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緬甸之戰-會戰曼德勒

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抗戰的首都——重慶。

當史迪威還是一名年青英俊的西點軍校畢業生的時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遊歷過中國。中國古老而神秘的文化傳統和貧窮落後的社會面貌曾給他們留下過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運似乎同中國結下了某種不解之緣,他三次受命來華擔任軍職,還幫助中國政府在山西和陝西設計過兩條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會唱京戲,對中國各省地方風情了如指掌。他們的女兒有兩個出生在中國,史迪威給他們各取了一個中國小名,女兒叫「李娜娜」,兒子叫「楊京京」。

然而,曾在史迪威心中留下美好印象的重慶山城,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一千多個日日夜夜的野蠻轟炸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城市的模樣。

即使在這樣令人心酸和困難當頭的日子裡,國民黨政府仍然不肯放棄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政府對民眾實行高壓政策,發表不同意見的人被當做「異黨分子」抓進監獄,民主人士受到恐嚇和監視,報紙新聞隱瞞事實真象,專門報喜不報憂,重慶大街小巷的茶館裡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警語。

中國抗戰的希望在於民眾的覺悟,但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暴虐和黑暗恰恰扼殺了這種覺悟。從這個意義上講,抗戰是沒有多少希望的。作為西方軍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認識到中國社會的這種本質的特點,他最先注意到的卻是中國豐富而廉價的人力資源。

史迪威興奮地給馬歇爾將軍寫報告,說中國到處可見大批吃苦耐勞,生命力強盛的民眾。如果把他們組織起來,加以嚴格訓練,再發給他們最好的武器,吃營養豐富的食品,那麼他們將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軍人。

史迪威將軍不是哲學家,他的軍人的局限性在於他只看到事物的一個方面。中國人固然因為貧窮而勤勞,因為吃苦而頑強,同樣也會因為富裕而懶惰,因為愚昧而貪婪。更重要的是沒有文化的民眾很難產生出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來。

一周後,史迪威在黃山別墅正式拜會從緬甸歸來的委員長夫婦。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馬斯·赫恩少將和弗蘭克·多恩准將,還有大名鼎鼎的美國空軍「飛虎隊」司令克萊爾·陳納德上校。

黃山別墅位於重慶南岸,距市區十英里。這是一座向陽的山坡,視野開闊,草木蔥蘢,站在觀景台上可以烏瞰重慶市區和兩條夾峙在山谷里的大江。

委員長夫婦親往別墅大門迎接美國客人。

委員長親著青布長衫,面帶笑容,顯得輕鬆自然。蔣夫人依然美麗大方,一左一右挽住中將和大使的胳膊,用婉轉動聽的英語向他們翻譯委員長的問候。

一大群制服筆挺的中國軍政官員被介紹給美國客人。許多經過特許的記者跑前跑後搶鏡頭,鎂光燈耀眼地閃動。沸沸揚揚的進行了大約一刻鐘,人們才簇擁著委員長和貴賓走向會客廳。

會見純粹是禮節性的。

晚上主人舉行盛大宴會招待美國貴賓。委員長的廚師向客人們奉獻一道道精美的宮廷菜肴,讓西方客人大開眼界,嘆為觀止。

經過反覆磋商,史迪威帶著蔣委員長的任命信心百倍地登上飛機,開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緬甸之行。他受命全權指揮正向緬甸南部開進的中國遠征軍。委員長交待給這位美國參謀長的任務有二:第一,擋住日本人進攻,伺機收復仰光。第二,監視狡猾的英國人,不要讓他們出賣了中國人的利益。

可惜史迪威只用心理解了前一項任務而忽略了後者。加上他並不了解中國的政治和國情,這就使他在緬甸盟軍的勾心鬥角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動和困境。

緬甸眉苗。

英國總督府臨時遷至眉苗。

在史迪威到達的前一天,另一位英國將軍亞歷山大爵士剛剛飛抵小城。他是來接替因無能而被撤職的赫頓中將擔任英緬軍總司令的。

哈羅德·亞歷山大上將在英倫三島是個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他曾在法國西海岸創造過一場轟動世界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的奇蹟,從而成功地挽救了三十萬英法聯軍的覆滅命運。但是,英雄的事迹並不是英雄本身,英雄本身依然是個破綻百出的人。因此當美國人史迪威初次對這位英軍總司令作了禮節性拜訪後,就挑剔地評論亞歷山大「充其量是個能幹的撤退專家」。

自然,傲慢自負的亞歷山大爵士同樣有理由蔑視這位不帶一個美國兵的美國將軍。他挑釁地對史迪威說:

「先生,您怎麼甘心聽從那些沒有教養的黃種人的使喚呢?」

史迪威反駁:「先生,您自己不也在一個黃種人國家當差嗎?」

亞歷山大哈哈大笑:「將軍,那就讓我們為白種人的利益聯合起來吧。我是說,把你的那些中國軍隊統統趕上前線,別讓他們老躲在後方。」

史迪威抑制住怒火:「這麼說,您已經決心放棄緬甸了?」

亞歷山大:「不錯將軍。你知道,印度對不列顛的利益更為重要。」

史迪威起身告辭:「夠了先生,您想再創造一次敦刻爾克大撤退的奇蹟嗎?對不起,我可沒法幫您的忙。」

會晤不歡而散。

史迪威電告中國委員長,稱英國人是「難以合作和不可靠的夥伴」。

無獨有偶,中國人同史迪威的合作關係很快也顯露出棘手的苗頭。

杜聿明,字光亭,中國第五軍軍長兼遠征軍副總司令,史迪威名義上的副手和下級。其實他才是這支中國大軍真正的司令官和決策人物。他的軍部設有一架電台直接同重慶保持聯繫,並把史迪威的動靜和各種情報隨時彙報給委員長。

同古戰役前夕,史迪威趕到眉苗指揮部走馬上任。初識杜聿明,他對這位中國副手評價頗高:「……兢兢業業,對戰術懂行,隨時準備進攻,是一個優秀的指揮官。」而最初他以為所有的中國軍官都具有相同的品質:「……吃苦耐勞,服從命令,從不討價還價和自高自大」。(引自[美]羅曼納斯和森德蘭:《史迪威出使中國》)

事實很快證明這是一種美國式的錯覺。

一次應亞歷山大邀請,史迪威和杜聿明前往英軍防區進行禮節性視察。在一處陣地上,一名英軍上尉看見中國將軍抽的是美國「駱駝牌」高級香煙,於是便直截了當地質問道:

「請問杜將軍,為什麼你們中國軍官抽高級香煙,而你們的士兵卻只能穿草鞋打仗?」

杜大窘,繼而惱羞成怒,險些拔出槍來要槍斃那個白人上尉。對西方人來說,任何坦率的談話都是正常的,不管對上級還是下級。但是中國人卻不容易做到這一點。從那天以後,史迪威一連好幾天都從杜將軍眼睛裡看出一種受了傷害的深深的敵意,起初他並不在意,認為這不過是杜將軍器量狹小所致,但是過了許久以後,他終於認識到造成這種對立和衝突的原因遠非個人品質使然。

同古戰役開始後,史迪威同杜聿明在作戰方針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按照史迪威的設想,第二百師的任務應當是「阻擊和牽制敵人」,另外「以新二十二師和九十六師快速跟進,對日軍第五十五師團實行分割包圍,確保全殲或大部消滅敵人。」(摘自《史迪威日記》)

但是這個計畫遭到反對。

在杜聿明看來,史迪威處處都有濫用職權和居心不良的意味。美國佬野心勃勃,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風頭。遠征軍是委員長的精銳部隊,也是杜聿明的本錢,拿人家的本錢下賭注當然不會心疼。

杜聿明一面將敵情電告委員長,一面製造種種借口搪塞史迪威,抵制美國人的進攻命令。

同古大戰在前方打了十二天,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後方吵了十二天,直吵得昏天黑地不可開交。

其實史迪威同杜聿明的矛盾只是他同蔣介石衝突的前奏。這段衝突的歷史,不僅表現了個人不同的性格和氣質,更代表了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利益原則上的衝突。

同古戰役一結束,史迪威就懷著不可遏止的憤怒飛往重慶。他要把緬甸前線的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當面向委員長講清楚。

一九四二年四月,緬甸盟軍統帥部決定,以曼德勒為依託,集中中國方面三個整軍(第五、第六和第六十六軍)英國方面五個整師,共計二十五萬人的優勢兵力與日軍決戰。

曼德勒會戰的宏大構想首先出自重慶蔣委員長對時局的判斷。蔣委員長並非不願意打仗,而是必須在保存實力和有把握的前提下與敵決戰。中國有條著名的軍事原則,叫做「避實就虛,與逸待勞」。現已查明,侵緬日軍共有四個師團,近十萬人,從東西路長驅直入。如果以盟軍優勢兵力猛攻其中一路,大獲全勝是有把握的。

曼德勒地勢居高臨下,背靠滇緬公路,進可以出擊,退可以就地防禦。委員長選擇曼德勒作為會戰的理想戰場,確實佔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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