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 譯
《板橋雜記》，余懷著。
板橋即長板橋，在秦淮河上，過橋西去即為「舊院」，「一帶妝樓臨水蓋，家家分影照嬋娟」，在明代，那是煙花繁盛地，現代漢語中，那叫「紅燈區」。余懷高壽，活到了八十歲，歿於清康熙三十四年。在漫長的後半生，余懷看著舊院化為廢墟、化為菜地，那裡主要出產一種「瓢兒菜」。他寫了一本《板橋雜記》，回憶昔日的槳聲燈影、風月無邊。
——這就讓人想起他的同代人張岱，《陶庵夢憶》也是尋那舊夢。但張岱的文章更見性情，更有光芒，以我的趣味，我是不太喜歡余懷的簡樸。然而，《板橋雜記》中總有一些因素令人不能釋懷，也許這些因素並非此書獨具，但正巧在這本書里我感覺到了它們。
《板橋雜記》是一份「偽史」。明清易代，天地翻覆，大批文人隱於江湖，以「遺民」自命，便是進了新朝廟堂，骨子裡仍有遺民氣。社會精英的自我放逐，這是清代前期危及皇朝統治合法性的主要問題，經過康、雍、干三朝的懷柔與威迫，經過一百多年的太平消磨，這個問題才算大致解決。
所謂「解決」，我指的是清朝終於被納入我們的歷史秩序，我們承認，在「歷史」這部大書里，明朝這一章結束了，清朝是它正當的接續。但這是我們現在的看法，對清初的文人來說，他們的真實感覺是，「歷史」中斷了，他們不幸掉進了一個時間的空洞。
清初知識分子的主要精神訴求就是填補這個空洞。他們必須克服虛無，必須使自己的過去和現在有意義。但這真是難啊，儒生們一向自認為是歷史的主體，而明清易代之時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正是這個「主體」的缺席。我覺得，晚明文人當時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寫詩嫖娼，二是結夥罵街，他們鮮明的自我意識和對政治、道德「正確性」的執著與他們的無能、偏狹和虛矯真是相得益彰。
「大明江山一座，崇禎皇帝夫婦兩口」就這麼斷送掉了，這時再談什麼東林、復社還好意思理直氣壯？死了也就罷了，活下來的人還得講故事，這個故事很難講，為難的結果，就是一大群江南名妓、一大串風花雪月的事被記敘下來，進入了歷史。
文人們躲在女人身後，他們的自信心崩潰了，他們無法給出他們自己在歷史中的意義，於是，他們一是宣布歷史中斷，二是把意義問題偷換為審美問題，後一著正是他們拿手的，他們都是風流才子啊。
所以，《板橋雜記》是「偽史」，這就相當於一個當代文人沉痛講述他在三里屯怎麼泡吧、泡妞，並且斷定這一切都有歷史意義。但惟其是「偽史」，這本書變得有趣了，一邊是宏大的歷史敘事，一邊是風月場上的個人見聞，前者是傳統文人的說話方式，後者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這裡有衝突、有矛盾，余懷老先生努力把它擺平。
如果是個現代作者，這本書可以寫成幾十萬字，但在余懷手下，它只有一萬多字。余懷所知甚多而所說甚少，現代人的文章通常是所知甚少、所說甚多。古人的眼光拉得很長，一望幾十年，看的是關節、筋絡，我們的眼光短，看的是此時，是皮膚。當然，余懷這麼寫有他深思熟慮的考量，由關節、筋絡，人物直接呈現為命運，那是枝頭的花委於污泥，歷史的大風雨摧折萬物。
——卑微的小人物、卑微的小女子與歷史發生了肯定性的關聯，這是傳統文人作為歷史講述者和守護者的一次重大退卻，在那以前，女人是禍水，是干擾歷史正常運行的邪惡因素；而在明末清初的記敘中，美麗的女人們成了飛翔於大毀滅之上的神女，文人們不得不抓住她們的衣帶，分享她們的美、魅力和無辜……
想想吧，關於晚明，如果刪除了那些女人，對剩下的那群衣冠男人我們其實就沒什麼話可說了。他們自己想必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錢謙益、吳梅村、余懷等等於此津津樂道，他們似乎是在與歷史做一筆交易，以微妙的性感因素以換取自身的在場感。
《板橋雜記》寫得簡樸、清艷，時間已經磨蝕了記憶中刺目的繁華，同時這也是為了使這本「狹斜之是述、艷冶之是傳」的書具有「史」的莊嚴，所謂「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文言文本來就有一種遮蔽生活真實質地的功能，不管什麼事，文言的錦緞覆蓋，自然就雅起來，靜下去，消了煙火紅塵。但《板橋雜記》偶或也會露破綻，忽然冒出一句大白話：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躍不纖妍，人稱為顧大腳，又謂之肉屏風。
最後這兩個外號殊不雅馴，但恰恰由此你能感到撲面而來的歡場氣息，那是未經詩化的，是粗俗的，是直接的感官和身體，與歷史原沒什麼關係。
——雨中過常熟，見路邊兩堆荒冢，同行者告我，那是柳如是和錢謙益，柳「愛國」，所以墓前有牌坊，錢「不愛國」，原先是沒牌坊的。「人稀春寂寂，事去雨瀟瀟」（王士禎《尋舊院遺址》），自然想起陳寅恪，想起《板橋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