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統治者控制全國，發號施令的地方，都城的安危對全國政局的安定與否關係至大。都城人口眾多，一般說來它既是全國政治中心，也是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因而都具有一定的規模。此外，都城也是統治者生活享樂和保持無上權威的所在。因此，歷史上每一個王朝的統治者，對都城所在地的選擇和布局都極為重視，往往要經過再三的權衡和周密的規劃。
統一王朝選擇首都時所考慮的主要條件，也是分裂王朝和邊疆區域性政權擇都時必須要加以考慮的。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以中國南部作為勢力範圍的割據政權皆定都在長江下游的南京和杭州，就是因為它們具有許多地理優勢。長江下游為南方開發較早經濟實力最雄厚的地區，定都這裡，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漕糧和其他消費品供應問題。這裡的世族豪強向來在南方地區具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失去他們的支持便難以在南方立國。孫權定都武昌不久又遷回建業，原因便是江東大族反對遷都。南京鐘山龍盤，石頭山虎踞，又可借滔滔長江阻擋北方軍隊南下。杭州更是前有長江，後有吳淞江，有重江之險。南京、杭州雖未據南方中心，但與南方的其他區域交通來往十分方便。而且，自南京北渡長江以後，不久即可進入華北平原，也便於北伐。可以說，如果要割據南方，長江下游地區無疑是最好的建都區域。
總的說來，古代一般都是根據以下幾項要素，來確定建都地址的：
第一，地面要平坦開闊。都城為全國第一大城市，沒有開闊的原野是不行的。只有建築在比較平坦開闊的地方，才便於都城的布局和發展，也才有比較方便的交通系統和發達的農業生產。因此，我國古代的著名都城，特別是統一王朝的五大都城，無不位於平原上。甚至疆域面積較小的區域性政權的都城，差不多也都位於境內較大的平原上。例如，山西境內的太原、大同、臨汾，便都是在地勢比較平坦的盆地內，四川的成都更是居於全省主要平原的腹地。只有少數都城建在崇山峻岭之中，但這並不是統治者樂意選擇這種地形建都，而是境內地形都是如此，平地較少，沒有太大的選擇餘地。即使這樣，這種都城仍是建在境內地勢稍平的地方，例如河谷。
就同一都城而言，地面狀況的變化也會引起城址的變化。西漢和隋唐的都城長安都在今西安市，但兩城城址不同，變遷的原因就是隋唐要尋找較為開闊的城址。漢長安城在龍首原北原，北臨渭河。漢代以後由於渭河向南擺動，侵蝕北原，北原面積縮小。因此，隋建大興城時，把城址選在平原面積較大、便於都城發展的龍首原南原。
第二，水源要充足。都城人口稠密，需要大量的生活用水。帝王將相的宮殿園囿、溝渠池塘，需要涓涓的綠水加以美化點綴。近水擇址，也可為灌溉和航運提供方便。因此，水源對城址的選擇有很大影響。由於水源的原因，我國的古都無不是設在大江大河旁邊。西北乾旱地區河流較少，但古都也都是在水源較為豐富的綠洲上。此外，水源的變遷往往直接導致都城城址的遷移。元朝興建大都，不取金中都城舊址而選擇在它的東北郊建城，原因就是金中都城所依賴的水源——蓮花池水系已不能滿足新首都的要求，不得不移動城址，以使用新的水源——高梁河水系。
第三，交通要通暢。要將統治者的命令迅速送達全國各地，來自全國的信息較快地反饋到都城，東西南北的物資儘快地輸送到都城，都離不開優越的交通條件，首先是良好的地理位置。戰國時，秦國的三個都城雍、櫟陽和咸陽，都排列在渭河北岸，主要是因為渭河之北有一條平坦的東西大道，可以直通到當時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晉國。雖然渭南也有一條道路，但卻不如渭北的重要。北京在古代之所以發展為華北北部最大的城市和著名古都，原因之一就是位於中原北部通往東北、蒙古高原和山西高原幾條道路的連接點，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
在古代，利用河流進行水上運輸是最為便捷的交通運輸方式，但不少都城周圍缺少可供航行的河流。為此，朝廷往往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開挖運河，以彌補天然運力的不足。因此，戰國魏惠王遷都大梁的第二年，就開挖鴻溝，溝通黃河和淮河間的主要水道。隋煬帝在營建東都的同一年，便開通濟渠和大運河，使船隻可在洛陽下水，入黃河和淮河，直下江南。
第四，周圍要山環水繞，便於防守。為了確保都城的安全，不至於輕而易舉就被敵人攻佔，歷代王朝都要求都城所在區域是險要之地，今西安之所以成為古代建都時間最長的古都，其所在的關中區域山環水繞，易守難攻顯然是原因之一。不僅如此，都城的四周最好也有險可依，以資最後的抵抗。建於西安附近的古都，西周的豐、鎬，秦的咸陽，西漢、北朝、隋、唐的長安，城址都沒有越過灞水，原因是要「臨河以為淵」。因為這些王朝的主要威脅來自東部，南北流向的灞河無疑是一道天然屏障。隋朝營建的東都洛陽，南望伊闕，北據邙山，東臨瀍〔潺〕水，西接澗河，洛水中貫，顯然在選址時已考慮到防禦的需要。
如果不具備山環水繞的地理形勝，便只好在都城周圍屯駐重兵，藉助於血肉長城，由此就要大大加重都城對外地糧食和物資的需求程度。北宋初太祖之所以打算遷都洛陽或長安，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東周)、漢(西漢和東漢)故事，以安天下也」。他擔心定都開封，屯駐重兵，必然要大大加重人民運輸漕糧的負擔，「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dan單〕(意思是用盡)矣。」(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這種擔心不能說沒有道理。
第五，所在區域經濟要發達。都城既然是全國人口最多的都市，消耗巨量的糧食和生活用品，而古代長途運輸又是如此不便，如果都城所在地區經濟發達，就可以減少對外地的依賴程度。因此，古代都城的所在地往往都是經濟發達的地區。上節已經指出，唐中葉以前，我國經濟重心在北方的黃河中下游，所以統一王朝的都城設在長安和洛陽，以後經濟重心南移，迫使都城向東向南移，先是遷到靠近江淮的開封，然後乾脆遷到位於江南的南京。就全國總的經濟格局而言，都城需要位於或靠近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就次一級的區域來說，都城所在地也應該是區域內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戰國時，秦國把都城從櫟陽遷到咸陽，主要因為櫟陽所在區域多鹽鹼澤鹵地，沒有經過長期的開發改造，經濟落後，而咸陽一帶人口稠密，開發早，終南山物產豐富，取之不盡。元明清的都城北京雖然已不是經濟重心地區，但所在地也是北方經濟比較發達的區域。
第六，山川要秀麗，景色宜人。古代帝王在志得意滿，飲甘饜飫〔yanyu厭玉〕之餘，還要縱情於聲色犬馬，田獵遊樂。他們不僅在城內修建了大量的宮殿樓閣、溝渠池塘，還在城外大造離宮別館、禁園御苑。古今聞名的遊覽勝地西安驪山腳下的華清池和杭州的西湖、北京的西郊，當年都是帝王縱情遊樂的地方。由於這一原因，歷代統治者在選擇都城地址時，往往也要求都城及其附近山川秀麗，景色宜人。明朝人謝肇淛在《五雜俎〔zu祖〕》一書中分析南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原因，甚至說：「高宗之都臨安，不過貪西湖之繁華耳。」即西湖周圍的秀山麗水是促使高宗定都杭州的主要原因。
都城選址時，除了要考慮上述自然條件，往往還要取決於占卜的結果。古人認為在宇宙間存在著無所不能的主宰力量，選擇都城這種重大事情，必須徵詢上天的意見。西周修建洛邑之前，首先進行「卜宅」，即通過占卜確定在此建都是否吉利，占卜大吉，才能確定城址並正式動工。隋代在龍首原建都城，事先也經過占卜。新都開工前，隋文帝發布詔令說：「現在居住在此，只是權宜之計，既沒用筮〔shi適〕草或龜甲佔過卦，也沒對過天象，因此不能建為首都。而龍首原山川秀麗，萬物生長茂盛，經過占卜，適宜建都。」(《隋書·高祖上》)
就像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一樣，要選擇各方面都十分理想的都城同樣也是不可能的。不僅統一王朝的五大都城如此，杭州、安陽、成都等區域性政權的都城也同樣如此。因此，只能根據當時的主要矛盾和迫切需要確定都城地址。此外，都城的選址往往還要受歷史繼承性影響。
長期生活在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的人，一般是不願意輕易改變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環境的，因為舉家搬遷不是一件輕易的事。一個王朝，要在一個新的地方建都，或將都城遷到另外一個地方更非易事。這不僅是因為不容易選擇到各方面較舊都城更適宜建都的城址，主要也因為建設一個新都城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對一個尚未鞏固的新政權來說，這是一件影響民心向背的大事，不得不認真考慮。況且，舊都城經營多年，一般都建有華麗的宮殿和完善的生活設施以及發達的交通系統，可以現成利用。正由於這個原因，我國不少的古都長期延續，往往具有幾百年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