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二十四年（天平八年），隨駕進入長安的榮睿、普照、玄朗等三位日本留學僧，即留長安修學。長安是大唐京師，釋教中心，國內外高德碩學，雲集於此。自東印度傳入新教的達摩戰涅羅，也住在長安。密教高僧金剛智三藏，是和普照等同入長安的，他住在薦福寺。吳道玄在景公寺作《地獄變》壁畫，也是普照等進長安的一年。開元二十六年在各郡建開元寺，二十七年，在長安建般若台。
普照在祟福寺，按原定目的，專修律部。崇福寺為義學和譯場，歷史悠久。日照三藏曾在此寺譯經；法藏的《起信論義記》也是在此譯成的；菩提流志《大寶積經》的翻譯，也在此寺完成。不久以前智升還在此完成《開元釋教錄》的著述。
為普照他們授戒的定賓，他的論敵懷素，曾在此寺弘布四分律宗，因此這寺院間普照也多少有點因緣。普照住在寺里，座右放著法礪的《四分律琉》，及為此書作注的師父定賓所著的《飾宗義記》、靈佑的《補釋飾宗記》等經卷，同時也探究對立面懷素的學派，及另一種南山宗學派。榮睿認為普照這種治學方式，有點大面無當，但作為一個純粹的學徒，普照還是不顧一切地我行我素。
榮睿在大安國寺，專心致力於師父定賓的學派。玄朗在荷恩寺以律為中心，兼修天台與凈土。自到長安以來玄朗也埋頭苦學了，他著眼於尚未傳入日本的凈土，也表現了他的個性。他比榮睿、普照二人有令人驚異的明晰的頭腦但這一方面也成了他的禍害，他總不能深入於一項專業。
榮睿與普照在長安度過五年多歲月之後，到天平十四年，即唐天寶元年的夏天，突然產生了歸國的念頭。這種過早的決心出於兩個動機。第一是，最近從日本來的新羅僧帶來道璿的消息。道璿是天平八年搭名代的船到日本，招請他去日本是作傳戒師的，但因僧員不足，不能施行戒法，只能在大安寺講《律藏》和《行事鈔》。
二人聽了這消息不能無動於衷，想想到長安已經腳踏七年，從到唐算起，已過了十年歲月，榮睿已年過四十，普照也快近四十了。
榮睿覺得日本至今未能施行戒律，完全是自己的責任，得了那消息之後，請傳戒師的事，又在他頭腦中佔主要地位。普照並非沒有感到自己的責任，但認為這個問題不能性急。他現在關心的是另一件事。來唐十年，在這個國家生活已經習慣，每天專心用功，神情顯得更嚴肅了，他的目光沉靜，卻多少添了些熱中的神情，為情慾煩惱的事，對他已成過去了。
不久，普照意外地受到業行的訪問。六年不見，業行更加寒傖了，本來已顯得蒼老，年紀雖不過五十三四歲，身體卻完全是老弱的樣子。
他說他是兩年前從洛陽移居長安的，住在禪定寺。要是換一個人，同在長安達兩年之久，總該有見面或聽到消息的機會，但業行卻是例外。
業行特地跑來，必有準辦的事。不出普照所料，原來他抄經的事最近告一段落，想把這些經卷帶回日本去，問問有沒有辦法。他說得含含糊糊，問了幾次，才明白了他的意思。說話的聲音低得聽不見，但可以聽出他心事沉重。義凈的譯經已全部抄完，現在正在專抄金剛智三藏譯的秘密教典，除他近年譯品以外，以前的譯品不久可以全部抄完了。
「你想回去，要是有便船的話，你一個人也走么？」普照問了。
「當然，一個人也走，越快越好。」
業行回答得很笨，找便船已經不容易，還能說越快越好么。他一向埋頭寫經，好似從沒想過回國，一旦功業完成，便一刻也不猶豫地急著想回國。
又過了幾天，普照約榮睿同去禪定寺訪問業行。業行正在伏案執筆。跟在洛陽時不同，這兒，他正埋身在自己抄寫的經卷中，二人暫時站在門口，不敢馬上進去。業行三十年來，一字不苟地抄寫了許多經卷，整理得整整齊齊，高高堆在經案周圍，象一道牆似的，把自己同世俗世界隔離起來。
「上次遺唐船回國，先托他們帶一半回去多好呀。」
榮睿說了這話，業行頭也不抬地說：
「能託人當然好，如果這個人在遇到危險時不能投在海里來保護這些經卷，我就不能托他。沒有這樣的人，沒有辦法，只好我自己來帶。」
雖然口氣低緩，卻說得異常堅定，榮睿普照也便無言可答。
訪問業行後又過了兩天，榮睿臉色蒼白地跑來，對普照說：
「現在我們應當做兩件事，第一件，把業行寫的那些經卷帶回到日本去；第二件，請幾位適當的傳戒師送到日本。沒有比這兩件事更重要的了，我一定要從現在開始全力以赴。」
語氣中表現出堅定的決心。普照初訪業行時，業行說過，他原想專心學習，化了幾年功夫，早知任怎樣努力也不會有多大成就，就應該早點動手寫經。曾經落在業行身上的，作為留學僧使命觀念的轉變，現在同樣落到了普照身上。但普照的想法不同，他可不願用招聘傳戒師和業行所抄大批經卷，來代替自己學業的成就。
榮睿不管普照如何想法，從此一心物色理想的人物，辦聘請傳戒師去日的事。他相信只要表示誠意，總有幾個人會願意受聘的。
他說：「得設法找到便船。」
榮睿住的大安國寺中，有一位叫道航的僧人，他是宰相李林甫哥哥林宗的家僧。榮睿設想通過道航，由林宗向李林甫申請，要求幫助備辦船隻。
普照最後同意了他的方案，他的同意還另有不同的原因。一年左右以來，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態感到不安，稍稍勞碌一點便非常疲勞，馬上發燒，胃口也明顯下降。榮睿認為他用功過度了，但普照卻認為不單是這個原因。由於對自己身體失了信心，他便不願與榮睿他們分手，單獨留在大陸，能回國還是回國，要等下次遣唐使，還不知要多少時候呢。
以後約一個月中，榮睿把回日本的話告訴身邊四個僧人，他們都同意了。其中一人是道航，當榮睿托他辦船的事，他忽然動了東遊的心念。還有長安僧澄觀、洛陽僧德清、高麗僧如海三人，都答應去日本，這幾人全是榮睿、普照到長安後認識的。
其中道航答應去日本是出乎意外的，對此行的計畫非常有利，不但可以通過他會見宰相，而且道航的師父是揚州高僧鑒真，又可以通過道航請鑒真在大批弟子中推薦幾位適當的傳道師。道航、澄觀、德清、如海雖學律多年，但當傳戒師還有不夠的地方，必須另找德學兼備的人。
不久，榮睿、普照二人，通過道航見到林宗，再通過林宗會見當朝宰相李林甫。林甫年方四十，他是唐的宗室，出身於下級官吏，結託了後宮的關係，平步青雲，登上宰相的高位，當時正是他一生中的全盛時代。他曾被評為「性狡慧，口蜜腹劍」，好弄權術，為後年大唐帝國的衰敗，種下禍根。不過這次會見卻談得很順利，事情簡單辦妥了。
二人向他提出請求後，他那目光冷淡，口唇峭薄的臉上毫無表情，把視線對著遠方，說道：
「你們表面只說到天台山去進香，因陸路不便，改走海道。遇到順風，就直航日本，假如逆風，漂回大陸，你們有往天台的公文可以證明。」
這樣，他當場給揚州倉曹參軍事李湊寫了一封既象介紹又象命令的書信：「造大船，備糧遣送。」
榮睿、普照決定冬初從長安出發，玄朗當然也和他們同行。業行單獨先從長安到洛陽，約定到揚州大明寺和他們會合。他有許多經卷，寄存在各地寺院，必須在運到蘇州下船以前，集中在自己手頭。
榮睿、普照、玄朗帶同三位唐僧，一位高麗僧，離開居留七年的長安，那是天寶元年的冬初。他們先從陸路到汴州，然後下大運河一路向揚州進發。運河兩岸，古柳枯黃，河邊葦叢已經飄零，是一片蕭條的冬景。
在船中，榮睿沉歇寡言，抱著兩膝默不作聲。他產生了一個新的夢想，可能鑒真本人，會同意東遊去日作傳戒師，如此事果能實理，再把業行一生所寫經卷帶回日本，這兩件事一舉成功，則自己中途輟學回國，就只是小問題了。能從大唐得到這樣貴重的收穫，他心裡十分興奮，但臉上始終表現沉悶的神情。
越近揚州，普照心裡越加沉重，他還捨不得離開唐土，捨不得長安，捨不得崇福寺，也合不得沒有翻閱過的無數經典。玄朗一上船便顯得激動，對故國的思慕，對航海的憂慮，在他心頭交戰，他變得十分懶散。
一行人到達揚州，是十月望後。揚州是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大都市，這裡設有大都督府，常駐淮南道採訪使。他們到揚州當天，在投宿的既濟寺卸下行裝，馬上上大明寺去拜訪鑒真。
揚州城劃分兩區：一是丘陵地帶的子城，城中雲集採訪廳以下各項官衙；一是子城南方平地上延伸的方形商市，叫做羅城。大明寺在子城西南，寺內有望衡對宇的大伽藍，有九級寶塔，是一個大寺。
他們在寺內的一室會見了鑒真。鑒真身後站著三十多位僧人。當時鑒真五十五歲，骨格壯實，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