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清時期的造紙技術

朱元璋於1368年建立明王朝(公元1368—1644年)。明朝共277年,1644年為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推翻。但不久滿族貴族集團在漢族大地主勢力支持下取得全國政權,建立清王朝(公元1644—1911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明清時期共544年,是傳統造紙技術史中的最後一個階段,可以把這個階段稱之為集大成階段。明代社會經濟和科學文化比宋代發達,從整個科學技術史角度看,明代也是個總結性發展階段。在造紙技術史領域內同樣如此。這個階段在造紙原料、技術、設備和加工等方面都集歷史上的大成,紙的產量、質量、用途和產地也都比過去任何時期處於更高的發展階段。同時還出現專門論述造紙技術的插圖本專著,為前代所未見。隨著中外交流的緊密,中國精工細作的紙、紙製品及加工技術繼續傳至國外。清末,中國又從西方引入機器造紙技術,從而在造紙技術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明清時期中國傳統造紙技術達到歷史上的最高峰,但也隨著清朝封建統治的衰落而進入低谷。我們對中國造紙技術史的考察也至此為止。清以後進入近代、現代發展階段,當另行研究。

明清時的造紙槽坊大多分布在南方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廣東和四川次之;北方以陝西、山西、河北等省為主。原料有竹、麻、皮料和稻草等,其中竹紙產量占首位,南方各省盛產竹材,因此近山區也多造竹紙。皮紙多用作書畫或印刷書籍,麻紙產量比率逐漸變小。明清時皖南特產的「宣紙」為一時之甲,其原料主要是青檀皮,這是一種榆科青檀屬的中國特產落葉喬木,取其枝條韌皮造紙。古人多誤以為楮,近人多誤以為桑。竹紙中以江西、福建的「連史」、「毛邊」最為普遍,多用於印各種書籍。麻紙主要產於北方各省,產量不大;皮紙南北各地都有,產量居第二位;稻麥桿紙用於造次紙、包裝紙、火紙(迷信紙)或作紙板。關於明代造紙的一般情況,在明人著作中多有提及,如屠隆在《考槃餘事》卷二《紙箋》中說,明代永樂年間(公元1403—1424年)在江西南昌附近的西山設官局造紙,「最厚大而好者曰連七、曰觀音紙。有奏本紙出江西鉛山,有榜紙出浙之常山、直隸廬州英山(今安徽)。有小箋紙出江西臨川,有大箋紙出浙之上虞。今之大內(宮內)用細密灑金五色粉箋、五色大簾紙。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砑光如玉潔白。有印金五色花箋,有磁青紙如緞素,堅韌可寶。近日吳中無紋灑金箋紙為佳,松江潭箋不用粉造,以荊州(今湖北)連紙褙後砑光、用蠟打各色花鳥,堅滑可類宋紙。新安仿造宋藏經紙亦佳,有舊裱畫卷綿紙(皮紙)作畫甚佳,有則宜收藏之」。

明人文震亨《長物志》卷七論明代各地紙時也說:「國朝連七、觀音、奏本、榜紙俱佳,惟大內用細密灑金五色粉箋堅厚如板,而砑光如白玉。有印金花五色箋,有青紙如緞素,俱可寶。近吳中灑金箋、松江潭箋俱不耐久,涇縣(今安徽)連四〔紙〕最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物理小識》卷八亦稱:「永樂於江西造連七紙,奏本〔紙〕出鉛山,榜紙出浙之常山、廬(州)之英山。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造素馨紙,印有灑金箋、五色粉箋、磁青蠟箋。此外,(仿)薛濤箋則礬潢雲母粉者……松江潭箋或仿宋藏經紙,漬荊州連岌褙蠟砑者也。宣德(年)陳清欵白楮紙俱可揭三四張,聲和而有穰。其桑皮者牙色,礬光可書。今則棉(皮紙)推興國、涇縣。敝邑桐城浮山左亦抄楮皮結香紙,邵建則竹紙、順昌紙,柬紙則廣信(今上饒)為佳,即奏本紙也。」由此可見明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等省所造各種高質量本色紙及加工紙,除作商品流通外,還作為貢品供宮廷御用及各部公用。在王宗沐(公元1523—1591年)撰修《江西大志》中列舉江西抄造的28種紙,歸納起來不外厚重榜紙、薄的開化紙、毛邊紙、綿連紙、中夾紙、奏本紙、油紙、藤皮紙、玉版紙、勘合紙及各種色紙,原料為竹、楮等。

關於內府對上述用紙的用量及紙價,可從沈榜的《宛署雜記》中得知其詳。作者萬曆十八年(公元1590年)任京師順天府宛平縣令,根據檔冊寫成此書,記載明朝廷用紙情況。卷十五載遇重修《大明會典》,用中夾紙2500張,價37.5兩銀;大呈文紙4000張,價16兩銀;連七紙11600張,費9.28兩銀。又載1592年大呈文紙每100張值3.5錢,連七紙每100張6.5分銀,毛邊紙每100張六錢,碗紅紙五張一錢。又載萬曆十九年(公元1591年)鄉試用紙,有御覽紙690張,表紙11360張,中呈文紙11650張,剛連紙37300張,白榜紙80張,紅黃榜紙60張等。與當時其他物品時價比較,香油50斤一兩銀,麻布10匹價1.8兩,燒酒兩瓶銀一錢,鐵釘五斤價一錢,則抬連紙2000張相當一匹麻布,50張毛邊紙相當15斤鐵釘或六瓶燒酒,大呈文紙50張可買一斤香油。總的說來,明代紙的價格並不算高,因此廣用於民間。清初因戰亂造紙業一度遭破壞,但康熙、乾隆時期開始回升,傳統名牌紙及加工紙又恢複生產。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道光年間(公元1821—1850年),此後基本上沒有新的進展。

明清時紙的用途像宋元時期那樣多種多樣,但消耗量有增無減,主要用於書畫、文書、印刷、包裝及宗教方面。紙幣在此期間發行量更大。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設寶鈔提舉司,次年發行「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用桑皮紙,一度以紙幣向官員發薪俸。明清時流行的壁紙此處值得一提。壁紙即糊牆用藝術加工紙,一般染成不同顏色,繪以圖畫,或印上彩色圖案,作室內裝飾,有時還用粉箋,從內府到民居普遍流行,消耗量相當大。前述《宛署雜記》卷十三一十四載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糊窗、糊牆用欒紙8刀(800張)價4.8錢銀,相當於10瓶燒酒價錢,並不太貴,故民樂為之。李漁(公元1611—1679年)《閑情偶寄》還記載獨特的壁紙製法。先用醬色紙一層糊牆作底,再用豆綠雲母箋用手撕成不同形狀的小塊貼於醬色紙上,留出底縫,則「滿屋皆水裂碎紋,有如哥窯美器。其塊之大者亦可題詩作畫,置於零星小塊之間」。明清故宮中今可見17—18世紀的各種壁紙,多為粉箋,印以彩色花鳥圖案,美觀大方。有的還套印銀白色雲母粉圖案。清代更有砑花五色壁紙。明清壁紙傳入歐洲產生很大影響。美國學者享特說早在1550年西班牙及荷蘭商人就從中國進口壁紙。1638年德國法蘭克福仿製過中國花鳥圖案的金銀色紙,以代替原來懸在牆上的昂貴的羊皮畫。1688年法國人以中國壁紙為範本大量仿製,裝飾於室內。

清代時還研製出紙硯及紙蕭。邱菽園(公元1874—1941年)《菽園雜談》卷一說貴州以紙作硯,用之歷久不變,浙江餘杭蔡冶山得紙杯注酒,不滲不漏。鄧之誠(公元1887—1960年)《骨董瑣記》卷一也提到浙江海寧北寺巷有程姓者,以石沙和漆製成紙硯,色與端溪龍尾石硯無異,「且歷久不敝(破),藝林珍之」。這裡指出紙硯不是只以紙為之,而是將紙與細石沙及漆粘合製成。但盛酒的紙杯則以厚紙製成,外塗以漆,並繪出美觀圖案。《骨董瑣記》還提到福建開元寺前有捲紙為簫者,周亮工(公元1612—1672年)得之,「色如黃玉,扣之鏗然,以試善簫者,無不稱善」,其所發出的樂聲甚至比竹簫還動聽。用紙做成有嚴格要求的吹奏樂器,真是別具匠心。郎瑛(公元1487—1566年)《七修類稿》卷二十二還提到紙風箏:「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清代束紙風箏廣泛流行民間。風箏由來已久,早期的風箏以竹條紮成外架,糊上絲綢,後以紙代之。應當說紙風箏在明清以前已有,只是這時更為普遍,這種民間遊戲後來也傳到國外。明清時紙制面具、臉譜也頗流行,多用於節日或宗教儀式中。總之,紙製品已廣泛滲透到日常生活之中。

造紙術雖早在2000多年前即已發明,但直到明清時期才出現有關造紙技術的系統而明確的記載,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此時是集大成階段的原因之一。早期技術記載均反映造紙術最發達地區的實際情況。我們知道,明初(公元1368—1398年)曾在江西南昌府及廣信府設官局造紙供內廷使用。而王宗沐撰修的《江西大志》中《楮書》篇便反映此時此地造楮皮紙的技術實況。廣信府在今上饒地區,鉛山縣及玉山縣是最大製造中心。30年前我曾到當地採訪,從古老縣城街坊的明清遺址中仍可想見當時造紙及轉運銷售時之盛況。據《江西大志》記載,明初官局紙坊所用原料楮皮來自湖廣,竹絲來自福建,但百結皮為玉山土產,抄紙用竹簾來自安徽、浙江,通過商販運至本府。關於製造技術,書中也作了詳細的敘述。整個過程包括22道工序,相當繁雜,要對皮料進行三次蒸煮、兩次自然漂白和三次洗滌。這樣處理的紙必是潔白、勻細的高級楮皮紙,而一般皮紙只經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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