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17世紀的內戰，是歷史上一個令人百讀不厭的題目。也因其事迹牽涉廣泛，各種機遇錯綜重疊，多方面的記載細膩詳盡，所以極不容易分析處理。譬如說變亂前後各種擾攘與清教徒所提倡的教義有密切關係，清教徒的思想和行動早已被公認為推進資本主義的一種力量。既然如此，我們是否可以直接說內戰的起因是由於英國資本主義之勃興，而圓頭黨人也在直接或間接中成了資本家的工具？
查理一世上斷頭台前夕，和他兩個年輕的兒女訣別（王后和兩個年長的王子已避難他邦）。我們至今還能想像他10歲小兒在哭泣中對他的答辭。1649年1月30日倫敦溶浴在冬日的陽光里，斷頭台上的準備卻延遲了一段時間。因為查理在特別法庭審判的時候，不承認法庭有此威權。執行死刑的人也怕他最後抗拒，於是在斷頭台上加釘卡釘，內穿繩索，準備必要時將國王綁縛。而這種準備全屬多慮，臨刑前查理表現相當合作，他甚至拿出一頂絲織睡帽，將自己的長髮攏括進去。他又對劊子手說，他頭伏在木塊上的時候不要立即動手，他還要默禱。一到祈禱完畢，他會將兩手伸出，這才是用斧的時候。於是過程全照其安排，於午後二時零四分完成。
這個被命運遺棄的國王，臨刑還說了寬恕他仇人的話，希望英國國民享有他們的自由，並且囑咐生者，應當召開一個全國宗教會議，這些情節，即是300多年之後讀來，還不免令人心折。
查理·斯圖亞特極為剛愎，在政治上缺乏誠信，又受法國王后的影響。他曾在內戰時戰敗被俘，看穿了反對黨人不能團結。希望在議會被長老會的一派操縱，而圓頭黨軍為獨立教派（in-depes，後為公理會派［gregationalists］）掌握的這種敵對陣容中造成分裂，坐收漁人之利。其王后則在外國買馬招兵，他自己也對愛爾蘭的保皇黨另有安排。這種伎倆被克倫威爾識破，查理因此下台。
可是另一方面查理一世也是標準丈夫、好父親，他信仰虔誠，他的君權神接觀念也使他堅持己念，最後關頭也不乞一死，只有以身殉教才能上報天神，下無負臣民。歷史人物和行跡就有這些令人感動又矛盾衝突之處，也可以使以後的歷史家隨著感情上的取捨而左右其文筆。而讀史之人又因所處的環境而有取捨，如有時提倡自由，有時又尊重傳統與紀律，也可以使對同一史跡的看法發生差異。我現在舉的一個例子，是當今英國歷史家艾詩立（Maurice Ashley），研究克倫威爾的權威。他年輕時曾著《克倫威爾：保守的獨裁者》（Oliver well：The servative Dictator），內中對克倫威爾全無好話，甚至他的私生活也在書中被批評，譬如說他嫁女用費奢靡，其他行止政策也有類似嚴苛的批評。20年後，艾詩立又著一新傳記，書題為《克倫威爾之偉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Gromwell）。前書是在墨索里尼、希特勒的陰影下寫成，不免把自己憎恨獨裁政治的心情推及到歷史人物身上。我們欽慕艾詩立坦白之餘，不免在今後讀史時更存戒心。
英國歷史材料汗牛充棟，容易使外行的我們望而卻步。各種公告記錄早有圖書館檔案室保全，私人的日記、信札又可以大批托出，於是信史、野史、回憶錄、地方史可以個別的或整套的出版。近百年來，又分析為思想史、經濟史、法制史等等類目。而新資料仍不斷發現，例如納米亞（Lewis B Namier）從過去政客的文件中尋出家庭開支敗單等，而從這批資料中根據其數字及交往的關係，斷定其黨同利害，自成一家之言，也引起很多年輕學者爭起效法。古奇（G. P. Gooch）作《英國17世紀的民主觀念》（Englis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h tury）一書，即在一處參閱當日發行的政治傳單，多至30000件。
因為有了以上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英國歷史家多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綜合。在學術上因專長而產生門派，古今中外一律，也無足怪。英國作家既已考證精微，不耐煩旁人作粗淺的解釋更是常情。可是今日我們研究資本主義，卻不能不將英國的17世紀歷史作一種高度的壓縮，才能看出今日公認的資本主義在國際上的一般性格，以及新舊交替之際英格蘭王國及不列顛民族所表現的特徵。資本主義在17世紀的英國有長足的發展；這種發展不彰顯於當中任何特別的事迹，而顯現於世紀前端（以1603年詹姆士一世從蘇格蘭來英兼英王為始）和世紀後端（可以用1689年作最高點）之間的大幅度差異。這個國家的組織在世紀的前端還沒有趕上時代，未有一個眾所公信的方案，各種爭執多集中在一種原則和一種抽象的觀念上，而以宗教為表裡。世紀之後期，以上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但已逐漸澄清。所以英格蘭教會（Church of England）以主教管轄聖公會（episco-Pacy）體制，對其他各種宗派不加取締，已成為公認的原則，現代政黨之雛形也於此時產生。如果資本主義在此中有所貢獻，其本身必為通過全社會之很多體與面，成為一種帶有綜合性的改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種粗枝大葉的觀念可能交代得清楚。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非英國史專家，反能旁觀者清。況且中國20世紀也面臨一個大幅度的轉變。英國17世紀的人口，據估計約增加50％，大約從400萬進到600萬。有宗教上的爭執，但仍保全為一個基督教徒的國家。表面看來，這不能與中國在20世紀的變化相比。可是兩方的改變都牽涉到思想、信仰、內政、外交、社會、經濟與法制——總而言之，彼此都包括整體徹頭徹尾的脫胎換骨，在歷史中都無前例可循。又因為經歷時間長久，雖局內人也無法將全部經歷詳細敘述。在這些方面，兩者的經驗應當可以互相映證。
中國100多年來的顛簸始自鴉片戰爭。歷史家溯本歸源追究西方給予中國的影響，很可能對英國史有不同的看法。這也就是說，彼方的改革與設施，短處和長處大凡能對中國此後發展有長期性推進的功效之處，已應視作中國歷史之一部分，不妨編輯採用，研究中國的歷史家（不一定是中國人）或能繼續朝這方面進展。並且中國歷史規模之大，其賦予歷史家之廣幅胸襟，最能與西方歷史家注重精微相平衡。本人不過以客觀的立場在既定題材內重新安排眾所周知的事迹，以適合於本書之體制，並融出前後一貫的看法，還談不上重寫歷史。
1603年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去世，都鐸（Tudor）王朝斷嗣，王位由詹姆士一世接繼，是為斯圖亞特（Stuart）王朝之始。詹姆士系伊莉莎白之侄孫，依西方習慣通稱堂表弟（cousin），自兼蘇格蘭國王。這也是朝代國家的辦法，英、蘇兩國此時尚未合併，各有其司法立法行政機構。
詹姆士以學者自居，曾御制《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極度的宣揚君權神授。書中闡釋君權產生於尊卑上下的等級之前，也高於私人財產，所以自由君主不受外界帝王之干預，也不受臣下的要挾約束。他這專制獨裁的作風，與很多希望自由與解放的國民衝突，使斯圖亞特王朝在大眾關係之中陷於不利的地位。
概略說來，以後內戰誠君和成立民國之各種遠因，在詹姆士一朝都已埋下伏筆，有些因素，尚可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英國社會本來是一種混合性的封建體制（全國劃分為縣［shire］，也有民兵［militia］）。這種封建是中國歷史里所沒有的。有些歐洲學者認為這是日耳曼民族侵入歐洲西南時，與羅馬帝國的殘骸重疊組合而成。所以其下端顯示著部落組織的型態，其上端卻又隱約表現著若干全國性的中央結構。這種制度的最大特徵，為帶有契約性質的從屬關係，例如陪臣（vassal）之對領主（lord）的騎士勤務（knight service），每年有40日的義役。13世紀的大憲章（Magna Carta）又將國王的權利詳細規定，也是基於這種契約關係之精神。
可是到詹姆士嗣位時，以上情形早已改變。騎士勤務原來是因為陪臣有采邑（fief或fee），可以以土養士。這也只能行於中古戰事帶著競技性質，動員簡單後勤的馬虎條件下，最遲在英法百年戰爭之前已失去作用，否則愛德華三世用不著向義大利人大量借債（詳第二章佛羅倫薩部分）支持他的軍事。
大憲章自1215年公布之後曾經同位的君主稍加修正，依例頒布，不下40次，可是一到都鐸王朝，即未再提起。原來都鐸王朝兩位有力量之君主，亨利八世及伊莉莎白一世，父女在位83年，佔16世紀之大部分，他們深得民心，亨利在宗教改革時沒收了很多寺院的田產，在位時已賣出一部分，伊莉莎白又繼續賣出。她個人採取穩健的政策，以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