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我們從長春乘飛機去瀋陽。儘管飛機是上午8時起飛，時間比較早，許行先生、王玉臻女士、王文潔女士以及吉林人民出版社徐秉潔先生和馮剛先生等，還是都趕來送行。雖然我們逗留時間不長，但每次向中國的一座城市告別時，都感到與結成朋友的人們有一種依依惜別之情。他們熱誠的款待，使我們留戀之情深深地扎在這短暫停留過的土地上。
從長春到瀋陽，乘坐的是蘇制安24型雙引擎飛機，用了40分鐘。在40名乘客中，除我們外都是中國人。聽說，他們都是因公出差的幹部。大家把空中小姐贈發的紀念章都珍藏起來。
訪問瀋陽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參觀731部隊第二任部隊長北野政次中將曾在那裡取得微生物教授職稱的偽滿洲醫科大學舊址，現在是中國醫科大學；二是參觀1932年9月關東軍在撫順市近郊平頂山屠殺3000人的遺址。據說，那裡現在成了紀念館，還保存著遇害者的屍骨。
飛機準時抵達瀋陽。在機場，我們受到中國作家協會遼寧分會副主席韶華先生、於鐵先生等人的歡迎。來到瀋陽，又立即感到了夏天的炎熱。這裡比哈爾濱、長春的氣溫高得多。瀋陽的街道比長春更有活力，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車輛，給人一種雜亂的印象。瀋陽曾經是清朝的都城，古都歷史悠久。在工商業者居住區內，有不少行將倒塌的房屋。
去旅館之前，韶華先生領我們遊覽了瀋陽故宮。他建議我們不要放棄一切參觀，只為尋覓731部隊舊址而忙碌，也要放鬆一下才好。他面容光澤，目光溫和，是一位完全可以用慈祥來形容的態度和藹，舉止大方，具有長者風度的人。
瀋陽的故宮，興建於1625年，是僅次於北京故官的清朝皇宮。參觀過北京故宮之後，這裡就是小故宮了。但是，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令人感到它是巧奪天工的古代建築藝術的彙集。
當地報紙的記者背著攝影包對我們進行了採訪。中國醫科大學的校園很寬敞，膚色不同的各國留學生夾雜在中國學生中間，談笑風生，有的正在興緻勃勃地玩手球。
在接待室里，醫科大學外事辦公室副主任趙文義先生扼要地向我們介紹了學校的沿革。
他說：「醫科大學前身是毛澤東於1931年在江西瑞金創立的『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二萬五千里長征時，跟隨毛主席遷到延安。」40年在延安改名為『中國醫科大學』。1948年瀋陽解放時隨軍入城，接收了偽滿鐵股份有限公司創辦的偽滿洲醫科大學和偽滿瀋陽醫學院。以此為基礎，成立了今天的中國醫科大學。它巳有51年的歷史，為中國醫學界培養了2萬多名醫學幹部。每年招收400多名學生，校內設醫療、衛生和兒科三個大系，還辦了口腔班和法醫班。為了促進同日本、歐美各國的醫學交流，還開設了日語班和英語班。學生學習一年外語之後，再用日文或英文專攻醫學。醫科大學同日本的學術交流尤其頻繁，而且在探討學術問題時，幾乎不用翻譯。現在有18個國家的留學生在這裡學習。
「這所大學同日本有著密切的關係，是有其歷史的原因。同時，也有許多中國人在這裡曾經遭受過日本軍國主義的迫害。」
趙先生最後說：「森村先生一行，為調查日本軍國主義所犯的罪行來我校訪問，這對進一步加強中日友好是很有意義的，對此，我們表示感謝。」
接著，趙先生向我們介紹了在座的微生物學講師周正任先生和解剖教研室講師張崑先生。
周先生領我們來到校舍最裡面的一個房間。在充滿福爾馬林氣味的狹長房間里，雜亂地擺著裝有各種標本和文獻的柜子、桌子和像棺材一樣的長方形箱子。
這裡是解剖室。長方形箱子是存放用防腐液浸泡過的屍體的「棺材」。隔壁是停屍間，有許多屍體，還沒有進行充分的消毒處理，所以不能參觀。他告訴我們，桌子上陳列的許多標本是人腦的切片。這使我們驚訝不巳。
作為用顯微鏡觀察的標本而被固定了的人腦切片，經過染色、蠟浸之後，像冰冷的黑色礦物的碎片一樣。我馬上聯想起調味用的干松魚片。這簡直就是用人體造的「干松魚片」。
這些大腦標本，是否是從活人身上釆集的呢？這像是把新鮮的鰹魚的肉，乾燥後製成的標本。也許是用活人製成的腦標本。當周先生拿給我們看一篇題為《中國北方人大腦皮質……》的研究論文時，這個問題得到了證實。這篇論文的作者和標本的製作者是「滿洲醫科大學解剖教研室」的竹中義一、大野憲司、鈴木直吉、五十嵐稔、土岐勝人等日本醫學家。
在這些論文中，竹中義一是漫不經心或是有意地寫著：「……經常有機會獲取極為新鮮的、健康的，特別是沒有精神病病歷的中國北方人的大腦……」
周先生還向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證據，那就作為日本仙台帝國大學解剖學研究成果，偽滿洲醫科大學解剖學教研室主任鈴木直吉教授1942年用英文發表的論文《中國人腦髄的組織研究》。在這篇論文的第二節「材料與方法」里寫道：「頭部細胞學構造的研究，是切下一個個腦細胞來進行的。每個標本卡片都是用智力正常，沒有生理疾病，健康的中國成年男子的腦髓製成的。」周先生還講了當時在「滿洲醫科大學解剖學教研室」當勤雜工的張佩清先生的回憶，他曾親眼見過當場對8個活人進行解剖的情景。這些在本多勝一先生寫的《中國之旅》一書中已詳細介紹過，這裡不再贅述。
偽滿洲醫科大學的前身，是日本在1911年創建的以「研究中國醫學」為幌子的「南滿醫學堂」，1922年改稱「滿洲醫科大學」，成為以中國人為實驗材料的日本軍事醫學的發祥地。
走出解剖學教研室，我們來到了被校舍環繞的院子里。在院子一角的地上有一個像水泥箱子般的突出物，從外觀上看，就像公共住宅區的垃圾集聚處。入口處有個嵌著鐵欄杆的門，推開後就是通往地下室的台階。
下到台階底下，有一個小地下室。天花板很矮，兩側的牆壁上設有三層水槽似的水泥隔板。我想起我們在平房見過同樣的地下室。不同的是，在裡面的牆上建有一個刻著「群靈碑」的船形二層石塔。走近一看，基石上嵌著一塊刻有「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建立，北野政次」字樣的銅牌。
周先生說：「這個地下室是北野飼養實驗動物的地方。在這裡專門飼養『滿洲』產的灰田鼠。地下室的溫度保持在適宜灰田鼠生存的15℃左右。北野發現，使小動物在黑暗恆溫的地下室里處於半冬眠狀態後，注射斑疹傷寒菌，就能很快地發病。北野巧妙地利用小動物的生理周期來生產斑疹傷寒疫苗。
根據周先生的介紹，我們才弄清楚平房地下室的真正用途。當時估計為」彈子倉庫「的地下室，其實是飼養實驗用小動物的飼養室。
周先生還說：「北野給13名中國人注射了大概是在這地下室里培養的斑疹傷寒菌，並且進行了人體實驗，殘殺了5個人。北野在自己的論文里還介紹了這一實驗。把活人當做實驗品，良心卻不受任何譴責的北野，竟然會為供實驗用的灰田鼠立碑。」
聽了周先生的講解，我聯想起德川綱吉的「生靈憐憫令」。沒有子嗣的綱吉，從生母桂昌院所崇信的隆光那裡得知「沒有兒子是前世殺生太多的報應」的說法。他為了消除自己業障而發布了世界上最可惡而愚蠢的法令——「生靈憐憫令」。為了慰藉實驗動物靈魂建立「群靈碑」，這種想法與動物的生命優於人類的觀點是相同的。他們兩人的罪孽不同：綱吉是出於迷信，而北野則是在探索醫學的過程中踐踏了醫學者所應有的理念。
群靈碑鮮明地象徵著731部隊醫學者的本質。與其說他們是醫術優先於醫道，莫如說他們為了探求（醫）道而喪失了（人）道。
偽滿洲醫科大學是以中國人為實驗材料，為研究軍事醫學而設立的「醫學機構」。也就是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把中國人當做人來看待。大日本帝國和大和民族凌駕於世界和人類之上的傲氣，促使他們把中國人作為絕好的實驗材料，將醫術和醫道本末倒置了。
731部隊在「為了探求真理」的名義上，又加上了「為了國家」的大義。也就是說，實施了「雙重的正當化」。
周先生向我提供了中國方面關於北野政次1939年寫的以《斑疹傷寒預防接種的研究——自製斑疹傷寒疫苗的人體實驗》為題的研究論文。北野的這篇論文是使用了13名健康的中國人作為實驗材料而寫出的。以下是論文中關於人體實驗部分的摘要。
這個材料是我們在清理階級隊伍，徹底調查日本侵略軍和國民黨的有關資料時發現的。偽滿洲醫科大學微生物教研室有個叫北野政次的主任教授。他是在美國的保護下至今未受任何制栽而逍遙法外的細菌戰犯。他於1939年2月發表了以《斑疹傷寒預防接種的研究——自製斑疹傷寒疫苗的人體實驗》為題的論文。這是用我國愛國同胞來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