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誤用照片的原委，迄今我巳三次會見記者並發表過一些片段的文章做了說明，但是，一部分報道與事實有出入，而且流傳著種種揣測，作為作者來說，必須儘早查明真相，澄清事件的整個過程。
我在《惡魔的飽食》一書中，嚴正地揭發了日本軍國主義所犯的罪行。我本人也是一名戰爭受害者，憎恨軍國主義，反對復活軍國主義，這就是我寫這部書的動機。在執筆的時候，我預測到厭惡這種揭發的人士會加以嚴重的阻撓和干涉，可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誤用照片問題表面化之前，沒有發生任何阻撓，這倒使我感到意外。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看，那是暴風雨來臨之前的平靜。對一部分日本國民來說，本書是個極其痛苦的存在，他們是否一直在伺機進行反撲，這一點，我有所感覺。
《惡魔的飽食》現已超出了「誤用照片問題」的範圍，已成為涉及日本言論和表現自由的重大問題。如果《惡魔的飽食》不能繼續公開發行的話，那麼，今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寫作和出版，將會明顯減少。
這種情況，將會加速日益發展中的右傾化，成為復活軍國主義的土壤。這樣，我的責任就不僅僅是個「誤用照片」問題，責任就更加重大了。
從上述意義出發，我一直在為澄清「誤用照片」的真相而努力，然而事態是反覆不定的。在新聞媒體的包圍下，提供無關照片的A先生的心理發生了動搖，所以，為了得到確鑿的證詞，我們耐心地等待事態平息下來。
1982年10月24日下午2時，在東京千代田區新大谷飯店，終於會見了A先生。我用了5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詳細地詢問了事情的經過。結果，我認為這件事已真相大白，便借用《文藝春秋》雜誌，予以發表。
迄今，A先生幾次推翻他的證詞。為了確保證詞的可靠性，決定在極其可靠的證人列席的情況下進行會見。住在千葉縣船橋市經營商業的岡本進先生（49歲）是A先生的摯友，他是站在保證A先生話的可靠性，以及我們（我和下里）不對A先生加以誘導性提問，以保護A先生的權利和利益的立場上而列席的。
岡本先生與A先生約定，這次談話不要有任何謊言。我們是以相信A先生的談話內容真實可信為前提進行了會談。A先生不善於邏輯性的談話，寡言少語，有些情況又記不清，讓他開啟這張嘴，喚起他的記憶，說出事實真相，是一項很需要耐心的工作。
我和協同我採訪的下里正樹先生提出問題，A先生對問題的回答都收錄在大小兩台盒式錄音帶里。在會見期間，岡本先生始終在座，從未中途離開過。
事件起因於1982年9月14日晚11時左右。我和下里先生第二天要出發去中國採訪旅行（為寫《惡魔的飽食》第三集），住在成田機場的成田旅館。就在這時，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記者牧作樹先生等人的採訪，我們才知道《惡魔的飽食》（第二集）使用的35張照片中，有20張與本書中的731部隊完全無關，是明治45年發行的《明治四十三、四十四年南滿洲鼠疫流行志附錄照片集》（滿洲日日新聞社發行）中收集的照片。為什麼會發生這樣「誤用照片」的事件呢？得到有問題的照片是1982年2月上旬，一個自稱讀過《惡魔的飽食》第一集的讀者「竹內」（據光文社的電話記錄），給光文社打電話說：「有人保存著大量有關731部隊的資料和照片。」從光文社得到通知後，我立刻讓下里先生去會見此人。他就是提供「無關照片」的A先生。但那時A先生的住處和姓名是保密的，只留下了第一個通報者的電話號碼。
2月20日，下里先生通過竹內先生（後來得知此人是A先生的兒子）的介紹，見到了A先生。A先生出示了石井四郎的親筆信、日記、731部隊人員給石井的信件以及長靴、軍帽、醫療器械、地圖、石井與家屬的合影等，共約60件。同時，A先生還拿出了包括20張（當天交給8～10張）「無關照片」在內的26張照片（後來合計）。其中也包括了在《惡魔的飽食》（第二集）中刊載的照片，即①～④的731部隊設施的航空照片（實物）。發生問題的與本書無關的20張照片是翻印的，文字說明的地名、年號及其他能辨別出與731部隊無關的紅十字記號都用墨水塗掉了。
當下里先生問及有沒有原版照片或底片時，A先生始終回答說：「有，但是與石井三男（石井四郎的胞兄）夫人約定，不能出示實物。」
因為這些無關的照片是和石井四郎的日記、石井家族的大量信件、家屬的照片、731部隊設施的航空照片等一起拿出來的，所以，下里先生對其真實性深信不疑。當他要求A先生請求提供時，A先生不肯應允。為此，我打電話勸說A先生。他終於答應提供給我們。但是A先生說，新聞媒體不可信，要求由他在場的情況下複製照片。於是，A先生在20日晚與下里先生一起在《赤旗》報編輯部攝影室里進行了複製，然後將照片退還給A先生。
在A先生向我們提供包括「無關照片」在內的一系列資料時，很怕公開自己的身份。他向下里先生提出，他的住址和姓名要絕對保密，除下里先生以外，連我也不能告訴。因此，下里先生推斷A先生是石井家族的一員，他的背後可能有複雜的人事關係。為了對A先生的身份保密，我們就說他住在鹿兒島。下里先生對於A先生的約定，一直信守到10月3日，第二次會見記者的前夕。在此之前，我本人沒有直接和A先生接觸過。
下里先生和我商量，在會見記者時，是否公開A先生的身份。我和下里先生商定，考慮到應該信守提供資料時的約定，決定仍對A先生的住址和姓名保密。
有些新聞媒體巳公開了A先生的姓名和住址，但我們決心始終堅持使用A先生這一稱呼。
聽說發生了「誤用照片」問題，新聞界人士蜂擁到原731部隊人員那裡，但我對隊員的住址和姓名始終是保密的。原部隊人員的住址和姓名是新聞界自己打聽出來的。
以上是A先生提供「無關照片」的大致經過。下里先生把這些照片拿給7名原731部隊人員看過（其中有兩名是通過電視看的），都認為是731部隊有關的照片。我也對這些照片進行過檢查，考慮到A先生提供的一系列資料是從石井四郎的胞兄、731部隊動物房負責人石井三男的妻子敏子那裡得到的，所以認為是真正的731部隊的照片。
關於讓原731部隊人員確認無關照片的問題，也是有爭議的。由於當時，我對這些照片信以為真，所以沒有抱著讓他們「確認」和「鑒定」照片的態度，而只採取了「我們得到了這些照片，請看一看」的方式。看過照片的原731部隊人員也沒有意識到這是請他們進行「確認」和「鑒定」。
即使請求他們進行確認和鑒定，也絕沒有轉嫁責任的想法，也沒有推卸作者責任的意思。但是，我只聽說原731部隊人員也已看過，就放心了。
關於「無關照片」的說明文字用墨塗抹的問題，在戰爭時期，一些涉及軍事機密的照片說明都是釆用用墨水塗掉的方法，所以，反而更使我確信它是機密照片。
後來，《赤旗》報修版人員誤認為一張照片中第號人物臉上的墨跡是照片上的污點而進行了修整，從而使其錯上加錯，導致了愈加激烈的糾紛。其實，這只不過是校對、修版上的一個失誤而巳。
我們對誤用的照片上附加說明被看做是「篡改歷史」而遭到責難，有的人甚至說這是日本共產黨的政治性謀略。其實，只是在採用照片時，由於我確信這些照片是真實的，才附加說明。問題是這些誤用的照片，全都是照應第一集的內容。因此，針對第一集的有關部分附加了說明。除此之外，別無他意。
所有的採訪，並非完全委託下里先生一個人，而是我們兩人一起四處奔波獲取材料，並且是經過我的檢查才決定取捨的。所以，最後判斷和責任，始終在我。
10月3日晚，對於我和下里先生的提問，A先生堅持說，照片從石井三男夫人那裡得到的時候就巳塗抹過了。可是，第二天會見記者時，他推翻了前一天所說的證詞，說是「自己用墨水塗抹的」。但這究竟是何理由，當時沒有弄清楚。
10月24日，在新大谷飯店和A先生會見時才弄清事實。除重複部分以外，會見約談了5小時。在A先生的證詞中，家屬的人名仍隱匿起來。
一、與石井三男夫人的關係：大約10年前，由花匠的哥哥介紹去她家的，後來逐漸熟悉起來。
二、到夫人家去過的次數：從10年前算起，直到三男夫人去世前一年（即4年前），至少去過十七八次。
三、什麼時候用墨塗抹照片的：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間。
四、用墨塗抹的動機：金錢和收藏家的虛榮心。
五、幕後關係：絕對沒有，都是自己個人的意志。
六、兒子失蹤與事件的關係：毫無關係。兒子是因私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