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本來就最為漫長,而這天夜裡對我尤其顯得漫長。因為妻陪同老倪去醫院後,背著在醫院陪床的吳錦和倪紅,偷偷打回來一個簡短電話報危,說是心肌梗塞而引發的「室性心律失常」。我說無論如何要倪翔活下來,在勞改隊他衝過了一道道鬼門關,他是強者,懇請醫院能千方百計進行搶救。妻子似無時間聽我夢魘般的孟浪,電話斷了。

電話聽筒中的盲音,已經響了半天,我還呆傻地沒有放下話筒。那盲音挺刺耳的,它在我頭腦中迅速幻化成礦山的警報聲,勞改礦山井下發生了瓦斯爆炸,倪翔當時正在井下擔任礦車調度。

井下調度室離爆炸的煤巷比較遠,他得以死裡逃生。儘管他活了下來,但那迅雷不及掩耳的火焰噴射,還是燃著他的工眼,一度窒息了他的呼吸,後背和臀部留下一塊塊燒傷的疤痕。

從興凱湖撤到礦山後,焦離開孟,孟離開焦;我和他分在兩個隊,監舍隔著三排窯洞。當他離開礦山醫院,我去他的監號偷偷看望他時,我驚異地發現了這獃子還有一雙巧手——他斜靠在牆角,正用井下放炮崩斷的一根根彩色雷管線,編織著赤、橙、黃、綠、育、藍、紫的七色鳥籠呢!

「喲!你還有這手藝?」

「我喜歡興凱湖的林木,偏偏把我弄到這個山頂上沒有一棵樹的煤礦來(是礦山,山上都是無樹的——筆者注)。閑得難耐,找點事兒乾乾好消磨時間。」他頭也不抬地回答,「其實人手萬能,這隻能算是雕蟲小技,無師也可以自通。」

我順勢坐在窯洞的炕沿上,把七色鳥籠仔細地端樣了一番,籠內安裝了鳥兒站腳的橫杆,籠上嵌進去鳥籠的彎鉤形提手。整個鳥籠流光溢彩,真可以和精緻的工藝品相媲美了。

「這提手是哪兒來的?」。

「反正不是偷的。」他頭也不抬地說,「跟扒竊們吃一個大鍋里的飯,流氓行話學了不少,只是遠沒學會『三隻手』:」

我摸了摸那黃銅把手:「我猜到了,你是卸下了蚊帳上的鉤子。」

「你很聰明,給你的智商打100分。」

「值得嗎?大花蚊子要向你輪番吸血怎麼辦?」

「既然進了這鬼地方,就得練就『金鐘罩』『鐵布衫』的硬功。」他說,「從科學的角度上去解析,我也不是墳子吸吮血漿的對象。你知道蚊子吸血有什麼重要依據嗎?」

「扯淡——」我嘲笑著他的茶傻,「蚊子吸血還有什麼條例可依,把針狀的嘴巴往皮肉里一紮,只管吸進它的肚子就是了。」

「你智商滿分,知識只配得零分。」他直視了我一眼,這是他輕蔑別人時的一貫表情,「我給你上一堂蚊子課,讓你開開竅吧。蚊子分雌雄兩種,雄性只會像飛機一般在空中嗡嗡亂叫,只有母蚊子才有吸血本領呢!你想想著,像我這種瘦竹桿,哪位女紋子同志會感興趣?她們要是『搞對象』,也首先選擇你這樣肥頭大耳。有血可吸的人!」

我笑了——笑得忘記了身邊的大牆和崗樓以及荷槍的士兵。這是我頭一次發現勞改礦山中頭號傻瓜的超級黑色幽默。在我朗聲地大笑時,他沒有任何一絲笑意,待我從無拘無束的境界回到這嚴酷的監號中來時,他陰鬱的臉上,卻綻出一點點酸楚的笑紋:「記得曹孟德在《赤壁賦》中,寫下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悟人生的佳句。『幾何』二字在文學上講頗有『來日苦短』之意,我則常把『幾何』 二字,當成數學中的「解析幾何』。你和我都在圓周上爬行——像牛、像豬、像蚯蚓、像蝸牛,想爬到原來的定位點去,可是——」

我說:「你原地一二一地踏步未動,爬圓周的動物是我。」

「此話怎講?」倪翔放下手中鳥籠,神情十分認真。

「我變得能適應環境,隨遇而安了。可你沒變。」我說,「就以你編織的這個鳥籠為例,你的思維還常常在鳥類王國里穿梭飛翔,你在我和我們的那些『同類』 中間,可謂『蠍子拉屎——獨(毒)一份。」

「是不是我有毛病?」他像自問,又像是問我,「我難忘那隻羽毛如雪的打更鳥兒,我編的這隻彩色鳥籠,或許就出自於那個夢——那個難圓的夢:」

記憶使我失眠。

往事使我心酸。

此時此刻,不但那隻鳥兒被送進古幣中的錢眼之中,連倪翔在勞改礦山編織的鳥籠,也當了殉葬品,連同那隻鳥兒也一塊『死了』,倪紅——那個當年衣衫襤褸如同小叫花子般的孩子,貪婪到不如花腳蚊子,因為按照倪翔的邏輯,花腳蚊子是不吸吮瘦骨嶙峋人的血液的。

我意識到這種感嘆純屬浪費時間,而搶救全命垂危的倪翔,需要的就是爭取分分秒秒的時間,除了科學的醫療搶救之外,還有一個感情上搶救的措施——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替補,只有弄回那只有著三個不同姓名的鳥兒——娃娃鳥、打更鳥、苦寒鳥。我想,倪紅看見她爸爸已經到了陰陽界的十字路口,或許能有猶大對耶穌的懺悔,那還可以彌補倪翔的感情於萬一。

計程車是難叫的,因為此時已是凌晨兩點三刻。我騎上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奔赴妻子所在的醫院。在急診室我匆匆地凝視了兩眼昔日「同窗」,首先把吳錦叫到醫院甬道上來。她聽了我的陳述,開始時連連點頭,說倪紅為此事已哭得淚人兒一般,估計不成問題;待我真要和倪紅去攤牌時,吳錦又神色恍惚起來。她說:「這樣一來,會不會砸了小紅飯碗,外國老闆把她炒了魷魚?」

「容不得考慮那麼多了。」我提醒婆婆媽媽的吳錦,「你把小紅叫出來,我跟她說。」

兩眼哭得像桃子一般的倪紅,從急診室里走出來,坐在我對面的長椅上,兩眼獃獃地望著水泥甬道地面。

「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她沒有抬頭,似在揣摸著我的來意。

「你能不能把那隻鳥兒再買回來,這對你爸爸十分重要。」我開門見山,語鋒十分凌厲。

「德國人是最恪守信用的。」她雙手托著臉腮低聲地說,「我今後還能在那兒工作嗎?」

「跳槽到別的單位不行嗎?」我提示她說,「現在條條道路通羅馬,你能運用三種語言,伯伯為你去另找工作。」

「哎——」她長嘆一口氣,「該怎麼對您說才好呢!」

「說吧!你爸爸正掙扎在死亡線上。」

「我……我……我爸媽都不知道,我正在和他談戀愛哩!伯伯,我今年已是三十七周歲的老姑娘了。」倪紅對我袒露她的心聲說,「他是個偉岸的男子漢,慕尼黑大學金融學博士,我怕為此而失去了他。真的!」

「如果真是這種關係,為什麼中間還存在著交易關係?你不是說那隻鳥兒賣了一千五百馬克嗎?」我對倪紅提出了質疑。

倪紅的回答十分得體:「您去過西歐,一定知道西方世界婚姻、戀愛有時和金錢聯繫得很緊,有時又各自獨立。何況,現在我們還沒走到結合的地步,他付給我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當然,我帶他去鳥市,本身就是出於對金錢的欲求。」

「那麼,我就不難為你了。」我叫倪紅告訴我這位先生的電話和地址。

倪紅抬起頭來,看了看我:「您去?」

「你爸爸一隻腳已經踏進豐都城的門坎了。快——」

倪紅雖不十分情願,還是把這一切告訴了我。第二天早上八點整,我準時給這位德國老闆撥通了電話,他說一口標準的中國話,聲音有點像經常在中國電視舞台上露面的「大山」:「那您九點一刻到我的公司來吧,我等候您。」

為了尊重德國人的習慣,我提前十分鐘到了天涯飯店,在樓下商品部消磨了幾分鐘時間,然後乘電梯準時去按響他的辦公室門鈴。迎接我的是個金髮碧眼留須的中年男子,他說他就是我要找的D先生。

沒有客套和寒暄,他接待我的最高禮儀是一杯咖啡,並詢問我是否要加糖塊。我說,「我喜歡苦,苦可以提精神,我已經一夜未睡了。」

「就為那隻鳥兒?」他十分好奇。

「是的。」

他說剛才倪小姐已經給他打來過電話。一是因父病危向公司請假,二么告訴他她父親的一位朋友要來跟他談鳥事。至於我為什麼要為這隻鳥兒來找他,她說在電話中無法說得清楚,我會代她說明白的。

我空腹灌下一杯熱咖啡,當真有了些力氣。按照歐洲人的禮儀,喝咖啡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味,不能喝出響兒來。我此時已經顧不上這麼多,喝咖啡的勁兒像在勞改隊「嘿嘍嘿嘍」地喝菜湯一般。然後,我向他道歉,表示自己今天是知禮而非禮,實在是出於心情之焦躁乾渴。

他很欣賞我的真誠,馬上拿來咖啡壺又給我續上了一杯,並拿來一塊三明治為我解飢。我是在邊吃邊喝中,對D先生講述了倪翔的往事的。D先生雙手手指交叉在一起,聽得十分認真,待我用一刻鐘的時間,把倪翔的命運和這隻鳥兒命運之間的內在聯繫,闡述得一待二楚之後,D先生顯得十分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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