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是一個常用的名詞，不時出現於眾人筆下和口語之中。可是要給這名詞適當的定義，則非常困難。不僅各種書刊作者堅持己見，即使我們引用到「資本主義」這四個字，也可能前後用意不同，更害怕旁人頓生誤解。這問題若不得澄清，則可能成為社會上思想衝突的根源，亦可能影響到各個人的人生觀，使我們對世事惶惑而覺得沒有主宰。
以一個常用名詞而會產生如此多問題，大概因為資本主義在世界上牽涉的地區廣泛，歷時久遠，迄今尚未停頓，且又與現代生活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近世紀中主要的戰爭與大規模的動亂，通常都與它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資本主義，既可以當作快樂與新生命之原動力，也可以視為許多失望與災害的淵藪，因而我們無法在理智上或情緒上漠然視之。
雖然一般作家認為資本主義形成一種經濟生活的現象，首先在13至14世紀之間出現於義大利半島，可是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卻產生在幾百年後。縱然如此，從開始使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以今日世事變化之劇之速，也可以算得「曾經滄海」。對西方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因為1929年經濟恐慌的記憶猶新，各界批評資本主義的文字很多，組織工會，防制托拉斯，提出社會福利的立法，亦與當日提倡資本主義者的立場相反。直到東西冷戰之後，才有人以在資本主義的旗幟下自豪，才有人倡說它與西方社會中之自由不可分割。可見得歷史上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複雜的多面體。
法國歷史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研究資本主義多年，他的考證如下：
資本主義為這三個名詞（其他兩個名詞為「資本」［Cap-ita］及「資本家」［capitalist］）之中最帶激動性的一個，曾經促使歷史學家及辭典專家拚命追究而尚無定論。據陶查特（Dauzat）說，此字眼曾見於1753年之《百科全書》，它並賦予奇特的意義：「富裕之人的景況。」這種說法可能不正確；因為此一文句迄今未為後人覓得，僅見於1842年黎察（J. B. Richard）所著《新法文廣義》（Enrichissements de la languefrancaise）一書中。可能是由於布蘭（Louis Blanc）與巴斯夏（Bastiat）的爭辯；才賦予這名詞新意義。他在1850年寫著：「我所謂之資本主義乃是有些人撥用資本，不讓旁人介入。」當時「資本主義」這字眼仍不常見。普魯東（Proud-hon）間或使用。他的說法亦算正確：「土地仍是資本主義之堡壘。」這也是他的主要論題之一。普魯東給這個名詞下了很好的定義：「一種經濟與社會之體制，當中勞工以勞力使資本產生作用，使之成為收入之來源，而此資本並不隸屬於這些勞工。」可是六年之後（1867）馬克思仍不知有此名目。
事實上要到20世紀之初，「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才在政治論壇的爭辯中，轟轟烈烈的被視為社會主義的反面。宋巴特（Werner Sombart）爆炸性的著作《現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opitalismus，初版，1902），更將之引進學術界。在很自然的情況下，這個馬克思從未使用的名詞，卻被歸併於馬氏的規範之中。自此，奴隸社會、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被視為《資本論》作者的三階段之演進。
這名詞在出現過程中的含糊不清，可能是由於它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名目。20世紀初年，經濟學家長期的拒絕使用，如紀德（Charles Gide）、康瓦斯（was）、馬歇爾（Marshall）、西利格門（Seligman）、卡薩爾（Cassel）。直到第二次大戰之後，才在《政治學辭典》（Diaire des sces politiques）中出現；《大英百科全書》遲至1926年版才賦予一篇解釋。《法國研究院辭典》則遲至1936年才加以介紹並給它一個啼笑皆非的定義：「資本主義：資本家之整體。」這書至1958年仍未有顯著的改進：「一種經濟體制，內中生產的品物屬於私人或私家行店。」——為什麼不徑稱「生產工具」？
事實上自20世紀初年以來，資本主義即被重重推壓著不同的意義，而尤以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更盛，曾使很多人感到尷尬。有聲望之歷史家如希亞通（Herbert Heaton）曾提議將之廢棄不用。他曾說：「在各種主義之中，最擾亂聽聞的乃是資本主義。這字眼有了如此五花八門的解釋與定義，任何人都可以說，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相似。」費伯微（Lu Febvre）認為它既然被過度濫用，實應自此放棄。可是如果我們真的放棄，又必立刻感到悵然若失。南非德（Andrew Shonfield）說得好：「還在繼續使用資本主義這個名詞的原因之一，是沒有人，最嚴峻的批評者在內，得提出個較好的字來代替。」由此我們可以窺見這名詞之發生問題，其來有自。
前劍橋大學講師陶蒲（Maurice Dobb）分析當代有關資本主義之論文，歸納為三派。一種注重生產關係之轉變。資本主義一行，生產者開始出賣勞動力，此後對製成品無法過問。這也就是馬克思學派。陶蒲自稱屬於此掀。第二派著重資本主義的精神，亦即新時代的資本家將存積資本當作一種高尚的事業，並且賦予以虔誠的宗教性。還有一派則重視自然經濟蛻變為金融經濟的過程。資本主義之特徵，組織上本就預備對付遙遠的市場，於是批發商出資墊買商品，因之也干預著零售商及生產者的業務。
但在現有的著作中，沒有一派的理論可供我們全部觀摩借用。因為許多理論並不合於我們所處的時間及地點，對一般讀者說來，沉緬於這些理論可能始終不得要領，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例如陶蒲提及工業資本之形成時，承襲馬克思的說法，指出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匠工擴大了本身行業的製造。他們階手胝足掙積了資本成為資本家，開始僱用勞工，創造新局面，通常是前進的。另一種方式則是將商業資本投入製造，壓制生產，使物以稀為貴，而大規模的賺錢。他們也不願意高度的分工合作，於是避免了大量的投資，總之就是反動。作者根據英國在16、17世紀間不同的行業，提出無數例證。但是在初期存積資本的過程中，工可以為商，商也可以為工。即算作者所舉例證全部確鑿，在數百年後的今日，前進的工匠與頑固反動的商人皆經過市場的測驗和時代的淘汰，有的歇業破產，有的臻榮日上。今日尚待開發的國家，百事待舉，亟需將廉價的勞工投入國際市場以便存積資本。資金的輾轉則已國際化，不借貸則眼看著旁人佔先，並使自己坐失機宜。雖說任何國家都要盡量保護本身和勞動者的利益，可是現在已不是計量企業家的家庭環境背景和階級出身的時候了。對已開發的國家來說，刻下的問題早已逾越多個世紀以前的範疇。今天各大公司除需面對同業的競爭外，更需防備的是職業性的「公司突擊者」（corporation raiders）。他們靠遊說為資，先向銀行家和證券交易人取得「垃圾證券」（junk bonds），將若干大公司的股票成批買去，然後接收對方，裁道其經理人員，再將其經營的事業撤離合併，有的出賣，有的加強，只顧刻下的效率，忽視長期慘淡經營的需要。先進國家的工商業人士既要對付諸如此類的大問題，因為所牽涉的資金動輒十億、百億，被接收的公司的僱員也以萬計，使整個社會已無力去顧及初期存積資本時其成員的積極性與消極性了。就像一個商店今日之盈虧每年逾百萬，已無暇去考證幾十年前賬簿上一個小數點後面之數字是否確實可靠了。
韋伯（Max Weber）是第一個積極宣揚資本主義精神的學者。他的著作將新教倫理（protestahic）與現代資本主義並為一談。作者一方面提出路德提倡的上帝之召喚（calling，亦即天命，對每個人不同）與加爾文之命定論（predestina-tion），一樣有個人主義的趨向，因為天主教徒過去崇信帶有集體性格之良心，經過宗教改革以後，已代之以匹夫匹婦個人為主義之良心。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道作為獲救的階梯，各人之生計行業仍不能與信仰無關。路德尚只消極的以各盡所能乃繫上天諦命。加爾文則鼓勵各信徒設想本身已被選拔獲救，於是事業上的成功乃系得到恩惠之象徵，因之更積極進取。另一方面韋伯也根據富蘭克林及英國非國教（non-ist）牧師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言行證實英美資本主義之興起與清教徒之間有密切關係。中國讀者特別有興趣的則是韋伯在他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里有一卷專論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他述及中國社會受儒家統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組織，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會結構。下層的組織既靠父系權威（patriarchial aut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