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文明史的多民族國家，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各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獨到的貢獻，在中國造紙技術史中，也同樣如此。各少數民族都能充分利用當地資源，結合各民族習俗，造出適用的紙，從而豐富了我國造紙術的內容。少數民族大多地處邊疆，我國的紙和造紙術，最初都是通過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傳播到國外去，在溝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積極作用。少數民族製造的良紙，運到內地，常常受到漢族兄弟的讚揚。漢族造紙工人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自己的技術時，也加深了我國各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友好關係。
由於少數民族分布的地區很廣，要弄清他們的造紙技術，需作現場調查，還要化驗紙張、查閱有關史料。這項工作過去很少有人去做，因此只能依據筆者近十多年來在少數民族地區收集到的部分紙樣的檢驗，以及所作的口頭調查，並參考一些文獻記載，對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造紙技術作一簡要的介紹。
藏族源出於羌族，很早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一帶，他們勇敢地與險惡的自然條件作鬥爭，開拓了這塊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高原地區，對締造偉大的中華民族作出了貢獻。藏族聚居的地區在唐代稱為「吐蕃」。吐蕃王稱為「贊普」。公元7世紀前期，吐蕃的贊普松贊干布向唐朝廷求婚。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李世民派人護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嫁給松贊干布。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向吐蕃派去許多技師和工匠。在這些技師、工匠中，就有造紙匠，制墨、制筆的工匠等。因此，吐蕃在1000多年前就開始了紙的製造。中原先進技術的傳入，推動了吐蕃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發展。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更實行藏文文字改革，參考唐歷，創製藏曆。與此同時，佛教在吐蕃流行，抄寫的佛經逐漸多了起來。文化的發展，加大了對紙張的需求。
後人在敦煌石室所藏的寫本中，發現有一些藏文經卷，大部分是佛經。從這些藏文寫經的書法風格來看，有些是在藏文文字改革以前寫的，有些則是在這以後寫的。這些寫經，年代上應屬於七八世紀至9世紀。藏文寫經用紙，直高都比漢文唐人寫經紙尺寸大。經鑒定，這類紙有的是甘肅造的，有的可能就是吐蕃造的。因為從紙的厚薄、簾紋形制和外觀來看，絕非中原產品。
藏文寫經用紙一般比較厚，多是膚色的本色紙，紙背有些沒有打散的圓疙瘩，原料多為麻質。之所以用厚紙，一是因為抄紙器材料與中原所用略有不同，二是因為藏族寫字，使用堅硬的木筆或竹筆蘸黑墨水書寫，紙太薄容易被劃破。後來，藏族掌握了雕版印刷術，藏文書籍和佛經便出現了刻本。早期的刻本傳本很少見，我們所見到的藏文刻本多屬於明、清以來的刻本。這種刻本有在內地印的，也有在當地印的，從紙張的原料及制形，可以一眼就鑒別出印刷的地點。
由於西藏地區麻料來源有限，於是藏族利用當地資源造紙。西藏造紙所用原料大體上有三種：一是狼毒(藏語叫「毒草」)，這是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莖部和根部都可用來造紙。一是木本韌皮纖維，比如燈台樹，這是一種落葉灌木，藏語讀音為xiaoxin，意思是「紙木」，它的皮可以用來造紙；還有用野茶花樹的。三是利用故紙。
關於藏族造紙技術，目前從文獻中還一時找不到有關的文字記載，只能從過去西藏土法生產中略知一二。不過，這種土法往往與古代相差不大。以狼毒根造紙為例，把根挖出後，水洗去泥，用木棰打碎，洗去雜質，再放入盛有石灰水的鍋中用火煮，煮好的紙料用水洗凈，放入細長桶中，加入米湯或仙人掌汁，用打漿棒打漿。用瓢把漿提起，看漿液黏時即可。用木框繃緊的紗布篩作為紙模，把漿液澆注其上，濾水後，經日晒干，揭下成紙。
製紙漿過程中加入仙人掌汁，可以起到類似漢族用的黃蜀葵，或者楊桃藤汁等紙藥水的作用。仙人掌汁的製法：仙人掌陰乾後，用木棰打碎，慢火煮，爛成醬泥狀即可。
如果用燈台樹皮造紙，則把砍下的幼樹或幼枝，去葉打成捆，入水中漚制七八天，再撕成麻狀，入清水中漂洗後用木棰打碎，然後再施行蒸煮。
藏族造紙技術與中原大同小異，但原料採用青藏高原的野生植物，就地取材。這些野生造紙原料的發現和利用，是藏族對我國造紙術的一項貢獻。
藏族使用的造紙設備，簡單可行。搗料一般不用踏碓，而用木椎或杵臼。撈紙不用竹簾，而用紗布，並且用澆漿法。將紙漿放入桶中，提到河邊或水槽旁，將紙模飄在水面上，傾漿後用棍敲打，以使其均勻分布。因此，這樣造成的紙，在明處望之沒有簾紋，只呈現布紋。
藏紙的質量有高下之分。上層領主或寺院喇嘛用紙，大多是較厚而堅硬的紙，紙上很少見到纖維束，紙略呈淺黃色，經砑光後，適於書寫，而且紙幅較大。一般人用的紙比較薄，紙上長纖維較多而未經充分分散。總的來說，藏紙拉力都很強，有抗蛀性。須指出的是，藏紙不是在牆面上晒乾，而是隨紙模在日光下自然晒乾，因此表面不甚平滑，使用前必須用細石砑光，這是一道較為費事而又費時的工序。
清代黃沛翹在《西藏圖考》一書中的「土產」項下提到了藏紙，並收錄了查禮寫的《藏紙詩》，對藏紙極力稱讚：「質堅宛繭練，色白施瀏亮。澀喜受隃〔yu於〕麋(指隃麋墨)，明勿染塵障。題句意固適，作畫興當暢。裁之可彌窗，綴之堪為帳。何異高麗楮，洋箋亦復讓。」(《西藏圖考》卷三，光緒十七年《讀我書齋》重刊本)查禮詩中對藏紙的稱讚，應當說毫不誇張。這種紙在堅韌、纖維交結勻細程度上，確實不讓當時歐洲的洋紙。它既適於書畫，又堪作紙帳、糊窗日常之用。筆者曾在北京圖書館看到一種精製皮料藏文佛經紙，就像查禮所形容的那類紙。該館所藏一些藏文刻本用紙，有的也相當講究。
新疆維吾爾地區在我國西北，境內居住的維吾爾、哈薩克、藏、回、蒙、漢等民族，很早以來就共同勞動，辛勤地開發了祖國的西北邊疆。至遲在西漢時，新疆地區就與中原地區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隋唐時，新疆境內的高昌政權加強了與中原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繫和交流。隨著中原漢人的不斷遷入，以及唐中央政府軍屯的設立，漢族生產技術也就隨之帶到了新疆。唐政府還設立了「互市監」，掌管高昌、龜茲等地與內地間的貿易，內地生產的絲織品、金、銀、銅、鐵器、陶瓷、紙張等商品以及科學文化典籍，不斷運到高昌、龜茲等地區。由於新疆境內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中原漢族地區經濟文化的影響，在唐代，這裡的有些地方，生產力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已經接近了內地。
近50年來，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新疆境內的古墓葬群和古代遺址中，出土了許多紙本文書和典籍寫本。其中有用漢文寫的，也有用古代回紇文寫的，也有用漢文和回紇文兩種文字合寫的，此外還有西夏文、突厥文、藏文。甚至還有中亞、西亞流行的粟特文、吐火羅文、敘利亞文，以及印度的梵文和歐洲的希臘文。上述出土的各族文字寫成的紙本文書，在敦煌和隴西其他地方也有所發現。根據甘肅、新疆兩地出土古代文書紙上的墨跡書法、文字內容和紀年來看，早在漢代，當紙發明不久，就已迅速傳到新疆地區，被各族人民所使用。例如，1933年，在羅布泊漢代烽燧遺址，曾出土了西漢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時的麻紙。
在樓蘭遺址中，出土了一些有年號的紙本文書，其中有三國曹齊王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西晉懷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等紀年文書。
20世紀以來，在吐魯番高昌遺址中出土了許多早期紙本文書，其中較早的是西晉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諸佛要集經》寫本，這些紙本文書大量屬於十六國、高昌和唐代時期的漢文、回紇文文書、佛經和典籍。在庫車、巴楚發現了用焉耆文、龜茲文寫的文書殘卷。在和田發現了許多寫在紙上的古于闐文殘卷，大約寫於8世紀。
新疆除出土用各族文字寫的文書外，還在古墓葬中出土了各種紙品，包括紙棺、剪紙、紙本繪畫、紙牌，以及送葬用的紙帽、紙鞋、紙腰帶等物。可見，早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9世紀的近千年里，居住在這裡的各族人民，還有旅居在這裡的中亞、西亞人，不僅早就使用了紙，而且紙的使用途徑也相當廣泛。這些紙中，除本色紙外，還有許多經過精細加工的粉箋、冷金箋、色紙等。經系統檢驗，它們絕大多數是麻紙，也有少量的木本韌皮纖維紙。但用皮紙的年代，一般比麻紙要晚些。
當我們把新疆、敦煌出土紙與中原地區的古紙對比後，就會看到，在原料和形制上沒有大的區別，顯然是從中原漢族地區販運去的，或由士兵和百姓攜帶過去的。但也有些紙，從紙質、形制和抄造方式來看，與中原不同，應是西北當地所造。據史載，唐天寶十年(公元751年)，中國軍隊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