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師的妻子從她家住宅的一角轉了過來，臂彎里抱著很多菊花。她的厚底皮鞋上沾滿了肥沃的花園裡的泥上，還有一些上居然沾在了她的鼻子上，但對於這一點她卻一無所知。
她在開大門的時候稍微費了些力氣，那扇門已經生鏽了，半掛在鉸鏈上。一陣風吹歪了她那頂本已破舊的氈帽。
「真討厭！」邦奇罵了一句。
哈蒙夫人在很小的時候，由於某種顯而易見的原因，被她那樂觀的母親黛安娜賜予教名邦奇。而她也就一直這樣被人們稱呼著。她緊緊地抱著那些菊花，穿過了大門、教堂的墓地，最後到了教堂門口。
十一月的空氣溫和而又濕潤，雲彩在天空中飛快地飄過，留下這一塊那一塊藍色的天。教堂裡面又暗又冷，因為只有在禮拜的時候才生火取暖。
「啊！」邦奇動情地說著，「我最好儘快把這事幹完，我可不想被凍死。」
她用從平常的實踐中得來的敏捷很快就找齊了必要的用具：花瓶、水、花夾子。「要是我們有水仙花就好了。」邦奇默默地想，「我已經厭倦了這些瘦弱的菊花。」她用那靈巧的手指把花安置在花夾子里。
這種裝飾沒有一點兒新奇或藝術感，因為邦奇(哈蒙本人就一點兒也不新奇和藝術，但這裝飾卻產生一種家的氛圍，一種使人愉快的感覺。邦奇非常小心地拿著花瓶，走上甬道，向祭壇一步步走去，隨著她的一舉一動，太陽慢慢地升了起來。
東面的窗戶上裝的是簡陋的有色玻璃，大部分是藍色和紅色的——這是一位富有的維多利亞時代常來教堂做禮拜的人的禮物。陽光就透過這些玻璃直射進來，一瞬間光芒四射。這種效果令人震驚。「就像珠寶一樣。」邦奇這麼想著。
突然間，她停住了腳步，兩眼直視前方，在聖壇的台階上有一個縮成一團的黑影。
邦奇小心地放下了花，走上前去彎下腰來。那是一個男人趴在那裡，已縮成了一團。邦奇跪在了他的旁邊，慢慢地、極其小心地將他翻了過來。她的手指觸到了他的脈搏——它是那麼的微弱，加上他那蒼白的略顯綠色的臉，一切都已不言而喻了。「毫無疑問，」邦奇想，「這個男人快要死了。」
他大約四十五歲的樣子，穿了一套寒酸的黑色西服。她放下了剛才托起的那隻無力的手，又看了看另外一隻。這隻手蜷成拳狀放在他的胸脯上。再近一點兒看，她發現他的手緊握著一大塊軟軟的東西，看起來像是一塊手帕。他把它緊緊地貼在胸口上，在他緊握著的手周圍布滿了一種已幹了的褐色液體濺的污點，邦奇想那大概是幹了的血。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緊鎖著眉頭。
這個男人的眼睛一直是閉著的，但就在這一刻它們突然問睜開了，並且直盯著邦奇的臉。這雙眼睛既不給人一種恍惚的感覺，也不使人覺得游移。它們看起來是那麼地充滿活力而又機敏。他的嘴唇動了動，邦奇向前挪了挪以便聽清他的話，更確切他說，是他說的一個詞。他只說了一個詞：「聖堂」。
她覺得在他說出這個詞的時候有一個淺淺的微笑在他的臉上浮現出來。一點兒也沒錯，因為過了一會兒他又說了一遍：「聖堂。」
然後，伴著一聲微弱的長長的嘆息聲他又閉上了眼睛。
邦奇又一次伸手去摸他的脈搏。它仍在跳動，但更加微弱，問隔的時間更長了。她站了起來，拿定了主意。
「不要動。」她說，「也別想去動，我這就去找幫手。」
這個男人的眼睛又一次睜開了，但他看起來正在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從東面的窗戶射進來的彩色的光線上。他用低低的聲音說了一些話，但邦奇沒有完全聽清。非常恐懼地，她感覺那可能是她丈夫的名字。
「朱利安？」她說，「你是來找朱利安的嗎？」但是沒有回答。
他躺在那兒緊閉著雙眼，他的呼吸已變得緩慢而微弱。
邦奇轉身迅速離開了教堂。她看了看錶，帶著幾分滿足點了點頭，格里菲斯醫生現在應該仍在診所里。診所離教堂只幾分鐘的路程。她走了進去，既沒等候，也沒有敲門或是按鈴，穿過候診室直接就進了醫生的診所。
「你必須馬上就去，」邦奇說，「教堂里有一個男人快要死了。」
幾分鐘後，經過一番簡要的檢查，格里菲斯醫生站了起來。
「我們能他從這裡移到您家裡嗎？在那兒我能更好地照顧他——這並不是說他有救。」
「當然可以，」邦奇說，「我一起去並把東西都準備好，我要把哈勃和瓊斯叫來嗎？來幫你抬他。」
「謝謝。我能從您家裡打電話叫一輛救護車來，但是我擔心——救護車來時……」他沒有把話說完。
邦奇問：「內出血？」
格里菲斯醫生點點頭，問道：「他到底是怎麼跑到這兒來的？」
「我想他一定已經在這兒呆了一整夜了。」邦奇答道，「哈勃在早晨打開教堂的鎖去工作，但他並不經常進裡面來。」
五分鐘以後，格里菲斯醫生放下了電話的聽筒回到了晨用起居室，那個受了傷的男人就躺在暫時鋪在沙發上的一條毯子上。邦奇正在挪動一盆火，在醫生檢查過以後她要清洗一下。
「對，就是那樣，」格里菲斯說，「我已叫了救護車並通知了警察。」他站在那兒，皺著眉頭，俯視著那個緊閉著雙眼躺著的病人，他的左手在他的身邊抽搐著。
「他是被人用槍打的，」格里菲斯說，「從相當近的距離被人射了一槍。他把他的手帕捲成了一個球堵住了傷口，以便止血。」
「在那發生以後他還能走遠嗎？」邦奇問。
「噢，當然。那很有可能。人們知道一個受了致命傷的人可以自己站起來沿著街道走，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然後在五分鐘或者十分鐘以後突然倒下。所以他並不一定是在教堂里被人用槍打傷的。噢，對，他可能被人在遠一些的地方打傷。當然了，他也有可能自己給了自己一槍，然後丟下槍盲目地向教堂瞞珊而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來教堂而不去牧師家。」
「噢，我知道那是為什麼。」邦奇說，「他說了：『聖堂』。」
醫生盯著她：「聖堂？」
「朱利安來了，」邦奇說，一聽到她丈夫在大廳里的腳步聲，邦奇就轉過頭去，「朱利安，到這兒來。」
朱利安·哈蒙牧師進了房間。他身上隱約流露出來的學者氣質總使他看起來要比他的實際年齡老成得多。「我的天哪！」朱利安·哈蒙說道，用一種溫柔的、疑惑的目光看著這些外科手術器械和俯卧在沙發上的那個人。
邦奇以她那慣有的簡捷解釋了一下當時的情況：「他正在教堂里，快要死了，他被人打了一槍。你認識他嗎，朱利安？我想他提到了你的名字。」
牧師來到沙發前看了看這個快要死的人。「可憐的傢伙，」他搖了搖頭說，「不，我不認識他。我幾乎能確信我以前從沒見過他。」
就在這時，這個垂死的人眼睛又一次睜開了。目光從醫生身上移向朱利安·哈蒙，又從他那兒移向他的妻子。目光就停在了那兒，這雙眼睛直瞪著邦奇的臉。格里菲斯走上前來。
「如果你能告訴我們……」他非常焦急地說。
但是雙眼仍緊緊盯著邦奇，這個男人用微弱的聲音說道：「請——請——」就在這一刻，隨著一個輕微的顫動，他死了。
海斯警佐敵著他的鉛筆，把筆記本翻過了一頁。
「那麼說這就是您所能告訴我的全部情況了，哈蒙夫人？」
「對，就這麼多，」邦奇說，「這些是他大衣口袋裡的東西。」
在海斯警佐身邊的桌子上放著一個錢包，一塊已經破舊的手錶，上面有名字的縮寫W.S，還有一張去倫敦的車票的票根。除了這些，再也沒有其它的東西了。
「你已經知道他是誰了，是嗎？」邦奇問。
「一對叫埃克爾斯的夫婦給警察局打了電話。他是埃克爾斯夫人的兄弟，至少看起來是這樣。他的名字叫桑德勃恩，他已經有一段時間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都不是很好，近來他的健康狀況又進一步惡化了。前天他從家裡出來就再也沒有回去，出來的時候，他的身上帶了一把左輪手槍。」
「那麼是他來到這兒井給了自己一槍？」邦奇問，「可這是為什麼呢？」
「噢，你知道，他一直感到很壓抑……」邦奇打斷了他的話：「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他為什麼單單選這兒？」
顯然海斯警佐不知道這問題的答案，因此他繞了個彎子：「他是乘五點十分的汽車到這兒的。」
「嗯，」邦奇又問了一句，「可是為什麼呢？」
「我可不知道，哈蒙夫人，」海斯警佐說，「這可不好說，如果一個人的神經不正常——」邦奇替他說完了這句話：「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給自己一槍，但在我看來乘車到我們這樣一個小鄉村來了結一生仍有些多餘。他在這兒沒有任何熟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