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是個孩子，二十四小時就像整個人生」：無因的反叛，1955
1.
片名：RebelWithoutaCause，意即「反叛不需要理由」。香港翻譯為《阿飛正傳》，視角從少年出發，稍嫌其大（王家衛1990年作品特意借用這個名稱）；台灣翻譯為《養子不教誰之過》，視角從社會著眼，稍嫌其土。其實不必另闢蹊徑，用《無因的反叛》還是比較貼切，自然傳遞出一種危機和酷勁來。這個名字原先是心理學家羅伯特·林德的日記式心理分析著作的名稱，其中有一段是關於少年犯罪的。但是尼古拉斯·雷伊沒有以這本書為藍本，而是「要拍一個鄰家正常的孩子，即將失控的故事」，以改變「所有的少年犯罪來自貧窮家庭，所有犯罪是由貧窮造成」的誤解。《無因的反叛》基本上講述了純真、幼稚、無力，失去父親的庇護「垮掉的一代」的故事。
尼古拉斯·雷伊的故事來自他親自上街頭和少年幫派搭訕閑聊。他無法解釋拍這部影片的原因，但是他說「我的想法來自報刊雜誌，跟孩子、警察、家長，交談的結果」。雷伊寫了三個少年犯罪的故事，其中一個叫《盲目賽車》（TheBlindRun），寫一群孩子在穆赫蘭道旁的隧道中，互相高速對開汽車，誰先掉頭誰就是懦夫。在諸多來源現實的故事收集完畢之後（編劇斯圖華特·斯坦恩也曾到警察局少年組觀察），誕生了這個簡單而有衝擊力、有說服力的經典之作。實際上，在《無因的反叛》上映前半年，一部主題相似的影片《黑板森林》（BlackboardJungle）已經引起轟動。這部描寫「校園暴力」的電影對搖滾樂的產生帶來了巨大影響，影片「將青少年暴力、無政府狀態和搖滾樂聯繫在一起，震撼了美國通俗文化」。而《無因的反叛》和同年代的小說《麥田的守望者》（1951）成為更重要的「反主流文化事件」，引發社會反思的浪潮。
在技術上，1953年剛剛誕生了第一部立體聲寬銀幕電影《聖袍千秋》（TheRobe，亨利·科斯特導演）。但是尼古拉斯·雷伊這位曾經是有機建築的創始者、建築大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Llht）的門徒，似乎對寬銀幕有著天才一樣的構圖能力。《無因的反叛》開拍前三天用的是黑白膠片，之後改為彩色拍攝。一種官方說法是：福克斯公司卻收回了剛獲得的採用emascope技術的攝影機，華納公司決定自行採用彩色emascope技術來拍攝這部電影，之前這個技術一直用在史詩電影中。另一種傳奇說法是，因為詹姆斯·迪恩在黑白片中的造型比較「魯鈍」，必須穿啡色外套並戴上眼鏡，而改為彩色拍攝，他的形象立即突出。
一時之間，詹姆斯·迪恩的造型：白色圓領T恤、紅色短身夾克、藍色牛仔褲，成為全世界年輕人的「理想制服」。實際上，銀幕上呈現的一切，都得益於尼古拉斯·雷伊對色彩的高明判斷和使用。在特呂弗最後一次訪談中，他提到置景和服裝時說只有兩個人敢隨意使用「原色」（正紅、正藍、正黃），那就是雷伊和戈達爾，因為他們「對色彩有著天生的直覺」，而其它如特呂弗本人這樣的導演則只敢使用「中間色」。
2.
在為紀念詹姆斯·迪恩去世50周年而發行的一套DVD中，有一段名為《目空一切的純真》的記錄片。編劇斯圖華特·斯坦恩說《無因的反叛》的情緒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尼古拉斯·雷伊對自己身為父親的職責有極為痛苦的感受；二是斯坦恩對自己身為人子則有著極度的憤怒。但是這部影片的視點，最終放在了少年人身上。影片中當拍到早上吉姆家中祖母、父母、孩子，三代人互相對峙時，用了極不自然的高視點，表現出一種不和諧。這場戲之後，詹姆斯·迪恩穿著那身「理想制服」奔赴「懸崖跳車」的比賽地，劇情亦從這裡發展到高潮。
影片的開場是詹姆斯·迪恩在街頭醉酒的即興表演。接著他被帶到了警察局，在這裡吉姆和朱蒂、柏拉圖巧遇。有一個場景，讓我們見識到雷伊在寬銀幕構圖上的厲害，那是這三個素不相識的主人公被安排一個畫面內。吉姆在銀幕的右上角稍遠出，柏拉圖和朱蒂在左下方近景，背隔著警察局的玻璃隔牆。接著吉姆走向柏拉圖，脫下外套，想要給他披上，而被拒絕。外套在這部影片中是一個「戲眼」，表示友誼和信任。影片中間，朱蒂為睡著的柏拉圖蓋上外套，表現一種關愛；之後柏拉圖在天文館接受吉姆的紅夾克，象徵他重新信任吉姆的關心；而最後，吉姆的父親為他披上外套，則表示了家庭的再次彌合。
關於吉姆父子和朱蒂父女的關係，是推動劇情的關鍵，尤其是吉姆父親穿著圍裙的戲，這來自編劇斯坦恩自己的親身經歷。父親在影片中不再是權威，而是受母親欺辱的小丑，無能、怯懦，儘管吉姆再三追問，也無法給出任何答案。他只能說「十年後你回頭看看……」這是一種典型的、令人厭煩的家長論調。在警察局中，面對父母無休止的爭吵，吉姆就發出了「我快要瘋了」的叫喊。這也是「無因的反叛」的先聲，所謂「不知所以，只有憤恨。」而朱蒂的反叛（她被抓到警察局，暗示她很可能做了妓女），是因為父親無法理解她，不能再像幼時那樣疼愛她。而柏拉圖是整部影片的「催化劑」，它的悲劇氣氛由他的死亡營造而出，而他恰恰是被父母遺棄的孩子。柏拉圖來到警察局是因為射殺鄰居家的狗，這是劇作上有技巧的一個暗示。
這三個孩子被家庭以不同的方式拒絕了，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組成一個家庭。
3．
《無因的反叛》的故事發生在一天之內。雷伊說「當你是個孩子。二十四小時就像整個人生。」這是主人公吉姆到新學校上學的第一天。他的境地是一個「局外人」，並不被接納，而他渴望這種接納，因此才會與幫派老大巴茲斗刀。那場天文館露台上的械鬥是一場儀式，是一場舞蹈（實際上演員的每一個動作的確是通過編舞完成的）。在吉姆贏得巴茲喜歡之後，他們依然進行了奔向死亡的「盲目塞車」，巴茲死於非命。比賽前，吉姆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們總得做點什麼。」這句話恰當的描述了這些少年的茫然和失落。
天文館中的「校外教學」是這部影片中最意味深長的戲。斯坦恩加入編劇，是因為華納公司原先派來的兩位編劇都沒有看出這場戲中的「宇宙感」，僅僅將天文館當作是一個場地，而被雷伊開掉了。在斯坦恩的劇本中，天文館放映的科教片有著強烈的象徵意味，昭示著最後的悲劇。在無垠的宇宙面前，人類的確顯得微不足道，「人類，孤獨的存在，僅是一個小插曲而已。」人類在星空下的孤獨感，恰好對應著少年在社會面前的孤獨，他們被漠視、無助、孤立。這個格里菲斯天文台（Griffthobservatory）原先是按照希臘神廟的樣式建造，神廟台階是希臘悲劇排演的地方。所以柏拉圖被警察誤殺在天文館台階上，被稱為「死在宇宙神廟的獻祭台」。斯坦恩有意識的將故事固定在黎明前完成，這是希臘悲劇經典模式，二十四小時、同一場景，保持著時間和空間的完整性。
吉姆、朱蒂、柏拉圖唯一的快樂來自後者被廢棄的豪宅，在那裡，他們自己組成了家庭。吉姆是父親、朱蒂是母親、柏拉圖是孩子。斯坦恩在記錄片中談及這一場景，激動地說「小飛俠得以重生，他們逃離，來到理想的地方「永無鄉」（Neverland）。神秘、隱蔽充滿可能性。我們擁有了彼得·潘、溫蒂和失落的男孩——就像歌劇一樣」，而導演雷伊說「你在那個年齡，人生就像歌劇。」這短暫的時刻是影片唯一緩慢、鬆弛的段落。然而很快，少年間的尋仇，讓柏拉圖誤以為自己又被吉姆和朱蒂拋棄了，激動之下，持槍射擊，最後被誤殺。雖然影片安排了一個典型的「好萊塢結局」：吉姆的父親重新掌控了家庭的局面，他為兒子披上了外套。但是，詹姆斯·迪恩哭喊「救救我」的聲音卻傳得很久很遠。
4.
1930年代，集體劇場（GroupTheater）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教授的自然主義表演方法（方法派MethodAg）移植到美國，伊利亞·卡贊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導演。二戰之後，卡贊和集體劇場的同學組成「演員工作室」，詹姆斯·迪恩也是其中一員，而尼古拉斯·雷伊曾擔任卡贊的助理導演。詹姆斯·迪恩在《無因的反叛》中演出的是「身心具疲、被動的」少年吉姆，他的演出和同是「演員工作室」成員馬龍·白蘭度在《碼頭風雲》中的表現一起影響了美國電影中的表演方式。
影片里有一場戲，詹姆斯·迪恩躺在沙發上，看到母親走下樓梯，雷伊用了一個精彩的180度的傾斜旋轉的鏡頭。據說這個鏡頭是迪恩的想法。在他演出僅有的三部電影時，他都做了厚厚的筆記，他說自己準備不久後做導演。但是就在《無因的反叛》上映前不久，他駕駛著保時捷跑車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車禍，24歲；1976年，扮演柏拉圖的塞爾米·尼奧在寓所停車場遇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