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五十五歲的曾國藩在家書中對弟弟曾國荃回顧了他一生三次「為眾人所唾罵」及三次軍事大失敗：
余初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繼為長沙所唾罵，再為江西所唾罵，以至岳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齒多矣，無一不和血吞之。
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對曾國荃回顧了平生「四大塹」：
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咸豐三年六月被趕出長沙）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發佾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豐四年）岳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峰寺，為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豐五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
綜合這兩封信，讓我們來曆數一下曾國藩平生的五大恥辱。
第一次是「壬辰年發佾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這一年二十一歲的曾國藩又一次參加秀才考試。也許是天資確實鈍拙，也許是父親兼老師曾麟書的教育方法有問題，曾國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孫山。道光十二年這一次，曾國藩考前下了苦功準備，考後也自覺發揮不錯。結果發榜之日，卻被學台（即湖南省學政，相當於今天的省教育廳長）懸牌（發布公告），責其「文理太淺」，以佾生註冊（「佾生」是指考秀才雖未入圍但成績尚好者，選取充任孔廟中祭禮樂舞的人員。獲「佾生」資格則下次考試可免縣試、府試，只參加院試即可，故稱「半個秀才」）。
在一般人看來，獲得「佾生」資格也算是小有收穫，值得祝賀。曾國藩卻視在大庭廣眾之下被懸牌批責為奇恥大辱。回到家塾「利見齋」，他閉門不出，咬牙發憤。沒想到這一次「懸牌批責」，居然如當頭棒喝、醍醐灌頂，學了十六年也沒有學通的曾國藩有如桶底脫落，豁然貫通，突破了父親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筆思路，文理大進，轉過年來，第七次參加考試，終於中了秀才。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國藩一生功名的開場鑼，又一年，他就中了舉人，又四年，中進士，點翰林，從此飛黃騰達。
一
第二次大辱，曾國藩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余初為京師權貴所唾罵」，一種是「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這講起來就要費些筆墨了。
曾國藩的京官生涯，僅從升遷角度看，是一帆風順的。在京期間，他十年七遷，傲視群曹，很快從一個普通進士成為副部級官員，這在道光年間是極為罕見的。
傳統時代，人生的全部價值似乎都濃縮在「升官發財」四字之中。剛剛步入政治高層之際，曾國藩是十分興奮的。他寫家信說，「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如此順利，連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然而，翻檢曾國藩在京期間的詩文，我們卻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一路飛黃騰達之時，曾國藩的許多詩文中卻充滿了失望、不滿和頹喪之語。
比如這一首：
我雖置身霄漢上，器小僅濟瓶與。
立朝本非汲黯節，媚世又無張禹才。
似驢非驢馬非馬，自憎形影良可。
……
這是寫給好友劉蓉的。意思是說，別看我現在身居廟堂之高，其實只是廟堂之上一個沒用的小擺設。我既無法像漢代大臣汲黯那樣不顧性命直言進諫，也無法像張禹那樣，甘言媚世，謀取高位。天天這樣不上不下，非驢非馬地混日子，只覺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國情如失乳兒。……
徑求名酒一千斛，轟醉王城百不知。……
這是寫給弟弟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做這麼一個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樣，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鄉，如同離了娘的小孩。愁悶極了，不如乾脆找幾瓶好酒，喝得大醉，什麼都不知道好了。
有時候，他居然後悔進入仕途，夢想過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學山中人，少小從耕拾束薪。
世事痴聾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位實職「副部長」後十個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這樣的表示：「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
也就是說，他這個副部長感覺自己的所作所為無補於國計民生。如果幾個弟弟有出息，能使家裡生計不致困窘，他就打算辭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跡於官場了。
是什麼讓他如此鬱鬱寡歡呢？
二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氣壓使曾國藩喘不過氣來。
道光年間的大清王朝是一個病勢危急、行將就木的病人。外部，鴉片戰爭讓中華帝國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顛覆性的打擊。內部，腐敗已經滲入帝國機體的每一個細胞，四肢五臟，無不腐爛，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起義正在醞釀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大清朝的政治家們卻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歷史上以儉樸聞名，據故宮現存的畫像看，道光皇帝確實節儉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為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後出任首輔的曹振鏞、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頭，少說話」的角色。他們謹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針，山雨欲來風滿樓，滿朝卻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輛老舊破車裡的乘客，眼看著它奔向深淵，卻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國藩郁懷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國起義六年前，曾國藩就敏銳地預感到，一場席捲全國的大動亂正在隱隱醞釀之中。那一年他結識了後來的名將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時，他對朋友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時承平日久，聞者或駭之。」可見他已知大亂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時，他只能讀書養望，對國家政治沒有發言權。及至位列卿貳，他以為自己終於可以一展身手了，卻發現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話一樣：「當了部長，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職位，並沒有想像的那樣可以呼風喚雨。曾國藩發現，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氣氛下，他雖然身為副部長，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動大清王朝進行根本改革，沒有任何可能。他在禮部副部長任上，一天到晚雖然沒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類的公事，對國家大政絲毫無補。偶爾提一些革新主張，也都被部長大學士們棄置一旁，根本不予考慮。
這種污濁混沌的官場風氣，讓曾國藩感覺喘不過氣來。他的書信文章中，充滿了牢騷、憤懣和無奈。曾國藩對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也就是說，他做官有年，飽知官場習態。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寬大優容的樣子，來培養自己的人氣。在下者辦事一味軟媚求同，打圓場，做老好人。他後來在書信中對劉蓉說：「國藩入世已深，厭聞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肝膽，又與掀振一番。」
三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氣方剛的咸豐帝登基，罷黜穆彰阿，下詔「求言」。一時「天下稱快」，朝野上下，為之一振。
曾國藩心情激奮，上了一道《應詔陳言疏》，痛斥當時的「以畏葸為懼，以柔靡為恭」的官場作風，曲盡當時官場的醜惡形狀：「京官辦事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
曾國藩建議皇帝舉行「日講」，即加強學習，以本身的振作之氣，扭轉官場的泄沓之風，同時改革官員選拔辦法，使進取之員有機會脫穎而出。
這道奏摺得到了良好的反應。皇帝對他大為讚賞：「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三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辯，切中情事，深堪嘉納。」皇帝對他提出的「日講」建議最感興趣，命令他詳細解釋。於是曾國藩精心準備講稿，並且畫了一張解釋講堂布局的圖表。不過他本不擅畫，這張圖畫得相當難看。
講稿在九卿中傳閱之後，曾國藩成了北京官場議論的焦點。大家議論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誠，而是譏笑他「畫圖太陋」。就這個水平，還充什麼聖人門徒！
這固然是曾國藩準備不充分導致的自取其辱，其實又何嘗不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