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台灣新民謠）我比較悲觀。民謠歌手的派別性太強了，他們太注重自己的格調、路線而不肯做些改變。但畢竟要走進商業、最終要走進唱片行或出版商那裡去，主流畢竟是第一路線。因為兩難，所以悲觀。我們不能去罵觀眾不懂音樂、不去關注音樂的深刻內涵；我們也不能去罵那些"杠子頭"：難道為了商業改變一下、化個妝什麼的會死嗎？！--音樂人陳升
作家譚石（王浩威）曾將台灣1990年代以來的新台語民謠風視為第二次民歌運動，並從兩者分析出如下相同之處：專輯皆由創作歌手主導；消費對象多為知識分子與大學生；隨後皆為主流音樂所吸納；兩次民歌運動都衍生自民族主義的思潮。
這一章取名為"鄉愁"，來源於卑南族歌手陳建年創作的《鄉愁》，他唱道："鄉愁，不是在別後才湧起的嗎？而我依舊踏在故鄉的土地上，心緒，為何無端地翻騰？只因為父親曾對我說，這片土地原來是我們的啊。"當初漢人帶著"忠孝節義、禮儀廉恥"八個字來到這片土地，卻從來沒有實現過他們的承諾（胡德夫語），唯有通過自身的努力，原住民才能走出悲情，不再壓抑。
或許我們還應該想起李雙澤的《少年中國》：古老的中國沒有鄉愁，鄉愁是給沒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國也不要鄉愁，鄉愁是給不回家的人。
1930年代至1990年代，從台語歌謠的創作中就可以發現，台灣人的鄉愁一刻也沒有停止過。
把台語與原住民的音樂放在一起，是相對國語流行音樂而言。從日據時代"皇民化運動"就壓制台語民謠，到1950年代"推行國語運動"造成日語、台語流行音樂退出各種主流媒體，到1970年代"凈化歌曲運動"造成國語流行音樂的中斷，都明顯帶有政治干預的色彩。至於客家或原住民歌謠，則更是始終居於弱勢的地位。
台語歌曲在1950年代後逐漸沒落，與台灣政府大力宣傳使用普通話有關。1976年台灣通過了"廣電法"：電視台對島內播音語音，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所有電視節目及電台廣播中的"方言"節目不能超過百分之二十。此時只有台語電視主題曲和台語布袋戲可以公開在傳媒中播放，使大部分台語歌很少有機會在官方媒體上被推薦。
除了政治上的干預，人才的斷層也是台語流行歌曲式微的原因之一。
一直到鄉土民族主義興起，配合傳統民謠的發掘（如陳達的《思想起》），在1970年代後期，一些早期的閩南語流行歌曲才以"鄉土民謠"的鄉愁形象漸漸受到重視。
"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唐山謠，走不盡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步履。抱一支老月琴，三兩聲不成調，老歌手琴音猶在，獨不見恆春的傳奇"--這首由成名於民歌運動時期的賴西安作詞、蘇來作曲並由鄭怡首唱的《月琴》是向台語樂壇極富傳奇色彩的歌手陳達致意的作品。陳達1905年出生在恆春，身上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統，他從小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卻學會了鄉里流傳的恆春調。16歲時，陳達開始背著月琴在恆春遊唱。
一向致力於台灣傳統歌謠發掘的陳達，曾到處尋訪台灣各地方的民間音樂，並歸納整理這些民間的音樂作品。此後他也開始自己的音樂創作，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思想起》。
《思想起》以"念歌"形式，敘述三百年前唐山過台灣的拓荒史，成為1980年代後期"新台灣民歌"的創作源頭。但在民歌運動時期，陳達的音樂是視為民間素人音樂或中國鄉土音樂的一支來呈現，並未引起人們更多的關注。
陳達在1970年代曾兩次去台北，第一次樹立了文化標本的地位，第二次卻被當作浪人關進了遊民收容所（陳明章《下午的一齣戲》唱片文案）。1981年4月11日，陳達因車禍不治身亡。一個拯救文化流失的"陳達時代"就此宣告結束。
台灣民謠學者同時也是民歌手的簡上仁曾經說：陳達天生註定是個悲觀人物，甚至過世也是被車撞死的。
1970年代台語歌手的命運可以用凄慘來形容。1977年6月12日，29歲的台語歌手葉啟田，因在台南包場演出引來黑道勒索，雙方衝突下，葉啟田夥同數名青少年，將向他勒索的謝松竹、謝清達兩兄弟打成一死一傷。之後，他曾逃亡多時，為了生活偶爾演出，後在台灣被捕。這一事件也充分反映出當時台語歌手的生活側面。
1980年代初期洪榮宏的《一支小雨傘》，江蕙的《惜別的海岸》、《你要忍耐》，沈文程的《心事誰人知》，陳小雲的《舞女》，葉啟田的《愛拼才會贏》，郭金髮的《行船的人》曾經掀起一股熱潮，成為國語流行音樂外的新興勢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台語歌曲已成為主流，在1986年解嚴之前，主流媒體依然限制台語歌曲的傳播，這也造就了1980年代台語歌曲的一種新的傳播方式--夜市走唱與餐廳秀的表演。隨著錄像機的普及，餐廳秀開始發行錄像帶，使得台語流行音樂得以開闢另一個傳播渠道。
1980年代政府解嚴後，許多新的創作、演唱人大量出現，少數知識分子加入作詞的行列，彌補了人才斷層的弱勢。由於解禁，閩南語的政治抗議與反對運動歌曲不斷出現，但並未成就以往的輝煌。直到1989年《抓狂歌》問世，以台語搖滾的曲風，對台灣政治現象作直接的批判，台語歌曲才開始再次受到大範圍的關注。
黑名單工作室成立於1989年初，是由四海唱片製作人王明輝、陳主惠、司徒松共同組成，他們立志為"台灣歌謠開闢一條全新而宏觀的道路"，並開始新台語歌的試驗。工作室出版的第一張專輯《抓狂歌》，為1990年代的台語歌曲掀起了新旋風，跳脫了台語歌曲悲情的影子，將社會百態融入歌詞中，把台灣社會政經混亂的現象赤裸裸地呈現出來。
在《抓狂歌》專輯的文案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台語歌曲的創作空間遭此重創，再也脫離不了閨秀之所和江湖酒色的格局，很少有描寫現代社會的作品，顯然早已無法負荷反映時代、記錄人心的工作。
黑名單工作室邀請當時的地下台語歌手陳明章、林哲、葉樹茵在專輯中共同演唱。《抓狂歌》專輯打破了以往台語歌曲浪子棄婦的刻板主題，藉由許多小人物的生活，去審視台灣四十多年的社會變遷,反映出當時台灣政治、社會、文化、教育、交通等諸多方面的問題與現象。
作品在音樂上也突破了台灣歌曲舊有形式，融入了歐美RAP、REGGIE曲風，呈現出一派全新的形態，因而扭轉了許多人對於台語歌的既定印象，許多根本不聽台語歌的青年人，忽然由《抓狂歌》專輯中發覺，原來台語歌曲也能這麼唱，原來它也有如此尖銳的表現。專輯主唱之一林哲就曾表示："我們不是在做保存，不是要去仿古，我們要做的是90年代的台灣歌。"專輯推出之際，時值台灣大選。專輯中《台北帝國》、《民主阿草》等作品的批判筆調，令國民黨當局大感頭痛。當時，黑名單工作室中的外籍成員司徒松就曾擔心地表示，歌中諷喻執政者的痛處，恐怕會引起審檢單位的苛難，甚至脅迫他出境。國民黨掌握的媒體對專輯進行了全面的封禁，因而作品只能在沒有宣傳的前提下，以校園演唱會作為唯一宣傳的途徑。
這張被歸類為"地下音樂"的《抓狂歌》，對於台語歌曲所帶來的震撼力是相當強大的，他們的創新無疑開啟了新台語文化的新的里程。他們對於台語歌曲的種種預言，不久後就在林強、陳明章、金門王與李炳輝、朱約信等人身上浮印得更為清晰。只推出兩張專輯，黑名單工作室即宣告解體。但單只這張《抓狂歌》就足以成為台語樂壇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李宗盛曾對這張作品留下了這樣的感慨："這是台語人、歌、文化的驚人突破。"《抓狂歌》以及隨後出現的相似歌曲，意味著新的台語民謠風的來臨。這股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台語民謠風，正如1970年代末現代民歌在國語流行音樂中找尋新方向一般，也在台語流行音樂中開闢新的出路。在台語新民謠風中，音樂風格偏向西洋搖滾風格，並且在台語老歌中汲取養分，賦予老歌以新意。1990年代以後，經由林強、豬頭皮、伍佰等人的推介，打入主流音樂市場，形成所謂"另類"流行音樂。
火車漸漸在起走/再會我的故鄉和親戚/親愛的父母再會吧/到陣的朋友告辭啦/阮欲來去台北打拚/聽人講啥物好空的攏在那/朋友笑我是愛做暝夢的憨子/不管如何路是自己走/OH!再會吧/OH!啥物攏不驚/OH!再會吧/OH!向前行/車站一站一站過去啦/風景一幕一幕親像電影/把自己當作是男主角來扮/雲遊四海可比是小飛俠/不管是幼稚也是樂觀/後果若按怎自己就來擔/原諒不孝的子兒吧/趁我還少年趕緊來打拚/OH!再會吧/OH!啥物攏不驚/OH!再會吧/OH!向前走/台北台北台北車站到啦/欲下車的旅客請趕緊下車/頭前市現在的台北車頭/我的理想和希望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