過深刻的人類學和心理學分析指出，死亡恐懼與生俱來，而並非所謂"文化的產物"。死亡恐懼是一種根本性的恐懼，它影響和決定著其他各種恐懼。死亡恐懼可能具有形形色色的偽裝，但無人可以倖免。
"兒童到三歲時就有了關於死的觀念"。參見貝克爾：《反抗死亡》，第二章。兒童之所以不像成人那樣有著明確的死亡恐懼，是因為他們"壓抑"自己。這種壓抑導致一種整體性的、渾然不分的"對生活的恐懼"，把明確的死亡恐懼掩而蓋之。但是，要成功地掩蓋明確的死亡恐懼，單憑兒童自身的能量不可能做到。換句話說，兒童必須巧妙地利用各種身外之物。"兒童的人格，他的生活方式，都是他的手段，用以利用他人的力量，利用事物提供的支撐及其文化中的觀念"，把死亡恐懼排除於自己的意識之外，"壓抑"到潛意識之中，以此保護自己幼弱的身心，使其免於被死亡恐懼壓垮的結局。貝克爾：《反抗死亡》，第404頁、第227頁、第89頁。也就是說，人早晚要明確面對死亡恐懼。在日常生活中，死亡恐懼隨時可能衝破"壓抑"而"顯露"出來，其過程因人而異，特別與兒童時期的經驗有關：在發展中，死亡恐懼發生了嬗變。如果兒童的成長條件非常有利，所得到的好處也不過是將死亡掩蓋起來。最終，兒童與父母力量的自然同化使壓抑成為可能。如果兒童得到很好的關照，同化就容易和穩固，而父母對死亡的有力勝利自然就成為兒童的勝利。貝克爾：《反抗死亡》，第43頁。 ［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根據貝克爾的論述，我們不難推想當時卡夫卡心理創傷的深度。兩個弟弟之死剛好接連發生在卡夫卡三歲到五歲之間，這死亡事件本身像致命的傷口一樣深深刻入卡夫卡天生羸弱而敏感的身心，在當時卡夫卡的"成長條件"中立即不斷綻開，並以一種"發生學"的方式，轉化為卡夫卡的"成長條件"，與既有的"成長條件"產生相互作用，形成惡性循環。不用說，那些"成長條件"我們已經相當熟悉了，那就是卡夫卡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存在性不安因素。布拉格那"帶爪子的小母親"，她的舊城區，猶太人風雨飄搖的生活圈子，你死我活的文化衝突，"黑暗的角落、神秘的甬道、漆黑的窗戶、骯髒的庭院、嘈雜的酒店，還有那些難以近身的旅店"，家庭中的焦慮和不安，兩個來去匆匆的弟弟所帶來的內疚和恐懼，終日沒有父母的身影，對愛的渴望，在父親面前不由分說的恐懼，父親［以及家中一位女廚子。詳見以下第六節］所施予的那種"懸而不決"的折磨、以及在這種折磨面前隨時"會馬上垮掉"的感覺……換句話說，他未能得到通常應有的保護，在某種程度上過早地暴露在破壞性的死亡恐懼面前。而這死亡恐懼又以壓倒性的份量，成為卡夫卡存在性不安中致命的因素，並反過來對其他因素產生巨大的、乃至決定性的影響、催化和修飾。
後來，除了迄今所知一次不說明問題的例外，卡夫卡一生幾乎從來沒有提起兩個弟弟早夭的事情。那悲劇未能浮現到記憶中。也許，那噩夢般的份量，被卡夫卡"壓抑"到無意識的深處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