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如俗話說的：你越把它當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謂「性」就是這樣。
性算不上人的專利，是一種遍及生物界的現象，一種使禽獸花草萬物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不，甚至不僅僅是一種生物現象，很可能也是一種物理現象，比如是電磁場中同性相排斥異性相吸引的常見景觀，沒有什麼奇怪。誰會對那些哆哆嗦嗦亂竄的小鐵屑賦予罪惡感或神聖感呢？誰會對它們痛心疾首或含淚歡呼呢？事情差不多就是這樣，一種類同於氨基丙苯的化學物質，其中包括新腎上腺素、多巴胺，尤其是苯乙胺，在情人的身體內燃燒，使他們兩頰緋紅，呼吸急促，眼睛發亮，生殖器官充血和勃動，面對自己的性對象暈頭暈腦地呆笑。他們這些激動得哆哆嗦嗦的小鐵屑在上帝微笑的眼裡一次次實現著自然的預謀。
問題當然沒有如此簡單。性的浪漫化也是一筆文化遺產，始於褲子及文明對性的禁忌，始於人們對私有財產、家庭、子女優育等經濟性需要。性的浪漫化剛好是它被羞恥化和神秘化之後一種必然的精神釀製和幻化，放射出五彩十色的靈光，照亮了男人和女人的雙眸。直到這個世紀的一九六八年，時間已經很晚了，傳統規範才受到最猛烈動搖。美國好萊塢首次實行電影分級制度，X級的色情電影合法上映令正人君子們目瞪口呆。一個警察說，當時一個矮小的老太太如果想買一份《紐約時報》，就得爬過三排《操×》雜誌才能拿到。
避孕術造成了性與生殖分離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嘯著從生殖義務中突圍而去。其實，突圍一直在進行，通姦與婚姻伴生，淫亂與貞節影隨，而下流話歷來是各民族語言中生氣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人們最高興或最痛苦的時候脫口而出，泄漏出情感和思想中性的基因。即使在禮教最為苛刻和嚴格的民族，人們也可以從音樂、舞蹈、文學、服飾之類中辯出性的誘惑，而一個個名目各異的民間節慶，常在道德和法律的默許之下，讓浪漫情調暖暖融融瀰漫於月色火光之中，大多數都少不了自由男女之間性致盎然和性味無窮的交往和遊戲，對歌，協舞，贈禮，追打笑鬧，乃至幽會野合。這種節慶狂歡不拘禮法，作為禮法的休息日，是文明禁忌對苯乙胺的短暫性假釋。
從某種特定意義上來說，種種狂歡節是人類性亢奮的文化象徵。民俗學家們直到現在也不難考察到那些狂歡節目中性的遺痕。
始於西方的性解放，不過是把隱秘在狂歡節里的人性密碼，譯解成了宣言、遊行、比基尼、國家法律、色情雜誌、教授的著作、換妻俱樂部等等，使之成為一種顯學，堂而皇之進入了人類的理智層面。
它會使每一天都成為狂歡節么？
禁限是一種很有意味的東西。禮教從不禁限人們大汗淋漓地為公眾幹活和為政權犧牲，可見禁限之物總是人們私心嚮往之物——否則就沒有必要禁限。而禁限的心理效應往往強化了這種嚮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險變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動人心。設想要是人們以前從未設禁，性交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樣隨便，那也就索然無味，沒有什麼說頭了。
因此，正是傳統禮教的壓抑，蓄聚了強大的縱慾勢能，一旦社會管制稍有鬆懈，便洪流滾滾勢不可擋地群「情」激蕩舉國變「色」。性文學也總是在性蒙昧災區成為一個隱性的持久熱點，成為很多正人君子一種病態的津津樂道和沒完沒了的打聽癖、窺視癖。道德以前太把它當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縱慾作為對禁慾的補償和報復，常常成為社會開放初期一種心理高燒。縱慾者為了獲得義理上的安全感，會要說出一些深刻的話。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如果吃飽喝足又有太多閑暇，如果他們本就缺乏熱情和能力關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難題，那麼性解放就是他們最高和最後的深刻，是他們文化態度中唯一的激情之源。他們幹不了別的什麼。
這些人作為禮教的倒影，同樣是一種文化。他們的誇大其辭，可能使剛剛有的坦誠失鮮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髒兮兮的讓人掉頭而去。他們用清教專制兌換享樂專制，輕率地把性解放描繪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藝術，就像以前的偽道學把性壓抑說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藝術。他們解除了禮教強加於性的種種罪惡性意義之後，必須對性強加上種種神聖性意義，不由分說地要別人對他們的性交表示尊敬和高興。他們指責那些沒有及時響應步調一致來加入淫亂大賽的人是偽君子，是辮子軍，是廢物。這樣做當然簡單易行——「富貴生淫慾」這句民間大俗話一旦現代起來就成了精裝本。
這些文學脫星或學術脫星，把上帝給人穿的褲子脫了下來，然後要求人們承認生殖器就是新任上帝，春宮畫就是最流行的現代《聖經》。他們最痛惡聖徒但自己不能沒有聖徒慷慨悲歌的面孔。
這當然是有點東方特色的一種現代神話，最容易在清教國家或後清教國家獲得信徒們的喝彩。相反，在性解放洪潮過去的地方，X級影院里通常破舊而骯髒，只有寥落幾個滿身虱子和酒氣的流浪漢昏昏瞌睡，不再被大學生們視為可以獲得人生啟迪的教堂和聖殿。性解放並沒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獨指數和苦悶指數，並沒有緩解「文明病」。最早的性解放先鋒鄧肯後來也生活極其惡化，肥胖臃腫，經常酗酒，胡吵亂鬧，不大像一個幸福的退休教母。那裡一方面有了得樂且樂的瀟洒，另一方面也有愛滋病、性變態、冷漠、吸毒之類的苦果。如果有人去那裡宣言只要敢脫就獲取了天堂的入場券，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除性的困惑和苦惱，甚至進而達到人生幸福的至境，這個神經病肯定半個美元也賺不著。
自由是一種風險投資。社會對婚姻問題的開明，提供了改正錯誤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錯誤的自由。解放者從今往後必須孤立無援地對付自己與性相關的困惑和苦惱，一切後果自己承擔，沒法向禮教賴賬。正如有些父母怕孩子摔跤就不讓他們踢球，我們為勇敢破禁歡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賺不賠的特別股權。一九六八並不是幸運保險單的號碼。踢足球就是踢足球，一隻足球不算什麼特別了不起的東西，不值得大吹大擂。穿上球鞋不意味著一定能射門得分，一定成為球星，更不意味著萬事如意。
對理論常常不能太認真。
一個現代女子找到了一個她感性趣的男人，如果對方婉言拒絕她，這個女子就可能斷言對方在壓抑自己。你怎麼活得這麼虛偽呢？你太理智了，我覺得理智是最可惡的東西，是最壓抑人性和情感的東西。人生能有幾時醉？……
這個女子開導完了，出門碰到一個使她極其噁心的男人，被對方糾纏不休，她就可能說出另外一些理論：你怎麼這樣不剋制自己呢？怎麼這樣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讓我噁心，我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無恥的人……
這個女子的理智論和反理智論兼備，只是隨時根據具體情況各派其用，各得其所。你能說她是「理智派」還是「感情派」？同樣，如果她心愛的丈夫另有新歡，要拋棄她了，她可能要大談婚姻的神聖性；時隔不久如果她找到了更可心的人，對方是人家的丈夫，她就可能要大談婚姻的荒謬性。你能說她是衛道士還是第三者亂黨？如此等等。
理論、觀念、概念之類，一到實際中總是為利慾所用。尤其在最虛無又最實用的現代，在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中間，理論通常只是某種利慾格局的體現，標示出理論者在這個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動態勢。一般來說，每一個人在這個利慾格局中都是強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對於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個人都萬法皆備於我，都是潛在的理論全息體，從原則上說，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論的，是需要任何理論的。用這一種而不用那一種，基本上取決於利慾的牽引。但這決不妨礙對付格局中的其它方面的時候，或者在整個格局發生變化的時候，人們及時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理論面目。比如一個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裡的保守派；一個下級面前的集權派，完全可能是上級面前的民主派。
這種情形難免使人沮喪：你能打起精神來與這些堂而皇之的理論較個真嗎？
縱慾論在實際生活那裡，通常是求愛術的演習，到時候與自述不幸、請吃請喝、看手相、下跪等等合用，也有點像征服大戰時的勸降書。若碰上噁心的糾纏者，他們東張西望決不會說得這麼滔滔不絕。他們求愛難而拒愛易，習慣於珍視自己的慾望而漠視他人的慾望， 滿腦子都是美事，因此較為偏好縱慾說。就像一些初入商界的毛頭小子，只算收入不算支出，怎麼算都是賺大錢，不大準備破產時的說辭和安身之處。
他們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歡讀書這類累人的活，瞟一瞟電視翻翻序跋當然也足夠開侃。所以他們的宣言總是豐繁而又混亂，尤其不適宜有些獃氣的人來逐字逐句地較真。比如他們好談弗洛伊德，從他的「里比多」滿足原理中來汲取自己偷情的勇氣，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正是這一個弗洛伊德強調性慾壓抑才能產生心理能量的升華，才得以創造科學和藝術，使人類脫離原始和物質的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