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秋
這天晚上，我從醫院回到家，在卧室的固定電話上發現了薩麗婭的一條留言。我一邊聽著回放，一邊脫掉鞋子，坐到桌邊。她告訴我她得了感冒，肯定是媽媽傳染給她的，接著她問了我的近況，問我在喀布爾的工作如何。最後，眼看要掛斷了，她又說：奧蒂不停地問你怎麼不來電話。當然了，她不會跟你講這個的。所以我講。馬科斯，你發發慈悲，給你媽打個電話。你這蠢貨。
我笑了。
薩麗婭。
我桌上擺了一張她的照片，很多年以前我在蒂諾斯的海灘上拍的——薩麗婭坐在一塊礁石上，背對著照相機。我給這張照片配了相框，不過，如果你湊近了看，還是能發現左下角有一片深褐色，這是個瘋狂的義大利姑娘乾的好事，多年以前，她想把它燒掉。
我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錄入前一天的手術記錄。我的房間在樓上，是二樓三個房間當中的一間。自從2002年來到喀布爾，我就一直住在這幢房子里。我的書桌靠著窗子，從這兒可以俯瞰樓下的花園。我可以看到枇杷樹，那是我的老房東納比幾年前種下的。我還能看到納比從前住的小屋，貼著後牆，現在重新粉刷過了。他去世以後，我把小屋給了一個荷蘭小夥子，他在幫本地的高中做計算機方面的事。再往右看，是蘇萊曼·瓦赫達提的雪佛蘭，四十年代的款式，幾十年沒有挪過窩了，全身是銹，像一塊長滿苔蘚的大石頭，此時蓋上了一層薄薄的雪，雪是昨天下的，早得出人意料，是今年的第一場雪。納比死後，我曾動過念頭，把這輛車拖到喀布爾的廢車場去，可我沒這個勇氣。對我來說，它就像房子萬萬不可剝離的一部分，代表著這幢老宅的過去和歷史。
我完成了手術記錄，看了看手錶。已經九點半了。正是希臘的晚上七點。
給你媽打個電話。你這蠢貨。
如果今晚要給媽媽打電話，我就不能再耽擱了。我記得薩麗婭在電子郵件里寫過，媽媽睡得越來越早。我深吸了一口氣，橫下一條心，拿起話筒，撥了號碼。
我是1967年的夏天見到薩麗婭的，當時我十二歲。她和她母親瑪達麗娜來蒂諾斯看媽媽和我。媽媽名叫奧德麗婭，她說，自從她和她朋友瑪達麗娜上次見面，已經過去了很多個年頭，確切地說，有十五年了。瑪達麗娜十七歲離島而去，前往雅典，至少在短期之內，成了個小有名氣的女演員。
「聽說她投身演藝，」媽媽說，「我並不覺得意外。因為她長得好看。人人都會迷上瑪達麗娜。等你見到她就明白了。」
我問媽媽，為什麼她從沒說起過她。
「我沒有嗎？你肯定？」
「肯定。」
「我可以發誓。」她接著又說，「她女兒。薩麗婭。你一定得對她周到點兒，因為她出過意外。狗把她咬了。她留了疤。」
媽媽沒有再多說什麼，但是我明白，還是別纏著她問來問去為妙。可她這麼一說，反倒勾起了我的胃口，連瑪達麗娜在電影和舞台上的過去也不那麼關心了。我之所以好奇，是因為我猜，那個疤對一個女孩子來說，肯定既不同尋常又引人注目，所以才值得特別對待。我帶著一種病態的渴望，盼著親眼見識一下那個疤。
「瑪達麗娜和我是在做彌撒的時候認識的。」媽媽說，「那時我們還小。」她說她們一下子就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上課時，她們在課桌底下手拉著手，課間休息時，上教堂時，漫步走過大麥地的時候，也總是牽著手。她們曾經立下誓言，一輩子以姐妹相認。她們保證要彼此親近，哪怕將來嫁了人。她們要比鄰而居，如果一個或另一個的丈夫非要搬走，那麼她們便提出離婚。我記得媽媽告訴我這些事的時候，是撇著嘴，笑著說的，一副自嘲的神情，好像要讓自己遠離這種少女時代的多愁善感和愚蠢的言行，與所有那些輕率的、尋死覓活的山盟海誓拉開距離。可我也從她臉上看到了少許不言而喻的痛楚，一道失望的陰影，只是媽媽的自尊心過於強烈，讓她無法承認這樣的失望。
瑪達麗娜此時嫁給了一個富有而年長她許多的男人，某個安德烈亞斯·賈納科斯先生，他多年以前監製了她的第二部——實際上也是她的最後一部電影。此時他已投身建築業，在雅典有一家大公司。最近他們，瑪達麗娜和賈納科斯先生，在鬧彆扭，吵了架。這件事媽媽一個字也沒和我說過，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偷偷摸摸，匆忙又不完整地看了瑪達麗娜寄給媽媽的信，信中說她有意登門拜訪。
這實在太讓人厭倦了，我和你說，待在安德烈亞斯和他那幫右翼朋友身邊，聽著他們的戰歌，從頭到尾我都緊閉著嘴巴。我一個字都不說，由著他們吹捧這些把我們的民主當成笑料的惡棍軍人。如果我開口，哪怕只有一個字表示出異議，我敢保證，他們就會給我貼上共產黨無政府主義分子的標籤，即使是安德烈亞斯的權勢也無法把我救出地牢。他沒準兒都懶得動用這個，動用他的權勢。有時我相信這恰恰是他的意圖，好讓我自己責備自己。噢，我多麼想念你啊，我親愛的奧蒂。我多麼想念你的陪伴……
按照預定的日期，我們的客人將要抵達的那天，媽媽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家裡。我們住的是一幢建在山坡上的小房子。和蒂諾斯的許多房子一樣，它是用刷成白色的石頭蓋成的，房頂是平的，鋪著菱形的紅瓦。小卧室在樓上，媽媽與我合住，沒有門，狹窄的樓梯井直接通到屋裡，可是它有個扇形氣窗，一個很窄的陽台，圍著齊腰高的熟鐵護欄，由此外望，你可以看到別人家的屋頂，下面是橄欖樹，羊群，蜿蜒的石巷和拱門，當然還有愛琴海，在夏日的早晨蔚藍而平靜，到了下午，美爾忒彌 風從北方吹來，海上就會泛起白浪。
做完清潔，媽媽換上了她心目中的花哨行頭，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她都會穿上這身衣服，去帕納伊亞 福音教堂，那一天是聖母升天節，朝聖者們從地中海各地蜂擁到蒂諾斯，到教堂著名的聖像前禱告。有一張照片是我母親穿著這身衣服拍的，長長的、死氣沉沉的銹金色圓領裙，皺縮的白毛衣，長襪，笨重的黑鞋子。從頭到腳，媽媽都像是個令人生畏的寡婦，嚴肅的臉，濃密的眉毛，扁而上翹的鼻子，僵硬的站姿，一副苦悶而虔誠的模樣，好像她自己也是個朝聖者。我也在照片上，直挺挺地站在我母親屁股旁邊。我穿著白襯衫，白短褲，捲起來的白色及膝短襪。你能看出我愁眉緊鎖，因為她勒令我站直，不許笑，我的臉搓洗過了，頭髮也蘸著水梳過，我不樂意，還折騰了好一陣子。你可以感覺到我倆之間的那種不悅。你能看得出來，因為我們僵硬地站著，身體幾乎沒有接觸。
也許你看不出來。可我能，每次看到那張照片時都能，最後一次看是兩年前的事了。我不由自主地看出了拘謹，費力，不耐煩。我不由自主地看出，只是因為遺傳上的義務，這兩個人才待在一起，他們已經註定了要讓對方感到困惑與失望，不管哪一個，都要為了自己的面子，去反抗另一個人。
透過樓上卧室的窗戶，我看到媽媽出了門，走向蒂諾斯城的渡口。她下巴底下系著圍巾，一頭扎進了陽光燦爛的藍天。她是個纖細的女人，一副小骨頭架子，兒童般的身體，可你要是看到她迎面過來，那你最好給她讓個道。我記得她每天早晨送我上學時的情形——我母親現在退休了，她原來是個老師。我們走在路上，媽媽從來不牽我的手。別的母親都和自己的孩子手拉著手，可媽媽不。她說她怎樣對待別的學生，也就必須怎樣對待我。她邁著大步走在前頭，一隻手緊攥著，貼在毛衣領子的位置上，我拚命跟在後面，手裡提著午餐盒，追著她的腳步，一路踉蹌。在教室里，我總是坐在後排。我記得我母親站在黑板前的樣子，記得她怎樣只需刀子般的一瞥，便可牢牢釘死某個淘氣的學生，那眼神就像彈弓里射出的石子，帶著外科手術般的精確，一下子擊中目標。她還能把你活活劈成兩半，不靠別的，只要一黑臉，或是一陣突如其來的沉默。
媽媽信奉忠誠甚於一切，哪怕要自我犧牲也在所不辭。尤其是在所不辭的自我犧牲。她還相信講出真相總是勝過一切，老老實實地講，一句客套話都不說，而且真相越令人不快，就越要早早地講出來。她受不了軟骨頭。她過去是，現在也是個有著鋼鐵意志的女人，一個從不退縮的女人，也是一個你絕不想和她爭執的女人，但我從沒有真正地理解，甚至現在也沒弄懂，她這種性格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出於必要而後天習得的，因為她結婚才一年，丈夫就死了，撇下她一個人把我拉扯大。
媽媽走後，我在樓上又睡了一小會兒。後來一個女人響亮而悅耳的聲音驚醒了我。我坐起來，是她，口紅，粉底，香水，苗條的曲線，航空公司廣告上的微笑，透過圓桶女帽薄薄的面紗俯看著我。她站在房間中央，穿一條熒光綠的連身迷你裙，腳邊放著小皮箱，赤褐色的頭髮，四肢修長，對我綻開著笑容，神采飛揚，一開口，聲聲入耳，透著自信和歡愉。
「你就是小馬科斯嘍！她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