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劫的老妻生病了，寶鼎攜兩位夫人同去探望。
師母不過偶感風寒，病情並不嚴重，但師傅卻是憔悴不堪，反倒更像病患。
寶鼎陪著馮劫坐在堂上隨意閑聊，言辭中露出關切之意。馮劫看著眼前氣宇軒昂、英姿勃發的寶鼎，感嘆不已。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寶鼎就像當初他們所設想的那樣，已經成長為大秦之鼎柱，其成就甚至已經超過了當年的宗室重臣樗里疾，如今寶鼎的一言一行不僅影響到帝國政局的走向，更影響到帝國的命運，而這卻是他們當初所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馮劫是帝國的副丞相，然後才是御史大夫，一個是行政職責，一個是監察職責，這兩個職責疊加在一起，使得他不僅成為連接內外廷的樞紐，也讓他成為皇帝的最重要的近臣之一。
帝國的中央集權制剛剛具備雛型，內廷的主要組成機構尚未獨立，皇帝決策主要靠身邊的近侍大臣，而這些近侍大臣主要來自郎中令府，另外就是皇帝的客卿和帝國博士了。帝國博士制度實施已久，但真正形成規模並發揮議政作用的則是關東大賢尤其是齊國稷下博士們的來臨，於是博士議政制度應運而生。
博士議政制度是帝國廷議決策制度的一部分，同時，博士中的領袖級人物則成為皇帝的近侍大臣，參與到內廷皇帝決策中。
副丞相既是外廷決策者之一，也是內廷決策的參與者，某種程度上它承擔了調節和緩和內外廷矛盾的作用，然而，大秦的這一政治制度隨著統一大業的完成，隨著博士議政制度的實施，隨著關東大賢參與到帝國決策之中，內外廷之間的矛盾迅速擴大，內廷和外廷內部的矛盾也迅速擴大，這導致帝國的政局愈發的錯綜複雜並且矛盾重重，它現在就如同一團暴戾的熊熊大火，而副丞相就在這場大火中被慘烈烤炙。
※※※
帝國現有博士七十人，其中絕大多數為關東大賢，這些人既然進入帝國朝堂，參政議政，自然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
這股政治勢力有多大？大賢們是諸子百家的領袖人物，他們有親朋故舊，有門生弟子。這些士人遍布關東各地，是中土文化學術的代表，也是支撐中土各國官僚體系的基礎力量。現在的帝國不僅在文化學術上需要他們，在維護統治上更需要他們。
大秦在短短時間內完成了統一大業，官僚儲備嚴重不足，就算把武將轉化為文臣，暫時解決官僚不足的問題，但若想在最短時間內穩定六國故地，還必須要有一批了解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風俗的士人來幫助帝國官僚們擬制和實施一系列政策，於是就必須徵募和起用關東六國的士人。
亡國之痛肯定是存在的，國破家亡的仇恨肯定也存在，而圖謀復國的想法當然也存在，用關東六國士人來幫助帝國統治中土肯定存在著一定的風險，但迫於形勢的需要，即便有風險，帝國也必須實施這一策略，而壓制和緩解這一風險的辦法，無疑就是加快中土文化的統一和給予關東六國士人直接利益。
從這一政治目的出發，帝國擴建了博士制度，實施了博士議政制度，利用這些「博士」在中土文化學術上的崇高地位和在中土士人中的巨大影響力，以最快的速度招募了大批的關東六國士人並把他們整合到帝國的官僚系統中，從而有效地穩定了關東局勢，加快了帝國穩固中土的步伐。
這股政治勢力有多大，一目了然。
這股政治勢力在帝國統一後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佔據了多大比例，同樣一目了然。
由此帶來的深層次的和表明的矛盾有多大，還是一目了然。
帝國的關東系政治勢力是不是因此實力大增？不是，恰恰相反，他們的敵人更多了，更強大了。
帝國的關東系政治勢力從商鞅開始，歷來以法家大臣為主，堅持以法治國，以法強國，無論文武，大多出自寒門，以軍功進爵。一百多年來，關東系在大秦本土已經紮下了根，出現了像蒙氏這樣的軍功豪門。
馮氏則代表了關東系的另外一個派系，那就是世家豪門。馮氏是韓國世家貴族，根基之地在晉中上黨。當年的長平之戰就是源自馮氏把上黨獻給了趙國，假如馮氏直接歸順秦國，那也就沒有了長平大戰。馮氏在生死關頭分裂了，當年歸順秦國的這一支如今異常顯赫，成為帝國權勢傾天的豪門之一。
廷尉卿李斯、內廷長史周青臣、客卿司馬空則代表了關東系的第三個派系，也就是以寒門貴族為主的堅持法治理念的法家大臣們。這才是真正的關東系，他們是始皇帝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是始皇帝最為倚重的政治力量。
現在關東博士集團的出現，改變了帝國關東系政治勢力的構成，同時也加劇了關東系政治勢力內部的矛盾，加快了關東系政治勢力的分裂。
歷史上帝國統一後，宗室和老秦人持續衰落，熊氏外戚被驅趕，巴蜀隗氏帶著楚系勉強支撐，朝堂上是關東人「一枝獨秀」，關東系控制朝政，於是形成了以蒙氏掌控軍隊、馮氏掌控外廷、李斯等法家大臣支撐內廷引導國策堅持中央集權，而關東博士則聯合大秦本土豪門貴族抗衡內廷堅持分封諸侯的政治格局。
從這段時間發生的歷史事件來推測，統一之初分封之議的提起，到南征北伐的基本結束，是始皇帝聯合關東系持續打擊本土豪門貴族的階段，而淳于越和周青臣的廷議之爭引發的「焚書」一案，則是「集權」和「分封」這對矛盾徹底爆發階段，也是以始皇帝為代表的「集權」貴族集團和以隗氏豪門貴族和關東博士為代表的「分封」貴族集團的最後決戰。
李斯就是這時候出任左丞相，而隗狀就在此刻消失。隗狀從帝國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意味著大秦本土豪門貴族的徹底衰落。
至於「坑儒」一案，不過是「集權」貴族集團對「分封」貴族集團的乘勝追擊，也是關東系政治勢力內部「集權」和「分封」矛盾的大爆發。在這次鬥爭中，關東博士集團被徹底趕出帝國政治中心，而太子扶蘇和蒙氏被趕出了咸陽。
始皇帝駕崩，李斯冒著身死族滅的危險，矯詔誅殺扶蘇和蒙氏兄弟，就是「集權」和「分封」兩大貴族集團殊死搏鬥的延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李斯根本沒有選擇，只有奮力一搏，只有大開殺戒，於是宗室和大秦本土豪門貴族遭到了血腥殺戮，就連關東系的豪門貴族馮氏也未能逃脫這一輪屠戮風暴。
大秦本土貴族們在臨死之前發出了最後一擊，他們藉助趙高之手誅殺了李斯，挑起了「集權」貴族集團內部的廝殺。
一輪又一輪的殺戮最終摧毀了帝國賴以生存的根基，「集權」貴族集團和「分封」貴族集團同歸於盡，帝國傾覆。
仔細看看這段歷史，不難發現關東博士集團在帝國傾覆過程中起到了「加速」作用。
始皇帝和帝國中樞建立博士議政制度的本意是加速中土文化的統一，加快帝國對關東六國疆土和國民的統治，但事違人願，正是博士議政制度加速了帝國的敗亡。假如沒有博士議政制度，帝國「集權」和「分封」的矛盾也就不會愈演愈烈，更不會爆發一次又一次的屠戮，而帝國的壽命或許就能延續更長時間，帝國的壽命延長了，給帝國贏得了休養生息的時間，或許歷史就會發生改變。
※※※
今日咸陽政局危機就和博士議政制度有直接關係，正是因為關東博士們在「分封之議」上推波助瀾，導致武烈王公子寶鼎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而這也說明了關東系政治勢力內部的矛盾完全公開化了，做為關東系政治勢力的領袖人物，馮劫當然是焦頭爛額，心力交瘁。
誰也沒有想到博士議政制度會加速「集權」和「分封」這對矛盾的激化。
關東博士出自諸子百家，淳于越、伏生、叔孫通等人不過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已，持「禮治」理念而主張「師古」的也不過儒家而已，所以當時擬制這個制度的時候，不管是始皇帝還是法家大臣們，看到的都是這一制度的優點，而像馮氏、蒙氏關東系大臣看重的則是自身政治實力的增加，畢竟這個時代諸子大賢及其門生弟子的影響力還是非常強大。至於大秦本土豪門貴族，因為急於擴張地方勢力，也急切需要關東六國士人的幫助，所以在這件事上當然不會設置障礙。
帝國統一前後，國策做了一系列修改，以適應局勢發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郡國制和世襲制。在大一統的前提下，郡國制和世襲制對豪門貴族非常有利，可以預見，未來的帝國政治將逐漸走向世家政治、門閥政治，而文化的統一將進一步遏制和打擊寒門貴族的崛起，並最終扼殺諸子百家的學術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發展環境。
中土諸子百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土壤就是諸侯並列的大時代，寒門貴族一代代崛起的前提條件就是諸侯爭霸，就是中土的分裂和戰亂。雖然諸子百家都在自己的學術中推崇「統一」，但實際上不過是推銷本家學術的一種手段而已。君王都想統一中土獨霸天下，而統一需要王國的強大，王國的強大則需要正確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