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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新年，穿新衣，娶新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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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到了，我還不適應把2002年說成去年，感覺什麼都還沒做。
2002年，北京的馬路上出現了「巨無霸」公共汽車，奇長無比，讓人乍一看還以為兩輛公共汽車追了尾。
2002年，許巍出了新專輯《時空·漫步》，他曾經何等絕望，而今卻燦爛如花。上大學的時候，我在每一個無眠的夜晚聽他的《兩天》，一盤90分鐘的TDK磁帶正反面被我錄滿這首歌，有人說我比許巍更絕望。今天，許巍的新專輯出現收錄了一首叫《一天》的新歌，而我仍舊聽著他的《兩天》。
2002歲末，《北京青年報》副刊推出「我的2002」徵文，有人升了官，有人發了財，有人結了婚，有人買了車，看著別人寫的有滋有味的生活，我也別有一番滋味。
2003年，我就該二十三躥一躥了，我已經六年沒長個了，有校服為證，高二時候的校服我到現在還能穿下，可高一那一年我就換了三身校服，個子比爺爺養的水仙長得都快，我當時還想，這要是到了高三，還不得換個七身八身的，可沒想到的是，第三身校服讓我一直穿到了畢業，直到現在踢球我還穿它。
二十三，我期待著躥一躥。可長大個又有什麼用，再怎麼長也長不過姚明，也蓋不了奧尼爾的帽兒。身體能否長高並不重要，關鍵是我的思想是否進步了，別讓人說成是傻大個兒。
3
23歲，一個尷尬的年齡，我們不再年輕，卻仍不成熟。我們狂妄自大，目中無人，皮糙肉厚，拒絕因成長而妥協，不把一切放在眼中，常掛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愛他媽咋地咋地。
我們面對生活、工作、金錢、愛情，渴望改變現實，卻力不從心，我們把一切看得很淡，然而憂心忡忡。
沒有人關心我們這代人，長輩們忙著發揮自己的餘熱，在做退休前的垂死掙扎，小輩們生活在蜜罐里，不能自拔。
我依然對生活不知所措，可將此稱為蹉跎歲月，它始於大學畢業的第一天，我惶惶不可終日，除了知道餓了吃飯、脫了褲子拉屎（當然也可以不脫），困了睡覺，我很是迷茫，不知道該干點兒啥。
儘管「迷茫」這個詞已經被我說濫，但還是迷茫，而且越來越迷茫，迷茫得要命，始終感覺生活在別處。
每個人都有茫然失措的時候，所以我對自己的迷茫並不恐懼，我擔心的是，我的茫然太過長久了。
常話說，四十不惑，我的理解是人到了四十歲就不再迷惑，可我還早著呢，還要再惑個十幾年。
有人將生活比喻作五子棋，十五年一個子兒，人的一生是五個子，如此算來，我的第一個子已經走完，現在第二個子舉在半空中即將落到棋盤上，能被我完全控制的還有三個子，我不知道自己的這盤棋是輸是贏，只是感覺前兩步棋走得很被動，希望在下面的時間裡可以反敗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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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到了，我收到一個陌生女人寄來的賀卡，看了落款那個有點兒眼熟的名字，才隱約想起她是我的初中同學。真難得，我還記得她，更難得的是，還有人記得我。
那時每逢元旦，同學必會互贈賀卡，即使從沒說過話的兩個同學，也會微笑著遞給對方一張寫滿祝福的卡片。我那時還心揣浪漫，總期望能從女同學送我的賀卡中看出點兒眉目，可我發現寫給大家的賀辭千篇一律，同賀卡一樣，都像是從月壇公園批發來的。後來我才意識到，情誼深淺在於對方送你的賀卡是5毛還是7毛的。
這麼多年過去了，還有女同學想著給我寄賀卡，我受寵若驚，倒是當初送她的都是5毛錢賀卡。不過我現在真想找她敘敘舊情，可她在賀卡中寫到：我的兒子快一周歲了，淘氣得很，很像初中時代的你。看來這個同學還是沒有改掉說話不計後果的毛病，如果他老公看到賀卡，會怎麼想。
她還祝我新年快樂，這我好像辦不到，我似乎很久不曾體會何謂快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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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賀卡讓我翻箱倒櫃找出了十年前的那些賀卡。面前堆積如山的賀卡，大同小異地寫著俗不可耐的賀詞：祝我學習進步，盡量自己完成作業，改過自新，最好能考上理想中學哪怕職高也好，千萬不要輟學。幾個狐朋狗友祝我牌技漸長，進更多球，克服泡女生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可見當時我在同學眼中是個怎樣的人，由此我也回想起那時候自己都幹了什麼。
其中一個同學說，祝願我們友誼天長地久。我絞盡腦汁也想不起此人長何模樣，更回憶不起當初我們的友誼如何深厚，各種原因使得我們分道揚鑣，斷了聯繫，杳無音信，互相淡忘，我在這裡只想說，過去的日子真的好難忘卻又在無意中忘掉了。
那段生活就像一個人的初夜，早晚都要失去，但回憶永遠是美麗的。
因為年齡增長的緣故，人時常回憶，而回憶是痛苦的，特別是回憶者的年齡超過三十歲或其飯量日漸減少、亦或其現在的生活並不如當初美好的時候。
就此打住，對十四五歲做個了結。帶子別再往回倒了，我現在更想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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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元旦和往常有什麼不一樣嗎，答案是沒有，我似乎不會再有節日——六一是小學生才過的節日，五四屬於在校大學生的，三八跟我不沾邊兒，父親節我還差得遠，五一是勞動人民的節日，放假三天，我一個待業青年，天天都是假，不在乎這兩天，十一舉國歡慶，是偉大祖國母親的生日，聖誕是西方的節日，我除了有點兒封建迷信，還沒有信奉耶穌——我想起來了，四月一日是我的節日，許多人都在這天發來簡訊，祝我節日快樂。
7
凡遇無事可做的時候，我就去大街上的公報欄看報，幾天後，我領悟到一點：當不知道生活的路該怎麼走的時候，跟黨走就行了。
除了聽見同學又發工資了有些眼紅外，其餘時間裡，我基本能保持平和的心態閑散在家中，我隱約感覺到，有許多美好的事情在前面等著我。
我不願和人攀比，不排除實力原因，我知道比也比不過，如果我是女的還好，大不了嫁給他，或者不行就先嫁別人，然後抓緊時間生個女兒，把閨女嫁給他，享受作為丈母娘的榮華富貴，但如果生了兒子就不好辦了，除非他同性戀又有戀童癖。可我畢竟是個男的，所以只好忍氣吞聲，要麼就找把刀砍了他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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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適應生活或讓生活適應我。但我不是上帝，無法左右生活，能做到的只是乖乖地適應生活、順應社會，可社會與我誓不兩立，我也曾試圖與社會很好地磨合，但事與願違，後來當磨合得差不多的時候，我又願與事違，不想和社會親密接觸，被其同化，我決定跟丫徹底決裂。
態度決定一切，一方不同意屬於強姦，兩相情願就是通姦——和社會做愛，難以想像，所以還是反抗吧，哪怕被奸。反正不是我玩它就是它玩我。
有人說我們要感謝上帝給予了我們困難去克服，使我們變得強壯。我們為什麼要變得強壯，是為了克服更多的困難嗎？我們不必對於上帝讓我們變得強壯而心存感激，沒有它安排的困難，軟弱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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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元旦過後，春節接踵而來。沒有愛情發生在我身上，卻讓我想起許多新年裡的愛情故事：《大撒把》里的葛優和徐帆，《甲方乙方》里的葛優和劉蓓、《沒完沒了》里的葛優和吳倩蓮，真羨慕葛優，多少年了，我都是一個人過節。
春節將近，爸單位組織去海南旅遊過年，可以帶家屬，他當即給我和媽報了名。我說我不去，你倆自己去吧，跟一幫老頭老太太我沒話說。他們說那你一個人過年呀，我說啊，怎麼了。他們說那倒沒什麼，我說既然沒什麼，我的事兒就不用你們管了。
我盤算著自己出去轉轉，找個遠離北京的地方，順便寫點東西。其實在哪裡寫作並不重要，牛棚里沒少出過好文章，問題關鍵在於是否有雙寫東西的好手。
我的手就不夠好，掰腕子沒勁兒，打麻將凈抓炮兒牌，寫了許多封情書不見迴音，倒是指甲長得飛快，三天兩頭就要剪一回。人家說這是因為我手指上沒有斗，簸箕太多的緣故，鴻運欠佳。我說我腳趾頭上有斗，人家卻說腳趾頭上的不是斗，那是雞眼，得拉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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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前腳走我後腳就去了北京站。售票窗口排著一條條長隊，我在中間轉來轉去尋思找空兒插個隊，可買票的人甭管認識不認識，一個個前胸貼後背，連女同志也挺胸提臀，根本沒我夾三兒的機會。
一個票販子走過來，問我要票嗎，我問都有去哪兒的，他說哪兒的都有，就是真票只有去東北的了，我說東北就東北，多少錢。他說也不管我多要，定價乘以1.5，我說有點兒黑，少乘點兒不行嗎，他說行，給你開個根號吧，我問是開定價的根號嗎，他說當然是開1.5的了，開定價的還讓不讓他過年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