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五年，命運意外地為備受女性冷落的邦斯復了仇，賜給了他一根俗語所說的老人拐杖。這位生下來就是個小老頭兒的老人在友情中獲得了人生的依靠，他成了親，社會也只允許他這樁婚姻：他娶了一個男人，這人跟他一樣，也是一個老頭兒，一位音樂家。
要不是已有了拉封登的那篇神妙的寓言，這篇草就之作本可以《兩個朋友》為題。可是，這豈不是對文學的侵犯，是任何真正的作家都會迴避的褻瀆行為？我們的寓言家的那篇傑作，既是他靈魂的自白，也是他夢幻的記錄，自然擁有永久佔有那個題目的特權。詩人在榜額刻下了《兩個朋友》這四個大字的那部名篇是一筆神聖的財產，是一座聖殿，只要印刷術存在，世世代代的人們都會虔誠地步入這座殿堂，全世界的人都會前來瞻仰。
邦斯的朋友是位鋼琴老師，他的生活及習慣與邦斯的是如此和諧，以致他不禁大發感慨，說與邦斯相見恨晚，因為直到一八三四年，他們才在一家寄宿學校的頒獎儀式上初次謀面。在違抗上帝的意志，發源於人間天堂的人海中，也許從來沒有過如此相像的兩個生靈。沒過多少時間，這兩個音樂家便變得誰也離不開誰。他們彼此都很信任，一個星期之內就像兩個親兄弟一般。總之，施穆克簡直不相信世上竟還會有一個邦斯，邦斯也想不到世上還會有一個施穆克。
對這兩個老實人，這番描述恐怕已經足夠了，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聰明人都欣賞簡明扼要的概括。對那些不肯輕信的人們，實在有必要再略作一番說明。
這位鋼琴家，像所有鋼琴家一樣，也是一個德國人，如偉大的李斯特和偉大的門德爾松是德國人，施泰貝爾特是德國人，莫扎特和杜塞克是德國人，邁耶是德國人，德勒是德國人，塔爾貝格是德國人，德賴肖克，希勒，利奧波德·梅耶，克拉默，齊默爾曼和卡爾克布雷納是德國人，又如赫爾茲，沃埃茲，卡爾，沃爾夫，皮克西斯，克拉拉·維克，這一個個也都是德國人一樣。施穆克雖說是個大作曲家，但是，一個天才要在音樂上有不凡表現，必須要有膽略，而他的脾性卻與這種膽氣相斥，所以，他只能當一個演奏家。
許多德國人都不能保持天真的天性，到時便就枯竭了；若上了一定年紀，他們身上還剩有幾分天真的話，那麼就像人們從河渠中引水一樣，那幾分天真準是從他們青春的源泉中汲取的；而且他們總是利用這點天真，消除人們對他們的疑惑，為他們在科學、藝術或金錢等各方面獲得成功提供便利。在法國，某些狡猾的傢伙則以巴黎市儈的愚笨來取代德國人的這種天真。可是，施穆克則完全保留了兒時的天真，就像邦斯無意中在身上保存下了帝政時代的遺迹。這位真正的德國貴人既是演員又是觀眾，他演奏音樂讓自己欣賞。他住在巴黎，就像一隻夜鶯棲在林中，二十年來一直是獨自歌唱，直到遇到了邦斯，發現了另一個他。
邦斯和施穆克一樣，他們的內心和天性中都有著德國人表現特別明顯的那種神經兮兮的孩子氣，比如特別愛花，愛自然效果，迷到把一隻只大瓶子插在自己花園裡，把眼前的風景微縮成小小的景觀來欣賞；又如那種凡事都要探個究竟的脾性，它往往使一個日耳曼學者不惜綁著護腿套，跋涉數百里，去查尋一個事實，可那個事實明明就伏在院子素馨花下的井沿上，拿他當傻瓜譏笑；還如他們對任何微不足道的創造都非要賦予精神意義，因而產生了讓—保爾·里克特的那些無法解釋的作品，霍夫曼的那些印製成冊的胡話，以及德國圍繞那些再也簡單不過的問題用書修築的護欄，那些簡簡單單的問題被鑽成不可測知的深淵，可那底下，準是個德國人在作怪。
他們倆都是天主教徒，兩人一起去望彌撒，履行宗教義務，而且都和孩子一樣，從來沒有什麼要向懺悔師說的。他們堅定不移地認為，音樂這一天國語言之于思想與感情，就像思想與感情之於說話，他們因此而以音樂進行相互交流，就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不盡的交談，就像戀人那樣，以向自己表明，心中是充滿信念的。
施穆克有多麼心不在焉，邦斯也就有多麼專註留神。如果說邦斯是個收藏家，那麼施穆克就是夢幻家；後者鑽研精神之美，前者則搶救物質之美。邦斯細細打量著一隻瓷杯想要購買，施穆克則動手擤起鼻涕，想著羅西尼、貝利尼、貝多芬、莫扎特的某一動機，在感情的世界裡尋找何處有可能是這一樂句的本源或重複。施穆克操理錢財總是那麼漫不經心，而邦斯則因嗜癖染身而大肆揮霍，最終兩人都落得個同樣的結局：每年的最後一天，錢袋裡總是空無一文。
若沒有這份友情，邦斯恐怕早已憂鬱而死；可一旦有了傾訴衷腸的對象，他的日子也就勉強能過了。他第一次把內心的痛楚往施穆克心中傾倒時，那位善良的德國人便勸他，與其付出那麼大的代價到別人家去吃那幾頓飯，還不如搬來跟他一起生活，跟他一起吃麵包，吃乳酪。可惜邦斯沒有勇氣對施穆克實說，他這人的心和胃是對頭，心受不了的，胃卻能感到舒坦，他無論如何得有一頓好飯吃，就像一個風流男子總得有一個情婦……調調情。
施穆克是個地地道道的德國人，不像法國人那樣具有快速的觀察能力，所以日子長了，他才了解了邦斯，並因此而對他多了幾分憐愛。要讓友情牢固，最好是兩個朋友中的一位自以為比另一位高一等。當施穆克發現他的朋友食慾那麼強，不禁喜在心頭，直搓雙手，要是天使看到他這種表情，恐怕也無可指責。果然，第二天，善良的德國人便親自去買了好吃的，把午餐辦得豐盛些，而且打這之後，每天都想方設法讓他的朋友嘗到新的東西，因為自從他們結合以後，兩人總是在家吃午飯。
千萬不要錯看了巴黎，想像這兩個朋友逃脫了巴黎的譏諷，巴黎可是向來對什麼都不留情面的。施穆克和邦斯把他們的財富和苦難全都合在了一起，進而想到要節儉地過日子，兩人乾脆一起合住，於是便在馬萊區僻靜的諾曼底街的一座清靜的房子里租了一套住房，共同承擔房租。由於他們經常一起出門，兩人肩並肩地老在那幾條大街上走，居民區里那些逛馬路的閑人便給他們起了一個綽號：一對榛子鉗。有了這個綽號，倒省了我在這兒來描寫施穆克的長相了，他之於邦斯，恰如梵蒂岡的那尊著名的尼俄柏慈母像之於立在神殿的維納斯像。
那幢房子的門房茜博太太是這對榛子鉗家庭運作的軸心；不過，她在這兩位老人最終遭受的生命悲劇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還是等到她出場的時候再對她作一描寫為好。
有關這兩個老人的心境還有待說明的一點，恰正是最難讓一八四七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讀者理解的東西，其原因恐怕是鐵路的修建促使金融有了驚人的大發展。這事情雖然不大，但卻很說明問題，因為這可以讓人對這兩顆心靈過分敏感的境況有個印象。
讓我們借用一下鐵路的形象加以說明，哪怕算是鐵路當初借我們的錢，現在作為償還吧。今天，當列車在鐵軌上飛速行駛時往往把那些十分細小的沙礫碾得粉碎。要是把這些旅客看不見的細沙塵吹到他們的腎臟里，那他們便會患最可怕的腎結石病，劇疼難忍，最後死亡。那麼，對我們這個以列車的速度在鐵道上飛馳的社會來說，它根本不經意的那種看不見的沙塵似的東西，那種被不斷吹進那兩個生靈的纖維組織中的沙塵，無時不在使他們的心臟經受結石病似的侵蝕。
他們倆的心腸特別軟，看不得別人痛苦，往往為自己無力救助而悲傷。至於對自己經受的痛苦，他們更是敏感得到了病態的地步。年老也罷，巴黎上演的連續不斷的悲劇也罷，都沒有使這兩顆天真純潔、年輕的心變硬。他們倆越活下去，內心的痛苦越劇烈。可憐那些貞潔的人，那些冷靜的思想家和那些從沒有極端行為的真正的詩人，都是如此。
自從這兩位老人結合以來，他們做的事情差不多都很相似，漸漸形成了巴黎拉出租馬車的馬兒特有的那種情同手足的風格。
無論春秋還是冬夏，他們都在早上七點鐘光景起床，用完早餐，便分頭去他們的學校授課，需要時也互相代課。中午時分，如有排練需要他，邦斯便去他的戲院，其他的空閑時間，他便全用來逛馬路。然後，到了晚上，他們倆又在戲院相聚，是邦斯把施穆克安插進戲院的，下面是事情的來龍去脈。
邦斯認識施穆克的時候，剛剛得到了一柄指揮無名作曲家的元帥權杖，一支樂隊指揮棒！這個位置他並沒有去求，而是當時的大臣博比諾伯爵賜給他這個可憐的音樂家的。原來那個時候，這位七月革命的資產階級英雄動用了特權，把一家戲院許給了他的一位朋友，這是個暴發戶見了臉紅的朋友。那一天，伯爵坐馬車，在巴黎城碰巧瞥見了他年輕時代的一位老相交，看他一副狼狽不堪的樣子，身著一件褪得說不清什麼顏色的禮服，腳上連鞋套也沒有，像是忙著在探幾筆大生意做，可惜資本承受不了。
這個朋友原是個跑生意的，名叫戈迪薩爾，以前為博比諾大商行的興旺出過大力。博比諾雖然封了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