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每天記日記，除了對每天言行進行檢查、反思外，還經常提到自己的經濟狀況。
所謂「水至清則無魚」，聖人也不是那麼好當的。聖人生活也離不開錢，曾國藩一生在處理經濟收支問題上花了大量腦筋。曾國藩的「清」是基於自己的原則，「濁」則是對官場潛規則無可奈何的退讓……
一
如果要填出身成分，曾國藩應該在表上填上「地主」二字。不過為了準確，前面應該加上一個「小」字。
劃成分主要看人均土地。嘉慶十六年曾國藩出生時，他家裡共有一百多畝田地，一共八口人，人均十二畝半。
和我們想像中的地主生活不同，在普遍貧困化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僅止於吃飽糙米飯，頂多偶爾還可以吃到半個鹹鴨蛋而已。曾國藩家是在祖父曾玉屏手裡發達起來的，曾玉屏一生勤苦，成為小地主後，仍然一早一晚親自澆地灌田。雖然家裡雇了長工，但是他還是堅持自己種菜，親手養豬養魚，一天到晚也不閑著。甚至在曾國藩點了翰林成了京官後，祖父仍然親自下地拾糞、種菜。在祖父曾玉屏的帶領下，曾家一家都勤奮刻苦，節儉異常。院裡屋外，永遠收拾得乾乾淨淨，幾塊菜地，侍候得無微不至。全家上下都有一種奮鬥向上的心氣。
至於曾國藩姥姥家，境況遠不如曾家。曾國藩母親江氏本也算出身殷實人家。但她父親「輕財好義」，大手大腳，不善持家，「家遂中落」。到曾國藩長大之後，他的舅舅一輩多落到下中農甚至貧農水平。
湘鄉曾氏明清兩朝五百年來沒有出過一個秀才。祖父曾玉屏下決心供孩子讀書。兒子花了幾十年沒讀出去，人到中年才勉強中了個秀才。他轉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孫子身上，特別是最聰明的大孫子曾國藩。
道光十八年春，二十七歲的曾國藩成為湘鄉曾氏數百年來的首名進士。
自捷報傳到白楊坪那一刻起，湘鄉曾家的居家氣象立刻變了。上等的木器傢具運進了原本簡陋的農居，祖父曾玉屏和父親曾麟書出門應酬時也坐上了轎子。曾家日常生活雖然不常大魚大肉，但宴客時已經能上「海菜」了。
這就是所謂的「鯉魚一躍過龍門」。
是什麼使曾家一下子翻天覆地呢？雖然中了進士，步入仕途，但並不是馬上就有大筆收入。而且，清代的翰林官員工資十分低微。那麼，曾家的錢是從哪兒來的呢？
當然是借來的。曾國藩成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資十分有限，但「邊際效應」卻相當大。一個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支極具投資價值的潛力股。新科進士翰林公，前途實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濟也是個知縣，混得好的，部堂總督大學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報傳出，前來攀附者立刻絡繹不絕。在曾國藩點翰林之前，曾家儘力巴結，也沒認識幾個衙門裡的胥吏。點了翰林之後，湘鄉縣令馬上坐著八抬大轎，前來曾家拜訪，和曾國藩稱兄道弟，把手言歡。曾麟書被知府和知縣尊稱為「老太爺」，內心得意非常。
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寫的，范進在未中舉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舉當天，他岳父就拿著數千錢趕來，鄰居們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讓他順利地打發了報喜的「報子」。在那之後，更「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仆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環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
二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到達北京，授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他官運極順，在道光二十三年又因翰林考試成績突出，連升四級，由從七品授任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
雖然仕途如此順利，但曾國藩翰林生涯的經濟狀況始終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窘」。借貸和哭窮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經濟生活的主旋律。有兩個證據可以很好地說明他的窘迫情狀。
一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僕人陳升發生了一場衝突。因為窮困拮据而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升看不起。在這場口角衝突後，陳升捲鋪蓋另尋高枝去了。這件事使曾國藩頗受刺激，還寫下了一道《傲奴》詩：
……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
另一件證據更有說服力。
曾國藩為人重於感情，對親戚關係十分重視，稍有餘力，必加周濟。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國藩進京為官前，曾專門去看望幾位母舅。當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為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時，向他預約工作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長沙，臨別握著曾國藩的手說：「明年我親自送外甥媳婦（曾國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國藩享兩天福。曾國藩說：「京城苦，舅勿來。」南五舅說：「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當官的地方待兩天。」說話間已經泣下。
曾國藩進京為官，使得所有親戚對他寄予厚望，認為天子腳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們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國藩當官已經好幾年，卻沒有餘力周濟他們。五年後江永燕貧病而死，沒沾到外甥一點光。大舅也依然沒有房住，南五舅也沒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為國家儲才之地，地位清要，然而經濟待遇卻特別低下，以至於被人稱為「窮翰林」。解剖曾國藩這個典型，我們對清代京官俸祿之薄可以有一個具體的了解。翰林院檢討等職，其地位略似今天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各級研究員，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打交道，經常出席各種重大典禮，面子上十分風光。然而與此相對照的是，翰林們的經濟待遇卻特別低下。在清代俸祿體系中，曾國藩這樣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兩。乾隆體恤京官不容易，規定從乾隆元年起，京員例支雙俸，也就是開雙份工資。加上四十五兩「雙俸」，不過為九十兩。此外還有四十五斛（二十二點五石）「祿米」。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來源。以一石糧食值一兩五錢四分銀子計算，數項相加，不過一百二十四兩六錢五分。換成人民幣，不過兩萬四千多元。以這點工資，養活今天的一個京漂尚且困難，何況一個拖家帶口的京官。
清代京官之窮，今人實難想像。有記載清代京官有人窮到「不能舉火」。清李慈銘記載他一個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筆記中，有翰林曾作詩這樣描述自己的悲慘生活：「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師門三節兩生日，例饋賀儀銀二兩）。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更為傳神的是這樣一條諺語：「京諺有雲，上街有三厭物，步其後有急事無不誤者：一婦人，一駱駝，一翰林也。」因為窮翰林買不起車，只能走路上班，偏偏還要擺架子邁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後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難言。
曾國藩進京為官前，他那富有遠見的老祖父就對家裡人說：「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可靠他吃飯。」這句話一方面說明老人深明大義，不願以家累拖累曾國藩仕途上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說明翰林之窮是全社會都知道的事實。
三
那麼翰林曾國藩的生活質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讓我們從衣食住行幾項來觀察一下曾國藩的支出情況。因為《湘鄉曾氏文獻》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賬簿，所以我們以道光二十一年為觀察重點。
曾國藩在京期間的一個主要支出項目為房租。身為朝廷命官，住宅須配得上官制威儀，因此自然不能蝸居斗室，或者和那些賣大白菜的做豆腐的擠在一個大雜院里。所以京官們雖然窮困潦倒，卻多租住大宅，講求寬敞氣派。稍晚於曾國藩的李慈銘在京官期間，租居位保安寺街故閩浙總督舊邸，有屋二十餘楹，有軒有圃，花木蔥鬱。這是當時京官的常態。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國藩搬到繩匠衚衕，房十八間。曾國藩在八月十七日家書中說，「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如此算來，則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兩銀子，用去全部薪水還不夠。總計道光二十一年房租和搬家裝修費用，共花去白銀七十五兩三錢三分。
另一項最重大的花費就是社交應酬。京官的工作很清閑，他們的主要生活內容，就是日日聚宴，因為這是他們建立人際網路的最重要方式。每天晚上，北京著名的館子門口，停的都是官員們的車馬。清人張宸的《平圃遺稿》說，京官聚宴習以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於人數」。也就是說，別人請客你不能不去，別人請客你也不能不回請，否則你就不是圈子裡的人。清人李慈銘的日記中載，自己一年支付各個酒店的飯錢就達百餘兩，而據他自己說，因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並不算大。
曾國藩生性喜交遊，我們根據《湘鄉曾氏文獻》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數據，對曾國藩這一年社交花費進行一個不完全的統計：
正月，團拜分貲二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