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瞧，凱特，瞧海濱大道那邊。有兩個氣宇軒昂的長者正在水濱肩並肩地散步呢。他們流露出權勢、威嚴、富有和自信感。
他是一個法官，一個參議員或者是一個公司的經理，這自不待言。而她呢——是幹什麼的？——姑且說是一個國際法的榮譽教授吧。
他們步履安詳，朝廣場走去，笑容可掬、溫文爾雅地沖著過路人點頭致意。
陽光照在他們的銀髮上，何等眩目！我簡直忍受不了那反射回來的輝煌的色彩，那光輝讓我看不清東西，刺痛我的眼睛。
他們有多大年紀，80歲、90歲還是100歲？相隔這麼遠，他們看上去十分年輕——體態挺拔，腰板筆直，說是只有五六十歲，人們也會相信。可是我能說出他們的年紀。他們的自信和儀態標誌了他們目前的身份。要是他們走近一點，那我就能看見他們那萎縮的面頰和下陷的眼睛。那是化妝整容所絕對掩蓋不了的。這兩個人年紀大得可以當我們的老爺爺和老奶奶。
凱特，甚至在我們出世以前，他們就早已過了60歲。他們軀體的功能無比完好。可是，為什麼不是這樣呢？我們能夠猜想得出他們的保健歷史。她起碼有過3個心臟，他正在使用第4具肺臟。每隔5年，他們就重新申請腎臟，他們的骨骼用不幸的年輕人的胳臂和大腿上取下的數百片骸骨加固，他們那遲鈍的感覺器官得到了用同樣的方法取得的神經移植片的幫助，他們衰老的動脈新近覆蓋上了光滑的特氟隆。他們不過是裝配在一起可以活動的轉讓的人類臟器，此外，到處還點綴著合成的或者是機械的代用器官。
那麼，我或者你又是怎樣的呢？我19歲的年紀，是容易受到傷害的。在他們眼中，我不過是供他們需用的一堆健康的器官。過來，孩子。你是個多麼漂亮、魁梧的青年啊！你能給我一隻腎嗎？一葉肺嗎？一段完好的腸子嗎？10厘米長神經嗎？我需要你的幾片軀體，小夥子。你是不會拒絕。個像我這樣的高貴領導人所要求的東西的，對不對？對不對？
今天，我和往常一樣按動鍵鈕索取早晨的郵件時，我的徵募通知書——一張嘎嘎作響、樣子十分講究的證件——從數據槽中跳出來。
整整一個春天我都在期待著它，現在果然來了。我不感到奇怪，也不吃驚，反倒覺得事情一下子變得平淡無奇了。我要在六周以後去器官移植廳報到，進行最後的身體檢查——這也只不過是一種例行手續而已。
如果我不是作為潛在的器官貯存庫已經名列前茅的話，他們是不會徵募我的——於是，我準備應召。
一般的應召時間大約是兩個月。到秋天，他們就要把我切割開了。
吃吧，喝吧，快活快活，外科大夫很快就會找上門來的。
一群弔兒郎當的高級公民正在警戒包圍軀體神聖聯盟中央總部。這是一場反示威，一次反反器官移植的抗議，也是一種以最齷齪的負感情哺育出來的最糟糕的政治宣言。
示威者舉著光焰奪目的標語牌，上寫：
軀體神聖——
還是軀體自私？
和：
你欠你的領導人
一副肝臟
以及：
聽取閱歷的聲音
警戒的人們是下等的剛剛達到合格線的高階層人員，是一些沒有真正把握享受器官移植的人。難怪他們對聯盟怒氣沖沖。他們有些坐著輪椅，有些裝在活動的生命維持系統的盒子里，一直齊到眼眉。他們聲嘶力竭地叫喊著粗話，揮動著拳頭。我從聯盟大廈上方的窗戶里看著這一場表演，害怕、失望得渾身戰慄。這些人不僅僅要我的腎臟或者肺臟，他們還要拿走我的眼睛、肝臟、胰腺、心臟，以及他們需要的一切。
我和父親討論了這件事。他45歲，年紀大了，個人不會受到徵募器官的損害，可是也沒有到需要移植器官的年齡。可以說，這使他處於無動於衷的地位。只有一件事例外：他的器官移植等級是5－G。在合於移植器官的名單上，資格是相當高的。雖然算不上最優先等級，也非常接近了。假如他明天病倒，而器官移植董事會又裁決說，如果他得不到一顆新的心臟，一葉新肺或者是一隻新腎，他的生命就會受到威脅的話，那他就會立刻得到它。處於這樣的地位，簡直會影響他對整個器官移植問題的客觀態度。
不管怎麼說，我告訴他我打算上訴或者進行抵制。
「理智一點，」他說，「行事要適度，不要讓感情沖昏了你的頭腦。讓這麼一件事毀壞了你的全部前程，難道是值得的嗎？畢竟並不是所有被徵募器官的人都要失去重要器官的。」
「那你把統計數字拿給我看看，」我說，「拿給我看。」
他不知道統計數字。他的印象是，實際上只有114或115的被徵募者才應召提供器官的。這說明老一代人與現實是保持著密切聯繫的——而父親又是一個有教養的人，善於表達思想，見聞又廣博。凡是同我交談過的三十五歲露頭的人，都不能拿出統計數字來。於是，我把統計數字拿給他們看。統計數字載在軀體神聖聯盟的小冊子上，這倒是真的，然而那是以國家衛生研究院書面報告為依據的。沒有一個人可以不被徵募。只要你合乎標準，他們總要把你宰割開來。對年輕的器官的需求在無情地增長，以便與可以得到的器官功率貯存庫相適應。到頭來，他們不會放過任何人，他們把我們剁成碎片。這可能就是他們所設想的：通過他們自己不斷衰朽的身體，令人苦惱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我們吃掉，周而復始地、一葉肺一葉肺地、一個胰腺一個胰腺地宰割我們，把這個物種的年輕成員消滅凈盡。
1963年3月23日，摘除了一條狗的肝臟，代之以非親緣關係雜種狗提供的肝臟。對其進行4個月的咪唑硫嘌呤治療，然後停止全部治療。移植器官後，狗健康地生活6年又9個月。
戰爭仍然在進行。我記得這是第14個年頭了。當然，現在他們已不再進行殺戮。大約從1993年以來，他們沒有地面交鋒。自從徵募器官法生效後，肯定連一次也沒有。老年人再也不能在戰場上損失青年的軀體了。於是，機器人代替我們進行戰爭，他們的頭顱到處衝撞，發出巨大的金屬叮噹聲；他們布設地雷，向著敵人拉動感測器，在敵人的屏障下挖掘隧道，等等，等等。此外，當然還有準軍事行動——經濟制裁，第3動力封鎖，從冷酷無情的軌道衛星上發射壓倒一切的電視廣播宣傳，以及諸如此類的行動。這是一場比他們以前發動的更加難以捉摸的戰爭：沒有死亡。但是它依然消耗國民資源。本年度徵稅又有提高，已經連續五、六年了，而他們因為銅的短缺，剛剛強行加征了含金屬貨物的和平時期附加稅。我們曾經一度希望瘋瘋顛顛的領導人可能死去，或者至少由於健康原因退休，患著潰瘍、帶狀泡疹、疥癬或遲疑症蹣蹣跚跚地到鄉村別墅去，讓新的富有和解精神的人接替職務。然而現在，他們——我們的參議員、內閣閣員、將軍和決策者——卻一直活下去，不滅不死，又不清不醒。他們的戰爭——那場荒謬的、不可理解的、殘忍的、自我滿足的戰爭——也一直進行下去。
我認識一些逃到比利時、瑞典或巴拉圭以及通過了軀體神聖法的國家去政治避難的人。他們年紀和我一樣大，或者稍微大一點。大約有20個這樣的國家，其中一半是最進步的國家，一半是最反動的國家。可是逃走有什麼意思呢？我不願過流亡的生活。我要留在這裡進行鬥爭。
自然，他們不要求被徵募者獻出心臟、肝臟或者其他與生命攸關的器官，比方說延髓。還沒有到達政府認為能夠制訂致命徵募法的階段。到目前為止，腎臟和肺臟等成雙的，並非不可分割的器官仍然是徵募的主要對象。不過，倘若研究一下世代以來的徵募歷史的話，你就能發現，徵募法總是成弧線從合理的需要上升到徹頭徹尾的瘋狂程度的。他們總是從得手指進而要手臂，從得寸腸進而要全腸。請你相信我的話，再過50年他們會徵募你的心、胃和大腦；假如他們掌握了大腦移植術，那麼無論誰的腦殼也都將不保。那將是再一次用人做祭品了。我們和阿茲台克人①的惟一區別在於我們有麻醉術、抗菌法和無菌操作術，我們挖出受害者的心臟用的不是黑曜岩刀，而是手術刀。
【①墨西哥印第安人。】
克服同種異體排斥反應法
免疫性同種異體排斥反應是普遍存在的。從發現這一反應到消除它，是一個艱難的歷程。這種旨在進行治療的消除這一反應的手段雖然較為有效，但絕非令人滿意。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只能簡略地敘述一下。1950年出現了免疫生物學。
它發現了各種減弱和消除被植者對同種異體植片反應的手段——諸如：非致死劑量的全身X射線照射、某些腎上腺類皮質激素，特別是腎上腺皮質激素療法。這一發現對研究的主要方向，開始產生了影響，並且使人們相信臨床上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已經為期不遠了。50年代末，諸如6一硫基嘌呤之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