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憶嚴今年十九歲，但看起來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兩歲的人中間，她也像個大姐。碰到叫人生氣的事，她很少發火，至多臉紅一陣，說話帶點顫音；碰上叫人們狂喜的事，她也不會大笑大喊，多半把兩個好看的嘴角彎上去，輕輕地在嗓子里格格兩聲。這一點曾經引起俞潔的誤會，以為她心機纖巧，善於掩飾自己。其實，俞潔是不了解她的經歷。
憶嚴小名叫秀兒，生在天津，只記得有個爸爸，不記得有媽媽。爸爸是個唱崑曲的。從記事憶嚴就在打了花臉、貼了頭面的人中轉來轉去。她七歲那年，爸爸陪著人唱「鍾馗嫁妹」，一個斛斗翻下去再沒有起來。從此她就成了全戲班的公共孩子，這個叫她去買盒煙，那個叫她沏碗茶；吃飯時白大爺給塊烙餅，田二姨給夾塊鹹菜；睡覺就在戲箱旮旯鋪個草袋子。人們像喂條小狗似地餵養著她。後來，戲班維持不下去了，演員們也要各奔東西。管事的只好領著她，到常去唱堂會的裕二太太家磕頭，求太太把這孩子收下來當丫頭。裕二太太扭捏了一陣，留下了她。等戲班一離開天津，她轉手又把憶嚴送給牌友劉太太，頂了她的麻將牌帳。
劉太太的男人在北京另有個小公館，一年也不回天津一兩趟。這裡只住著太太、一個胖小姐和一個抽大煙的少爺。下房裡，太太一位遠親以半主半仆的身份當管家，還有個兵病出身的守夜人。有誰經受過這個世界裡的這種生活，只要看看這些成員，就能想到秀兒要有多頑強的生命力，才能挺受過來。誰都比她地位高，誰都比她權力大，誰都可以支使她、折磨她、侮辱她，並以此來發泄自己對生活的厭倦、仇恨和敵意。
她白天要收拾三個人的屋子，倒三個人的便盆，洗三個人的衣裳，伺候老太太喝茶，伺候少爺抽煙，伺候小姐綉嫁妝。晚上要替管家幹活，替守夜人打更。管家和守夜人合夥偷東西。她看得明明白白。說出來，那一男一女半夜裡堵上她的嘴，用爐通條燙她；她不說，主人又認定是她偷的，讓她在雪地里餓著肚子一跪幾個小時……
她終於也熬不下去了，覺得這樣活著，既看不到希望又沒有意義。可是正當她準備了卻自己這短短一生的時候，忽然從天外伸過一隻救助她的手來。這家來了個姓林的客人。這個人一連來了好幾回，每次都是秀兒送的茶。第四次來時，她剛倒了茶要退下，太太說：
「秀兒，先別走，這是大夫。請他驗驗看你有什麼病沒有，怎麼總這麼瘦呢？」
那人慈祥地笑著，拉著秀兒的手說：「別怕，我給你捏捏積就是了，不像有別的病。」
他叫秀兒扶著椅子站好，撩開了她的衣服後身，順著腰往頸部按摩上去，觸到肩腫骨處問道：「孩子，你背上這塊青痣是從小就有的嗎？」
秀兒點點頭。
「別處還哪裡有？」
秀兒說：「左大腿上也有一塊。」
那人放下秀兒，轉臉對太太說：「就是的了，請您把文書拿來，我們當場過付了吧。」
太太打發秀兒出屋去，一會兒的工夫管家就來通知她收拾東西，給她道喜，說來的那人是她舅舅，特意來贖她的。
秀兒估不透是真是假，是福是禍。可她明明記得自己是什麼親人都沒有的，她又驚又怕，渾身哆嗦起來。這時候姓林的客人自己到下房來找她了，他看了這暗黑潮濕的下房，撫摸著秀兒瘦骨伶仃的肩膀，眼圈紅了，哽咽著說：「孩子，外婆找了你許多年了。」這神情、這聲音，是秀兒從父親死後再沒有見到和聽到的。世界上又有人把她當人了。儘管她對這個人一無所知，可是她不由得撲上去抱住他鳴咽大哭。
「舅舅」把她從天津帶到香港，從香港帶到重慶，在重慶見到了周伯伯，才知道派人找她的是共產黨，是周恩來。才知道那個唱戲的窮演員不是她的親父親，而是和她親生父母住同院的街坊。她父母都是以教員身分從事革命活動的共產黨員， 「四·一二」時被軍閥槍殺了。好心的演員冒著風險，收養了她這個還不會說話的孤女，以報答他們生前對他的照顧和資助。周伯伯找了她許多年，抗戰開始，河北省的黨組織從回到高陽的藝人們口中打聽到她的下落，立即派人到天津找到了她。她的父親也姓周，周伯伯給她起名叫憶嚴，把她送進了新安旅行團。不久，她隨著新安旅行團到了蘇北解放區。
在新安旅行團，她沒有別的孩子活潑、天真，也沒有文化上、藝術上那種早熟的素養。可是她沉著、老練，政治上進步快，對自己要求嚴，很快地成了個小領導幹部。當部隊文工團要補充幾個青少年時，旅行團就把周憶嚴輸送到新四軍來了。
她受到了戰爭的鍛煉，也熟悉了一般的工作方法。可帶領兩個人單獨執行任務，她還是第一次。
頭一件事，她先把自己見到過的老領導們回憶一下，從他們的行為中找尋自己應該遵循的作法。她想到了：第一要以身作則，吃苦在先；第二要發動群眾。
小高是小老革命，把她的工作做好，兩個人齊心協力幫助俞潔一個人，完成任務就有把握了。
她把小高拉到身邊，悄悄談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