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建封國的事暫時不敢提了，北伐之議也暫時擱置，那麼朝廷理所當然要休養生息，要恢複國力，只是國策應該怎麼走，是集中財賦於中央，繼續增賦加稅，以加強王國之利，還是讓利於民，輕賦薄徭，讓中土之民安居樂業？
這兩種不同的國策走向涉及到「集權」和「分封」之爭，中央和地方之爭，中央若想阻止「分封」就必須遏制地方勢力的發展。
在這種尖銳矛盾下，雖然中土之民至今還背負著沉重的賦稅和徭役負擔，並沒有享受到中土統一給他們帶來的任何好處，尤其是山東、兩淮和江東等地，此起彼伏的叛亂和國民不堪重負有直接關係，但中央以北部疆域面臨匈奴人入侵重壓，南北戰爭中開戰在即，中央財政無力支撐為借口，堅持增賦加稅的財政集中政策，確保中央可以長期有效地遏制地方勢力，繼而以此來阻止「分封」擴大化，把帝國迅速推向中央集權的軌道。
咸陽為國策走向問題，從五月下一直爭執到七月初，持兩種治國理念的貴族集團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始皇帝和李斯等堅持「集權」的貴族在廷議上自始至終處於被動，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當前這種政局下，來自關東系的蒙氏等軍功豪門和關東博士集團也站在了大秦本土貴族的立場上，也認為大秦應該休養生息，應該輕賦薄徭，利用目下國內外形勢漸趨穩定的有利條件，全力以赴恢複國力。
隨著時間的延續，地方封王、郡縣官長和鎮戍統率也逐漸加入到這場國策走向的爭論中。無疑，地方官員當然要從地方利益出發，所以他們紛紛舉起了「穩定」這桿「大旗」，以國民的困窘為借口，反對中央財政集中，反對中央對國民的橫徵暴斂，強烈要求中央讓利於民，讓國民休養生息，安居樂業，繼而贏得穩定和發展的有利局面。
形勢對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越來越不利，但他們信念堅定，即便面對洶湧澎湃的洪流，也是巋然不動。
然而，中央的任何決策，最終若想得到忠實執行，並實現決策者的最終目的，那就必須贏得整個統治階層的支持，至少需要贏得統治階層絕大部分人的支持，假如帝國絕大部分貴族都反對中央的決策，那麼決策肯定得不到忠實執行，決策者的目的肯定實現不了，甚至出現與決策者的目的背道而馳的現象，那對中央權威的打擊就非常嚴重了。
七月下，武烈王寶鼎再奏始皇帝，詳細闡述休養生息的必要性。
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所憂慮的不過是貴族們利用休養生息之策壯大地方勢力，繼而與中央形成對抗，最終迫使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形成割據自立的事實，導致帝國與中央集權這一基礎國策漸行漸遠。
寶鼎以當前形勢為基礎，給始皇帝做了一番預測。
寶鼎過去曾有預測，在帝國統一後的十年內必然爆發南北戰爭，所以他給了始皇帝五年的準備時間，這樣在後五年內，帝國大軍可以隨時投入到南北戰爭之中。如今時間過去了三年，但直道修築沒有完成，國內形勢尚不穩定，大秦至今沒有做好南北戰爭的準備。
進行南北戰爭的前提就是國內局勢的穩定，中土的統一。相比起來，直道修築不算什麼大事，北疆常備軍和預備役加起來有近六十萬，只要把部分軍隊投入到直道建設，就可以大大縮短建設工期和財政支出。
國內局勢若想長期穩定，其關鍵不是咸陽政局的穩定，而是國民的安居樂業。
若先取之，必先予之。帝國國民尤其是關東黔首必須切身感受到帝國帶給他們的統一的好處，他們才會認同帝國，才會守護帝國，才會為保護他們的親人和財富而誓死一戰，反之，假如他們像過去一樣掙扎在死亡線上，整日面對的都是死亡的威脅，他們對大秦的仇恨會如日俱增，他們會仇恨秦人，會仇恨帝國，這樣當南北戰爭爆發的時候，即便中央通過橫徵暴斂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但國內的矛盾也必然轟然爆發。
想像一下，當帝國的軍隊正在長城以北，正在大漠上與匈奴人浴血奮戰的時候，國內矛盾突然爆發，各地叛亂蜂擁而起，甚至地方勢力也乘機割據，帝國拿什麼去鎮壓叛亂？中央拿什麼去阻止諸侯分封？
假如南北戰爭在未來四五年後爆發，那麼留給帝國的準備時間的確不多了，而備戰的最重要最關鍵的一項就是讓帝國國民休養生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贏得他們的認同，這樣當南北戰爭爆發，當匈奴人威脅到他們的生存，要把他們重新打回「地獄」的時候，帝國的國民會爆發出最強大的力量，他們會在保護中土和保護親人的呼喊聲中，與帝國齊心協力、同仇敵愾、聯手抗虜。
帝國的未來不在於中央的治國策略，而在於帝國國民的安居樂業。
帝國贏得了南北戰爭，贏得了功勛，贏得了權威，贏得了國民和軍隊的支持，試問，那時候即便地方勢力強大了，又能強過中央嗎？中央有幾十萬忠誠的將士，而哪一個地方勢力會在未來幾年內形成足以抗衡中央的武力？中央有千千萬萬的國民的支持，而哪一個地方勢力會在未來幾年內贏得整個中土庶民的擁戴？
寶鼎質問，陛下為何恐懼？陛下為何失去勇氣？陛下為何失去自信？陛下對自己、對中央、對大秦軍隊、對大秦國民都沒有信心，那還拿什麼去強大和發展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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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鼎一連串質問讓始皇帝陷入沉思。
當天晚上，始皇帝在御書房召見了李斯、蒙嘉、趙亥、周青臣、司馬空和蒙毅。
始皇帝把寶鼎的奏章遞給幾位大臣，請他們仔細閱讀。
蒙氏叔侄在這場國策爭論中雖然公開支持始皇帝財賦集中之策，但這是出於維護始皇帝的權威，維護關東集團利益的需要，實際上他們在於始皇帝的私下商討中，還是隱約透露出妥協之意。
這倒不是因為畏懼大秦本土貴族，也不是因為馮氏的覆滅給了他們沉重一擊，而是從蒙氏這個軍功豪門的立場來說，他們希望自己在帝國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獲取更多，而且他們對帝國未來的預測還是「分封」壓倒「集權」，這從太子扶蘇的政治立場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太子扶蘇的政治理念和始皇帝的政治理念有嚴重分歧，這在咸陽不是什麼秘密，雖然始皇帝安排在太子扶蘇身邊的都是關東系的法家大臣，但太子扶蘇在外征伐的時候正是其成長的關鍵時期，因此深受武烈王公子寶鼎的影響，而且其性格不夠果敢，更沒有殺伐決斷的凌厲手段。可以想像，將來扶蘇如果繼承大統，必定是一個守成有餘而進取不足的皇帝，這必然導致地方勢力坐大，中央集權受阻，國策十有八九要偏離預定軌道。
太子扶蘇的現在和未來也影響到了始皇帝的決策。始皇帝不可能只考慮現在，他考慮得是帝國的千秋大業，所以很多決策的實施，他都必須考慮到對帝國十幾年後甚至幾十年後的影響，因此始皇帝非常急切地要集權中央，試圖在他有生之年實現中央集權的理想。
蒙氏靠軍功起家，現在的權勢是靠三代人流血流汗甚至以生命為代價拼搏而來，所以他們的行事風格非常穩健，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在政治上更是講求妥協策略，在妥協中謀取利益。蒙氏從蒙驁開始的三代人經歷了一場場政治風暴，但每一次蒙氏都有驚無險地渡過了危機，並且始終贏得了君王的信任，權勢日盛，這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馮氏和蒙氏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馮氏是韓國的世代豪門。馮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三家分晉之前，由此可以想像一下馮氏在政治上的豪門風格。正是這種風格葬送了馮氏，就如同熊氏外戚遭到昭襄王和始皇帝兩任皇帝的打擊一樣。豪門貴族權勢傾天，很多時候太囂張太狂妄，所以必然挨打。
蒙氏歷大秦四代君王而不衰，其中最關鍵的原因就是蒙氏是腳踏實地做事的人。你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不講條件，也不討價還價。事情做完了，做好了，君王賞賜多少我就拿多少，從無怨言。君王就喜歡這樣的臣子，所以軍功貴族歷來為大秦君王所器重。豪門貴族不一樣，與生俱來的優越感讓他們首要考慮的不是為君王做事，而是謀算著如何獲利，在獲利的前提下為君王去做事。這就是本質區別。
李斯、周青臣、司馬空這些法家大臣也屬於寒門軍功貴族，他們的現在和未來都建立在軍功上，而始皇帝這位君王和他們的政治理念又完全一致，目標和理想都是一樣，所以他們當然要「士為知己者死」了。追隨這樣的君王，既能建功立業，實現畢生的追求，還能獲得大利益，怎不讓這些人肝腦塗地，鞠躬盡瘁。
但是，無論是蒙氏，還是李斯等人，都不敢在這個時候，就武烈王的這份奏章和他在奏章中的一連串質問發表意見。這不僅僅關係到立場問題，更關係到存亡大事。
剛剛過去的政治風暴就像一層厚厚的陰霾籠罩在帝國貴族們尤其是關東貴族們的心上，壓得大家喘不過氣來。
始皇帝是一代雄主，而武烈王公子寶鼎則是一代天驕。這個時代像武烈王這樣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