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凡的話
我父親在我十二歲的時候就死了，我妹妹才兩歲，就靠我母親一個人做工養我們兄妹倆，還要再供我上五年大學，我不忍心。我對我母親說，將來讓小妹妹上大學吧，我工作供她上學，一家子有一個大學生還不就夠了。她怪我不求上進。我能忍心她白天廠子里幹了一天活回來又為我們的生活操勞？我和妹妹倆的衣服、鞋子全是她做的，家裡花一分錢都得算計著。我上中學的時候，沒買過一張電影票。寒暑假裡的學生場，五分錢一張票，我都不向她要錢。我上高中的書本費全是我偷偷去做小工、撿破爛掙來的錢。學校里對我還是比較照顧的，學費全免。有時候，圖書館整理圖書，班主任老師叫我去幫忙，學校里給點補貼。不是我不愛看電影，我是怕看上了癮就老想看。後來是公雞發現了，他就替我買過好幾次票。那一次上製圖課，老師把我叫起來，問我為什麼總不用製圖紙做作業，我怎麼說呢？他態度也不好，說再不按哥斯特（「規格」的俄文叫哥斯特）的作業，今後他一律不改。我就頂了他一句，只要圖畫得合符規格，你管我用什麼紙呢？是他先火了，說不想上製圖課的可以出去！我就出去了，在教室外的台階上坐了一節課。後來，你串通了公雞，給我買了製圖紙、鴨嘴筆，怕我不肯收，偷偷塞進我的書包里。你們不是公子哥兒，也就那兩個零花錢，還不是自己省下來的。我發現你們塞在我書包里的那捲製圖紙、鴨嘴筆和一張小紙條子。紙條子上寫了幾個字：「請你一定收下，我們佩服你刻苦求學的精神。」你們當時沒留下名字，可我認得你的筆跡。我很感動，我從來不向人訴窮的，也不要人施捨，我跑到圖書館樓下的拐角里哭了一場。你們是難以理解這種心情的。我現在就可以掙錢了，我需要工作！
敘述者的話
快快頭一次發現人生還有這樣的悲哀。他父親是一位民主人士，有相當高的地位，家庭經濟條件也好，他從來也沒有感到短缺過什麼。聽到自己的同學因為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竟然做出這種犧牲，放棄自己的前途，還要蒙受落榜的恥辱，他非常難過。眼前，正凡卻清醒地等待著這種不幸。如果替一個同學僅僅是買個鴨嘴筆，或是交付一些書本費，快快可以向父母要，他們也會給他的。但是，要負擔一個人整個大學期間的費用，這他想也不敢想，也不能向父母開口，他沒有辦法幫助自己的朋友，沉默了許久，只好說：「走吧，你不是沒有什麼事？我們出去轉轉。」
他覺得，他應該陪伴正凡，分擔一點朋友的痛苦，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
他們出了校門，沿著一條小巷子走著，兩人一言不發。此刻，對他們來說，這種默契勝過於任何語言。他們穿過了一條又一條小巷，來到了大學的門口。
這正是五七年的夏天，那個不尋常的夏天。他們當時還不懂得社會生活中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也不關心，學校大門口貼滿了「大鳴大放」的標語和大字報。他們出於好奇，便站住看。其中有揭發學校領導官僚主義作風的；有要求改善學生待遇的；有對一些黨團幹部的批評；還有對國家政治生活的許多議論。而那些大膽的評論使他們吃驚，大字報中揭發的那些問題也使他們憤慨。但是，快快又覺得，這一切似乎離他十分遙遠，他身邊還沒有過這種感受。他是在幸福中長大的，他感覺到的激情和不平瞬間也就消失了。他們進到校園裡，又看了一會大字報，之後便分手了。
快快的話
我回到家裡，剛進門，見客廳里父親在和一個人談話，來人正在向父親勸說什麼。說到要他「鳴放」，「發表意見」，「向黨提建議」，諸如此類的話。我上樓去了，回到我那間小書房裡，又沉浸在我的功課中。傍晚，我下樓來吃完飯，就又上樓了，一直坐到半夜。幾個月來，我天天如此。下樓睡覺的時候，經過父母親的房門，發現房裡還亮著燈。往常，這時他們早睡了。母親坐在椅子上，父親來回走動著。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父親說，「這已經是第三次來動員我了，我的意見早說過了。」
「組織上來找你，要你主持會議，整黨整風，你老推託不好，」母親說。
「你不知道，這是政治！當前的情況複雜，有些人很偏激。如果我出來召集會議，我就得對自己召集的會議負責任。」
「組織上這樣動員你，三番五次了。你是院長，你不召集誰來召集？黨要搜集群眾的反映，偏激的意見又不是你的意見，你也可以說明嘛！工作你不能不做，這樣多不好！」
「唉……」父親嘆了口氣。
我這才感到大學裡發生的事情同我家也有某種聯繫。我沒有深思，回到自己房裡，入睡之前，還聽見樓上房裡父親沉重的腳步。
我考上大學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父親正在做檢查。那天下午，當我從郵遞員手裡接到錄取通知書，我立即甩掉了腳上的木拖鞋，赤腳跳進房裡，高興地喊道：「媽媽，你快來看呀！我考取了！」
母親從樓上下來，她接過通知書的時候，手都哆嗦了，看完她就哭了。我不明白她為什麼哭？難道憑我的成績還考不取嗎？她完全不必有這種擔心！我對媽媽說：「我早就料到了，我准能考取而且准能考取我的第一志願。」我那時很驕傲。我說：「我是我們同學中成績最好的一個，我們學校又是全市最好的學校，如果我都考不上，那還有誰能考得上？」
到大學以後，我看到了我的考分，確實是最高分。可是我不知道，我竟是一個幸運兒。儘管我考分這樣高，我也完全有可能考不上。我母親的這種擔心我後來才理解。我們學校的教務主任，就是在新年晚會上扮演新年老人的羅老師，他為我做了一件好事。他把我父親單位關於他的右派問題的材料在抽屜里壓了半個月，才寄到招生委員會去。所以，轉到學校的時候，我已經報到了。我是那許多不幸的孩子之中的一個幸運兒。我這是後來從一個黨員同學那裡間接聽說的。學校里討論過是否把我退回去的問題，我們系的黨總支書記為我說了話。他是個好人，五九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到圖書館去當一名管理員，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他，也許是調到別的地方去了。在我入大學的時候，他替我說了話，大致是說我還是孩子，進大學時我還不滿十七歲，在中學論表現論成績都好，既然收來了，還是留下吧。這樣，我就被保留了學籍，可大學那些年的生活，對我這個幸運兒來說，卻又是不幸的。因為我從一進學校起，就背上了家庭包袱。
公雞的話
還是說五七年那個夏天吧。快快見我也考上了第一志願，原諒了我對科學的背叛。他來祝賀我，我們便和解了。我們又不約而同談到了正凡，便約好了一起去他家看他。
正凡出來了，穿著個汗背心，顯得若無其事的樣子。我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因為我們是幸福的人，而他不幸。我們約正凡一塊出去玩玩。正凡說：「去哪兒？」我想起爬山，就說：「爬天台山！」天台山在城外，有三十多里路。我們說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動身，吃的、喝的由我們帶，他就別管了。快快說：「把你的畫板帶上就行了。明天早晨四點鐘到你窗上敲窗子。」
正凡沒有讓我們到他家裡去坐，我們知道那天他母親工廠里休假，正在家。可他妹妹出來了，招呼我們說：「媽媽叫你們進去呢！公雞和快快哥哥你們進去呀！」
小妹那時候只有八、九歲，還在上小學。她拉著我們倆的手，拖我們進去。正凡向我使了個眼色，我便對她說：「同你媽媽說，我們改天再來吧。謝謝伯母了！」
小妹撒嬌地說：「幹嘛不進來？」
正凡向我們揮揮手，意思是讓我們快走，我們倆便走了。轉身的時候，見小妹正纏住正凡，一個勁地嚷：「哥哥，明天我也要去爬山，我也要去！」
正凡煩躁地推開她：「沒你的事！去，去！」
小妹卻朝我們大聲地叫道：「公雞哥哥，快快哥哥，我也要去！明天帶我去，哥哥不帶我去。」
我們都加快步伐走了。
敘述者的話
生活就是這樣，有不幸，也有幸福；有痛苦，也有快樂；但生活中的痛苦與快樂，我覺得又都是美的。你不這樣認為？不認為痛苦也是美的嗎？只要這種痛苦是高尚的，是出於一種善良的心愿，痛苦我以為也美。就是在那種心情下，幸福的快快和公雞同時又感受著他們的好朋友正凡的不幸。
公雞的話
我愛山，也愛海。海是壯美的，可是我那時候還沒有真見過海，只是在影片里，在繪畫中，看到海那樣開闊，氣勢澎湃，奔騰不息。我真正見到海還是在肖玲死後，我兩次找尋過海。這之前，海在我心中只是個熱情的、單純的夢幻，我並不認識它真正的面貌。而山的美，由於我經常有機會登山熟悉的緣故吧，我當時覺得它又比海更細緻，更豐富，給人多種的情緒。有時候，你站在山頂上，看到起伏的群山，聽著由遠及近的松濤聲，那種感受我以為可以和海比美。當你穿過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