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上午8時15分，我們乘火車離開瀋陽。在這裡雖然僅停留了兩天，但我覺得待的時間似乎很長。到車站為我們送行的有韶華先生、陸明友先生和金良模先生等人，大家依依惜別。
從瀋陽到北京約11小時的旅程。若乘飛機只要一個多小時就到了。我是特意提出希望乘火車的，因為乘飛機領略不到中國大地的遼闊。我坐在火車上，反覆回味著這次中國東北之行，覺得這次旅行似乎很長又很短，很短又很長，也許由於在短短的時間內進行了爆炸式的採訪，覺得它很長。我背包里「滿載」著材料，一切都是雜亂無章地塞在裡面。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材料缺乏整理，顯得零散，為此感到有些不安。
為了整理眼花繚亂的材料，我想利用火車來結束這次旅行。
去北京乘坐的是四人一間的軟席卧鋪。車內幾乎坐滿了軍人、幹部模樣的乘客。看上去中國人好像都穿著一樣的人民裝，但根據各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布料和手工各不相同。工人的人民服是棉布，手工也比較粗糙；高級官員的人民服，衣料和手工都是上等的；軍人中，軍官服四個兜而戰士服只有兩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為什麼不能消滅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序列呢？記得九年前訪問蘇聯時，看到蘇聯火車的等級分得比日本還要細。我問列車員：「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把等級分得這樣細呢？」得到的回答是：「能力有大小的差別嘛！」順便說一下，聽說目前中國薪金的等級序列大致如下：
副總理 400～500元
部長 200～300元
司長 140～200元
處長 80～150元
科長 60～90元
科員 40～80元
即使中國，薪金從最低到最高相差也有10倍以上。列車經過錦州一路南下，窗外一直是一派壯麗的景色，風很大，草木隨風搖擺，在塵沙飛揚的地平線上儘是巍然聳立的石山。
沿途幾乎看不到人影，說中國人口過密，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也許人們都集中到城市裡去了吧。據說，北京為了控制人口的增加，禁止往市內調人。
中國現在正處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之中。粉碎「四人幫」之後，把四個現代化列為國家的目標，要在本世紀末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立於世界前列。為此，舉國上下，充滿著努力奮鬥、團結向前的氣氛。街上到處都是「建設光明的社會」式的標語，把個人凝聚在一起，向著統一的目標，令人覺得有些喘不過氣來。
對中國人來說，日本那種對青少年明顯有壞影響的自由演出，低俗的電影、電視節目或自由出版書籍等似乎是無法理解的。
我在所到之處，常常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思想、信仰、言論和表現的自由？」
對此，一位中國作家意味深長地回答說：「自由是根據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和社會結構等因素決定的，不能一概而論。考慮到日本和中國的情況不同，就會理解的。中國也有思想、信仰、言論和表現的自由。」這一席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的確，日本正處於自由的洪水之中，在藝術的糖衣掩蓋下，正在爭取一切表現的自由。對人生來說，究竟需要公開到什麼程度呢？我主張在自由旗幟下，極端曖昧的性表現不應成為禁忌。解除對性（淫猥）表現的限制不可怕，可怕的是領導掌握表現自由的管制權。
但是，在一個國家裡，全民團結一致「建設光明的社會」，解除對色情的禁令，恐怕是講不通的。
我們日本，過去由於錯誤的領導人而把舉國團結一致引向了錯誤的方向。我衷心地希望中國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實現全國統一的意志，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林紹綱先生和我開玩笑，相互換穿了衣服。林先生變成了日本人，我變成了中國人。僅從面孔看，幾乎分辨不出。在歷史上、地理上和文化上，兩國國民都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這一點是自不待言的。可以說在民族上有著血緣的關係。
正因為如此，過去把「滿洲」看做日本的生命線，軍部甚至拋出謬論說：「從歷史關係來看，滿蒙應屬日本民族。」
夕陽照射著窗外壯麗的景色。火車從無人的曠野逐漸進入市區，那是天津。
9月30日，我們迎來了離開中國的日子。在兩周的逗留期間，我們同許多人有過許多令人難以忘懷的會見，獲得了很大的收穫。
在告別中國之際，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遺憾。1945年11月上旬，東北民主聯合軍第一縱隊衛生部長賀誠先生曾參加中蘇聯合調查團前往731部隊設施舊址進行過調查。我希望同賀誠先生見一面，但是，當時他身患重病，正在住院。
在訪華前，曾經參加過該調查團的日本人D·S先生向我們介紹了賀誠先生的情況。我們期待著見到賀誠先生，那時就可以查明731部隊撤退後中蘇聯合調查的記錄。
但是，哈爾濱市地方史學會、中國作家協會黑龍江分會以及平房區人民政府都不知道在日本投降後中蘇聯合進行調查的事實。也有中方有關人士否定這件事，他們認為，戰爭結束時十分混亂，中蘇兩國不會聯合起來，進行這種調查。
戰爭結束時，在中國東北地方的日方人員也認為，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東北民主聯軍，1945年11月時，照例不會進入哈爾濱周圍地區。
也有人主張「1945年戰爭結束前後，哈爾濱還在國民黨政府軍隊的統治之下，林彪指揮下的東北民主聯軍的總部設在佳木斯，賀誠先生等人理應在那裡。再者，戰爭結束後，根據《中蘇友好條約》，蘇聯約定只向國民政府軍提供軍事援助，不會和中共軍隊聯合進行調查」。
對此，D·S先生說：「戰爭結束時，哈爾濱地區十分混亂，蘇軍、國民政府軍和中共軍隊的勢力都進入這一地區，哈爾濱市區大致在國民政府軍的統治之下，而周圍郊區則在中共軍隊的控制中。蘇軍和中共軍隊在地下保持著聯繫。」
總而言之，1945年對中國來說，是中共與國民黨政府爭奪統治權的特殊時期。
順便說一下，中共紅軍（中國工農紅軍）在1937年8月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後，改編成了八路軍，它和留在以江西省為中心的舊蘇區的游擊隊新四軍，構成了中共的主力軍。開始時約有5萬人的兵力，到了1945年超過了128萬人。作為抗日戰爭的第一目標，提出了解放「滿洲」。
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同時，國民政府軍隊為了單獨控制滿洲，調遣了大量兵力北上，到處肆意燒殺。因此，八路軍調遣主力北上，與之進行對抗。
負責指揮解放「滿洲」的是當時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中國戰士出版社出版），1946年1月，東北抗日聯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期間，中共改編八路軍，把東北民主聯軍、新四軍和華南的游擊部隊統一起來，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總之，中日戰爭結束時，在華日軍面臨著國民政府軍、中共軍隊、蘇軍和美軍等同時要求解除武裝的困境：「一天之內來要求日軍繳械的人，不下10次之多。」由此，不難想像，當時哈爾濱和東北地區亂到了什麼程度。
即使賀誠先生健康，但是，日本投降以後，中國經歷了國共內戰和「文化大革命」兩次大風暴，在這個過程中，也許尚未建立起檔案系統，中蘇聯合調查的記錄，究竟是否保存下來了，尚屬疑問。唯一的希望是賀誠先生的記憶。可是，他重病在床，只能祝願他早日康復。
9月27日，已是臨回國的日期。我們應遨同戲劇作家夏衍先生座談。他是中國文學藝術家聯合會副主席、中國筆會中心副會長、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
夏衍先生生於1900年，1929年創立了中國最早由共產黨領導的劇團「藝術劇社」，並投身於抗日運動。他曾以《救亡日報》編輯身份，轉戰於廣州、桂林和香港等地，最後來到重慶。他的代表作有：《法西斯細菌》、《考驗》、《祝福》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盡折磨，曾一度被隔離審查。粉碎「四人幫」以後，作為中國文化界的權威又重新活躍起來。考慮到夏先生巳是82歲的高齡，原來預定只座談15分鐘左右，但是夏先生談笑風生，座談竟達一個半小時以上。夏老談話的內容涉及文學、戰爭與和平、抗戰時期的回憶等多方面。真看不出是位年過八旬高齡，身心都老當益壯的人。
初次見面，寒暄之後，夏先生談到教科書問題。他的話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他說：「我們打算忘掉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所犯下的無數罪行。可是，現在日本的一部分人卻說什麼沒有進行過侵略，並且要支持和復活軍國主義，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回顧37年前的往事，將侵略史實公之於眾。」歷史的見證人夏衍先生，曾為抗擊日本的侵略，挺身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