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葵花》在享樂主義泛濫的今天，無疑是另一種聲音。它進行的是一種逆向的思考。它是對苦難與痛苦的確定，也是對苦難與痛苦的詮釋。
苦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包括了自然的突然襲擊、人類野蠻本性的發作、個人心靈世界的急風暴雨等。我們每天都在目睹與耳聞這些苦難。當非洲難民在塵土飛揚的荒原上一路倒斃一路遷徙的時候；當東南亞的海嘯在人們猝不及防的情況下，以十分短暫的時間吞噬了那麼多的生命，將一個好端端的世界弄得面目全非的時候；當阿爾卑斯山發生大雪崩將人的一片歡笑頓時掩埋於雪下的時候；當中國煤礦連連發生瓦斯爆炸，一團團生命之火消滅於數萬年的黑暗之中的時候……我們難道還會以為這個世界就只有歡樂與幸福嗎？其實，這一切又算得了什麼？那些零星的、瑣碎的卻又是無邊無際、無所不在的心靈痛苦，更是深入而持久的。坎坷、跌落、失落、波折、破滅、淪陷、被拋棄、被扼殺、雪上加霜、漏船偏遇頂風浪……這差不多是每一個人的一生寫照。
然而，我們卻要忘卻。
我們陷入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先樂呵樂呵再說的輕薄的享樂主義。
這種享樂主義，是我們在面對苦難、痛苦時的怯懦表現，是一種對生命缺乏深刻體驗與理解的必然選擇。而我們對此卻沒有絲毫的反思。不僅如此，我們還為這種享樂主義尋找到了許多借口。當下中國，在一片「苦啊」的嘆息聲中，開始了對快樂的瘋狂吮吸。我們看到的景象，大概是那個宣揚享樂主義的西方都望塵莫及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世界沉淪於一派輕飄的、浮泛的、沒有任何精神境界的歡愉之中。歡樂，歡樂，再歡樂，歡樂到死。
追求快樂，是無可非議的，更是無罪的。問題是：這種忘卻苦難的快樂，在苦難突然降臨之際，究竟有多大的對抗力量？它只是一種享樂主義，而不是一種樂觀主義——樂觀主義，是一種深刻認識苦難之後的快樂，那才是一種真正的、有質量的快樂。
由於我們忽視了苦難的必然性，忽視了苦難對於我們生命的價值，忽視了我們在面對苦難時的風度，忽視了我們對苦難的哲理性的理解，因此，當苦難來臨時，我們只能毫無風度地叫苦連天，我們只能手足無措、不堪一擊。有些苦難，其實是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一些無法迴避的元素。我們要成長，就不能不與這些苦難結伴而行，就像美麗的寶石必經熔岩的冶煉與物質的爆炸一樣。
在這樣一個語境中，當一個孩子因為某種壓力而選擇輕生時，我們看到，這個看上去很深刻、很人性化的社會，急急忙忙地、毫不猶豫地從各個方面開始對造成這個孩子悲劇的社會進行檢討，甚至是譴責。我們從沒有看到過有一個人站出來對這個孩子承受苦難的能力進行哪怕一點點的反思。我們無意為這個社會辯護，無意為這個教育制度辯護——這個社會、這個教育制度確實存在著許多問題，甚至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但將任何問題往社會身上一推，往教育制度上一推，難道就是完全合理的嗎？事實上，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種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是盡善盡美的。檢討，不也應包括對這個孩子對苦難的理解與承受能力的培養的檢討嗎？
由於我們對民主、自由、快樂的偏狹理解，我們喜歡不分是非地充當「快樂人生」代言人的角色。我們為那些不能承擔正常苦難的孩子鳴冤叫屈，然後一味地為他們製造快樂的天堂。當談到兒童文學時，我們說：兒童文學就是給孩子帶來快樂的文學。十多年前，我就糾正過這個顯然不怎麼可靠的定義，我說：兒童文學是給孩子帶來快感的文學，這裡的快感包括喜劇快感，也包括悲劇快感——後者在有些時候甚至比前者還要重要。安徒生的作品，大部分是悲劇性的，是憂傷的，苦難的，痛苦的，但也是美的。由於一種不可靠的理念傳播於整個社會，導致了我們對安徒生當下意義的否定，甚至發展到有人要往安徒生的臉上吐口水。我在想：在紀念安徒生誕辰200周年的今天，我實在不知道全世界到底還有多少人要向安徒生的臉上吐口水？看樣子，這事情大概也就是發生在中國——一個享樂主義風行的世界。殊不知，這正是我們對苦難缺乏認識而對快樂又抱了一種浮淺見解的有力證據。
苦難幾乎是永恆的。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苦難。苦難絕非是從今天才開始的。今天的孩子，用不著為自己的苦難大驚小怪，更不要以為只是從你們這裡開始才有苦難與痛苦的。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苦難的歷史，而且這個歷史還將繼續延伸下去。我們需要的是面對苦難時的那種處變不驚的優雅風度。
就在我寫完《青銅葵花》後不久，我讀到了羅曼·羅蘭的一段文字：
我們應當敢於正視痛苦，尊敬痛苦！歡樂固然值得讚頌，痛苦又何嘗不值得讚頌！這兩位是姊妹，而且都是聖者。她們鍛煉人類開展偉大的心魂。她們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愛歡樂與痛苦的人，便是既不愛歡樂，亦不愛痛苦。凡能體味她們的，方懂得人生的價值和離開人生時的甜蜜。
《青銅葵花》要告訴孩子們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作者於北京大學藍旗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