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簡·奧斯丁，應該從哪兒說起呢？著名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有句名言說：「在所有偉大作家當中，簡·奧斯丁是最難在偉大的那一瞬間捉住的。」 簡·奧斯丁（1775—1817）生長於英國南部有文化教養的牧師家庭，本人一生四十多個年頭的歲月基本上是在英國的鄉間度過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理智與情感》（1795）、《傲慢與偏見》（1796）、《諾桑覺寺》（1798）、《曼斯菲爾德莊園》（1812）、《愛瑪》（1814）、《勸導》（1816）——大都是描寫她自己熟悉的鄉間所謂體面人家的生活與交往，看來平凡而瑣碎。在她的六部小說中，沒有拜倫式慷慨激昂的抒發，也極少見驚心動魄的現實主義描寫。對於簡·奧斯丁，要想捕捉她的「偉大」之所在，應從何處下手呢？她筆下那一場一場的舞會、一次一次的串門喝茶、一頓一頓的家宴和一桌一桌的紙牌，還有那些數不清的散步、閑談等如何能體現她的小說藝術的偉大呢？
評價奧斯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題材問題。毫無疑問，奧斯丁是寫小題材的。據她自己說：「鄉間村莊里的三四戶人家」是她「得心應手的好材料」。 她還把自己的藝術比作在「兩寸象牙」上「細細地描畫」。 這是奧斯丁在藝術上自覺的選擇。當有人建議她在創作上改換路子寫這寫那，她都婉言謝絕，堅持說：「不，我必須保持自己的風格，按自己的方式寫下去——」
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問題。別小看「鄉間村莊里的三四戶人家」的家務事，英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和經濟關係盡在其中。至少在奧斯丁的作品裡是如此。以《傲慢與偏見》為例，僅第二十九章羅新斯莊園的一次宴請和飯後的一桌牌就說明了多少問題。咖苔琳·德·包爾夫人僅憑自己的家產、地位便在柯林斯牧師夫婦面前那樣驕橫，柯林斯牧師竟對她那樣謙卑，他被邀請為夫人湊上一桌牌，便感到不勝榮幸，「他贏一次要謝她一次，如果贏得太多，還得向她道歉」 。其實這不是一般的阿諛奉承問題。要知道，柯林斯教區牧師的職務是咖苔琳夫人提拔的，他視夫人為「施主」，當然不好意思再贏她的錢。這僅是個小小的細節，卻有趣地反映了當時教會對地產的依附。至於威廉·盧卡斯爵士，既然本身已經封了爵位，何至於在牌桌上「不大說話，只顧把一樁樁軼事和一個個高貴的名字裝進腦子裡去」 ？原來，他是在鎮上做生意起家的，曾在當市長的任內向國王獻過辭，從而獲得爵士頭銜。他是個商人變貴人的典型，骨子裡還是個商人，難怪羨慕貴族，從莫里哀的茹爾丹先生以來就是如此，或許可追溯到更早的羅馬喜劇。再如，彬格萊先生和他的兩個姊妹出場不久，第四章便交代說，「她們出生於英格蘭北部的一個體面家族。她們對自己的出身記得很牢，可是卻幾乎忘了她們兄弟的財產以及她們自己的財產都是做生意賺來的」 。對於細心的讀者，看到這「北部」一詞，就一目了然。彬格萊一家是在工業首先發達起來的北部發家致富的，這樣賺來的錢帶著銅臭氣，與貴族攀交的彬格萊小姐當然不願意正視它。這是當時普遍的階級心理。後來的蓋斯凱爾夫人在小說《北部與南部》中對照了農業的南部與工業的北部，更充分地描寫了發了財的北部企業家在文化教養上的欠缺與自卑。奧斯丁這裡輕輕一筆帶過，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不過，要論證奧斯丁作品的歷史社會意義，要從根本上解決對奧斯丁的評價，還得從她大量描寫的「鄉間村莊里的三四戶人家」入手來說明問題。
《傲慢與偏見》開卷第一句話便宣稱：「凡是有財產的單身漢，必定需要娶位太太，這已經成了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在這裡，關鍵的字是兩個：有「財產」和有「需要」。原文中的in want of系指客觀需要，不是主觀「想要」，這種提法使命題更具有「真理」的客觀性。
《傲慢與偏見》便以班納特一家為典型來檢驗這條舉世公認的真理。
住在浪博恩村的班納特一家是當地的第一大戶，班納特先生的地產年進兩千鎊，剛夠一家子的開支。根據遺囑上的附加條款，這份產業必須傳給男性繼承人，班納特夫婦沒有兒子，產業要由一位遠親繼承。他們的五個女兒沒有生活保障，只能等著結婚。因此，當有十萬鎊遺產的彬格萊先生租下鄰近的尼日斐莊園時，這就難怪班納特太太，像四鄰八舍所有那些家裡有女兒的太太一樣，要把這位尚未見過面的彬格萊當作自己女兒「理所應得的一筆財產」——「一個有錢的單身漢；每年有四五千鎊的收入。真是女兒們的福氣！」
《傲慢與偏見》就是這樣開始的。這裡所說的婚姻，顯然不涉及感情，純粹是個經濟問題、生存問題。對於那些待嫁的女孩子，彬格萊只是個抽象存在，她們遠遠看見他「身穿藍上衣，騎著一匹黑馬」就足夠了。關鍵是有「財產」。人們常常籠統地認為奧斯丁專門描寫愛情與婚姻，其實她首先和主要是寫婚姻問題，不是作為愛情結果的婚姻，而是作為經濟需要的婚姻。因此，我們可以說，與作者的宣稱相反，所謂「有財產的單身漢需要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麼「舉世公認」的「真理」，而只是班納特太太的一廂情願。我們也可以說，在《傲慢與偏見》中，真正的「舉世公認的真理」，不是「有財產的單身漢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沒有財產的婦女需要嫁有財產的丈夫」！
從《傲慢與偏見》的整個描寫來看，作者探索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即佔有慾泛濫成災的社會條件下的婚姻關係，推而廣之，也是考察經濟關係在婚姻、在人們生活中的決定作用。
《傲慢與偏見》里描寫了各種不同的婚姻關係，吉英與彬格萊、達西與伊麗莎白、韋翰與麗迪雅、柯林斯牧師與夏綠蒂·盧卡斯——夏綠蒂與麗迪雅代表兩種極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儲藏室，日後可以不致挨凍受飢」 ；後者卻純粹出於性的衝動，完全不顧後果。《傲慢與偏見》也描寫了人們對婚姻的不同追求與看法。如咖苔琳夫人一心要把女兒安娜小姐嫁給外甥達西，以便「把兩家的地產合起來」，她並且認為達西「有義務」、「有責任」這樣做。有兩萬鎊嫁妝的咖羅琳·彬格萊小姐一貫揮霍無度，喜歡與有身份地位的人結交，緊緊盯住年進一萬鎊的達西先生。彬格萊小姐還極力阻止她哥哥與班納特家的大女兒吉英之間的愛情，她希望哥哥娶達西的妹妹喬治安娜小姐，一來可以「增加財產、提高地位」，二來親上加親，可以此促成她自己與達西的婚事——達西的表兄費茨威廉上校是位伯爵的小兒子，不能繼承家產和爵位，他坦白地向伊麗莎白說，自己揮霍慣了，在婚姻大事上不能不考慮錢財。他說，在婚姻問題上只有達西有條件不受錢財的約束而自由選擇。
對這形形色色的婚姻關係和婚姻觀，作道義上的譴責是無濟於事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傲慢與偏見》中作者始終把婚姻問題放在各種社會和經濟關係中去考察，使整個故事紮根於現實生活的土壤。
歷來英國小說描寫婚姻的不知有多少，但像奧斯丁在《傲慢與偏見》中那樣透徹地從經濟關係方面抓住資產階級婚姻制度的本質，在英國小說里確實是不可多得的。奧斯丁用最透闢的眼光向人們表明，資產階級婚姻的實質無非是金錢交易、利益的結合。柯林斯牧師與夏綠蒂·盧卡斯的結婚是個典型。柯林斯牧師繼承了父親的產業又受到咖苔琳·德·包爾夫人的提拔，獲得了教區牧師的職位，他有了房子，有了很不錯的收入，就缺個會理家又會陪伴他的馴服太太，加之他「施主」的慫恿，因此他急於娶妻。從夏綠蒂方面而言，則她從這樁婚事中得到了房子、小園子、傢具陳設等一個舒服的小家。伊麗莎白去看望她時發現，「操作家務，飼養家禽，教區事物以及與此有關的一切，對她還沒有失去其吸引力——」 ，「只要把柯林斯忘掉，其餘一切都很舒適融洽」 。在這種婚姻關係中，有趣的是，沒有財產的婦女的確嫁了有財產的單身漢，但在婚姻帶給她的樂趣中，恰恰沒有丈夫的地位。這不是對小說一開始提出的「舉世公認的真理」的一種絕妙的諷刺嗎？
但問題不僅止於此。柯林斯牧師與夏綠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這種標準化的婚姻關係，令人特別不舒服，為他們感到難堪。在奧斯丁筆下，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關鍵在於事情辦得那樣倉促，採取純粹的、赤裸裸的交易形式。
我們由此便可以理解，在《傲慢與偏見》第一章中，班納特太太要抓住新遷來的彬格萊先生，為什麼非要催著自己的丈夫出發先去拜訪他不可。按照資產階級婚姻「儀式」的要求，必須得由一家之主的班納特先生率先去拜訪新來者，待對方做過禮節性的回訪後，主婦方可出面設家宴招待客人，而在家宴上，女兒們便露面了。這是促使有財產的單身漢陷入情網的第一步。緊接著便是舞會，喜歡跳舞被視為一個「好兆頭」，是「導致談情說愛的一個步驟」 ，這也許是奧斯丁小說里舞會場面多的一個原因吧。總之，通過夏綠蒂的婚姻，通過她做到的和沒有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