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統一以後的2000多年中，五大統一王朝的都城，即經歷了重建的發展過程，也經歷了迭為都城的轉移過程。隋唐以前，西安和洛陽為統一王朝都城所在，二地交相成為首都。北宋以後，首先在靠近江淮地區的開封定都，最後作長距離跳躍，定都於華北平原最北部的北京，中間長江流域的南京又作過幾十年的國都。
是什麼原因使一些具有幾百年建都歷史的古都衰落，失去統一王朝都城的尊貴地位？又是什麼原因使一些原本不是最重要的城市，一躍而成為統一王朝的都城？導致都城轉移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據司馬遷《史紀·周本紀》記載，西周初年，周公經營洛邑，讚美這裡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是帝王建都最理想的地方。居天下中心，讓全國各地來京師進貢納賦的里程大致相等，並便於都城與全國各地的聯繫，確是歷代開國君主選擇都城時考慮的一個基本原則。但天下之中，常會隨著國家疆域的變化而變化，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即使居於天下之中，如果群山聳立，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也不可能被選為都城。因此，「居中」還是「不居中」，都是相對而言，並不容易確定。在五大古都中，只有洛陽、開封稍為居中一點，北京、南京、西安都不居中。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五大古都變遷的軌跡，可以看到，西安、洛陽、開封三個古都成橫線排列在我國中部，恰好都在渭河一黃河南岸，是古代中原的腹心地區，而北京、南京兩個古都則成縱線，排列在我國東部，位於古代中原的邊緣。如果以時代加以區分，位於中原腹心的三個古都建都時間在北宋以前，相當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前期，位於中原邊緣的北京、南京建都在元明清，恰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五大古都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有趣排列，實在是很耐人尋味的。
古代的都城是全國政治中樞和最大的軍事堡壘，是一國的最高統治者和其家屬、臣僚、軍隊、奴僕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服務人員的居住地，居住首都的貴族、官僚、富商和形形色色的大財主一般說來都超過其他城市。出於充實都城的需要，統治者往往通過移民等措施，將首都建為全國人口最多的城市。基於上述兩方面的原因，首都一般也是全國最大的糧食和日用品消費地。而且，都城人口的大多數不是農民、手工業工人等從事勞動生產的人員，而是大量生活品的消費者。換言之，都城的糧食和各種生活用品都依賴外地的供應。在現代交通工具使用以前，長距離運輸大批貨物往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花費很多的時間。今天自北京乘飛機到杭州不過兩個小時，乘火車也只要20個小時，而古代利用當時最便捷的船隻走大運河，也要二三十天。因此，古代的都城，一般都設在經濟發達或靠近經濟發達、交通方便的地區，以便比較方便地取得所需要的糧食和物資。
西安、洛陽、開封三個早期古都都位於黃河流域，並非是偶然的巧合。遠古時代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氣候溫和、平原廣大、土質疏鬆。在當時使用木製或石制生產工具的狀況下，開發北方無疑比開發多山並且沼澤沮洳〔juru巨入〕、叢林密布的南方要容易得多。因此，雖然南方、北方都有不少具有較高水平的古文化遺址發現，證明我國文明發源地並非僅僅集中在黃河流域，但是，只有易於較早開發並且地勢低平的華北平原，最早由一個個面積較小的文明點發展為大面積的文明區。因此，夏、商、周三個奴隸制王朝都興起於黃河中下游，並以此為基本統治區域。此後直至隋唐的漫長歲月中，黃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區域。
早在戰國時代，今天西安所在的關中地區就被蘇秦譽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關中之地，占天下人口1/3，但財富占天下6/10。洛陽所在的伊洛盆地也很富裕，由於貼近華北平原，交通便利，還可就近取得黃河中下游其他地區的糧食和物產。因此，在秦統一以後直至唐朝滅亡以前這段漫長的時間中，統一王朝的都城一直在西安和洛陽二地打轉轉。不過，就定都時間看，還是定都西安的時間較長，洛陽擔任都城只是這一過程中間的200餘年。
由於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唐以前北方地區經常存在著關中和關東兩大區域利益集團。秦、西漢、隋、唐的開國君主無不是以關中為基地，征服關中，統一天下的。西安所在的關中平原農業條件居西北之冠，周圍山環水繞，易守難攻，但又獨開東面便於逐鹿中原。因此，定都於此，便擁有制服關東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地理上的優勢。
除此之外，西安面對中國的西北方向，經過河西走廊便進入西域地區，翻過黃土高原即進入蒙古大草原地帶，西面不遠又與青藏高原毗鄰。定都西安、洛陽的時期，正是來自蒙古的游牧民族參加中原逐鹿的時期，秦漢的匈奴，隋唐的突厥、黠戛斯、薛延陀、吐蕃等強大的游牧民族政權的武裝力量進入中原，分別由北面和西面指向關中平原。此外，通向西域的絲綢之路，以今西安為起點，是當時我國主要對外交通線。漢唐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盛世，統一王朝積極向外開拓，在軍事、外交、國際貿易上都十分活躍主動，西安的地理位置顯然便於漢唐王朝開展上述活動。
洛陽在西安以東幾百公里，北臨黃河，是一個小盆地，三面丘陵，地理位置較西安更為適中，水陸交通更為方便。但是，它位於關東和關中兩大利益集團的結合部，素稱四戰之地，周圍低矮的丘陵不足以作為長期抵禦的憑藉。而且，盆地面積較小，農業資源無法與西安所在的關中平原相比。另外，離各游牧民族政權所在地區和絲綢之路較遠，有鞭長莫及之感，也不便於開疆拓土和開展外交和國際貿易活動。
在西漢時代，洛陽的地位是無法與都城長安相比的。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一反舊制，定都洛陽，為的是經過兩漢之際的戰爭破壞，長安宮室蕩然，生靈塗炭，難以迅速修復。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劉秀主要是憑藉著關東地區的經濟、軍事力量而奪取天下的，他和他的主要將領出生於關東的南陽和河北地區，定都洛陽，靠近他們的故鄉，並可以憑藉關東實力去控制關中。西晉王朝是三國曹魏政權的沿襲和發展，都城因襲不變，仍定都洛陽。此外，西晉初年蜀國已經消滅，但吳國仍佔據長江中下游。洛陽較西安靠近江淮地區，定都洛陽也便於統一天下。
隋唐以後，全國政治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由於屢遭戰亂，關中生產條件有所惡化。如漢代灌溉田地四萬餘頃的鄭國渠、白渠系統，唐永徽中灌溉面積只剩萬項。另一方面，統治階級消費慾望增大，政府機構膨脹，官員及家屬人數大增，對關中以外地區糧食與物資依賴加重。因此，每年都需要把大量的糧食和物資通過水運運到長安。但是，黃河三門峽自古以水急礁多不便行船聞名天下，此外渭河含沙量很大也不利於航行，大大限制了漕糧運輸的規模。為此，隋唐不得不把交通便利，特別是水運四通八達的洛陽建為東都。隋煬帝將都城遷到洛陽，唐高宗、武則天經常率領文武百官前往洛陽，唐高宗一住就是一年以上，武則天幾乎就是住在洛陽。唐高宗和武則天居住洛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就地消費來自南方和關東的漕糧和物資，史稱皇帝「就食」，這就預兆著西安作為統一王朝都城的歷史即將告終。
唐中葉以後，北方戰亂時間較長，人口大量減少，經濟日益蕭條。而秦嶺一淮河以南地區，除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的江淮地區有時受南北戰爭影響之外，其餘廣大地區都比較安寧，經濟發展不僅沒有受到戰爭的不利影響，反而由於大批掌握較先進生產技術的北方人民避亂遷入而大大加快。唐後期南方已成為我國糧食和紡織品的主要生產地區，加上北方藩鎮割據，糧食和賦稅都不上交中央，中央政府的漕糧和財政收入不得不依賴南方。此外，唐中葉以後絲綢之路中斷，海上交通成為主要對外交通方式，位於內蒙古東南部的契丹族興起，成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脅，使西安失去昔日便於開展外交、軍事和國際貿易活動的優勢。上述這些變化，使西安難以繼續擔任全國政治中心。開封居黃河與大運河交匯處，比較靠近江淮地區，由於這一交通優勢，唐後期以後地位日益上升，終於取代西安和洛陽，成為統一王朝都城。
不過，開封周圍沒有山河之險，又是歷史上戰爭很多的四戰之地，不容易防守，因此北宋開國皇帝太祖趙匡胤本人對建都開封並不滿意，他心目中的建都之地仍是自古帝王都選作都城的長安和洛陽，幾次有往西遷都之意。他之所以最終沒有遷都，原因在於開封可以就近得到江淮的漕糧和物資，這是定都長安和洛陽所不及的。大將李懷忠勸趙匡胤不要遷都，所說的就是這一番道理。他說：「開封有汴渠(即大運河)之便，每年可運江淮糧食數百萬斛(十斗為一斛)，京師兵將幾十萬人都要吃江淮糧食，您居住洛陽，到哪裡去取江淮的糧食呢？」(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
依賴江淮糧食的豈止軍隊，就連開封的一般民眾也不例外。由於離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