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訪印度之前，新德里燒了一次機場，又爆發登格熱，幾天之內病死者已經過百，入院搶救的人則數以千計，當局不得不騰出一些學校和機關來當臨時的醫院。電視里好幾次出現印度軍警緊急出動在市區噴洒藥物的鏡頭，有如臨大敵的氣氛。
我被這些鏡頭弄得有些緊張，急忙打聽對登什麼熱的預防辦法。好在我居住的海南島以前也流行過這種病，只到近十來年才差不多絕跡。但對這種病較有經驗的醫生還算不少。一位姓凌的醫生在電話里告訴我，登格熱至今沒有疫苗，因此既不可能打預防針，也沒有什麼預防藥品可言。考慮到這種病主要是靠一種蚊蟲傳染的，那麼唯一的預防之法，就是長衣長褲長襪，另外多帶點防蚊油。
新德里的深秋，早晚的氣溫轉涼，長衣長褲長襪已可以接受。但我沒有料到，緊緊包裹全身再加上隨身攜帶的各種防蚊藥劑，用來對付印度的蚊子仍是防不勝防。星級賓館裡一切都很乾凈，只要多給點小費，男性侍者的微笑也應有盡有。但不管有多少笑臉，嗡嗡蚊聲仍然不時可聞，令人心驚肉跳，令人心裡「登格」。有時，幾位同行者正在談笑，一些可疑的尖聲不知從何處飄忽而近，眾人免不了臉色驟變手忙腳亂地四下里招架，好端端的一個話題不得不中上和失散。出於一種中國式的習慣，我對眼前的飛蚊當然決不放過。有意思的是，我出手的動作總是引來身旁印度人驚訝和疑惑的目光，似乎我做錯了什麼。
中國使館的官員也給我們準備了防蚊油。他們後來才告訴我，印度是一個宗教的國度，大多數人都持守戒殺的教規，而且將這種大慈大悲惠及蚊子。蚊子也是生命，故可以驅趕，但斷斷不可打殺。對於我兩手拍出巨響的血腥暴行，他們當然很不習慣。
我這才明白了他們一次次驚訝和疑惑的回頭。
也才明白了登格熱的流行。
生活在印度的蚊子真是幸福。但是，蚊子們幸福了，那一百多條死於登格熱的人命怎麼說呢？人類當然可以悲懷，悲懷一切植物、動物乃至蚊子，但人類有什麼理由不悲懷自己的同類？為什麼可以把自己積善的記錄看得比同類的生命更為重要？
在印度，不僅蚊子們幸福，人類以外的其他各種活物也很幸福。新德里街頭常有呼啦啦的猴群從你身邊跳踉而過，爬到樹上或牆上悠閑嬉耍。每一片綠蔭里也都有松鼠在道上來回奔竄，有時居然大搖大擺爬入你伸出的手掌。還有潮水般的鴉鳴雀噪，似乎從泰戈爾透明而夢幻的散文里傳來，一浪又一浪拍打著落霞，與你的驚喜相遇。你無論走到哪裡，都似乎置身於一個天然的動物園，置身於童話。你周圍的一些公共服務場所也常有這樣一些童話式的公告牌：「本展覽館日出開門，日落關門。」這種拒絕鐘錶的時間表達方式早已被新聞、法律、教材以及商務文件久違，大有一種童話里牧羊人或者王子的口吻。
地球本來是各種動物雜處的樂園，後來人類獨尊，人類獨強，很多地方的景觀才日漸單調。我在中國已經很少聽到鳥叫。那些兒時的啁啁啾啾一一熄滅，當然是流失到食客們的腸胃裡去了，到中國人花樣百出的冷盤或火鍋、蒸籠或烤爐里去了，到遍布城鄉燈紅酒綠熱火朝天的各色餐館裡去了。中國人真是能吃。除了人肉不吃，什麼都敢吃，什麼都要吃。一個宗教薄弱的世俗國家，一個沒有素食傳統的嗜向性大眾，紅光滿面大快朵頤成了人際交往的普遍表情。人們正在吃得一個又一個物種幾近絕跡，隨著食文化的發達繁榮，眼看著連泥鰍、青蛙一類也難於倖免。我一位親戚的女兒，長到八歲，至今也只能在畫冊上認識蝌蚪。
印度也是一個人口大國，但決無中國這麼多對於動物來說恐怖萬分的餐館。這當然讓剛到此地的中國人不大習慣。有時候搜尋了幾條街，好容易飢腸轆轆地找到了一家有煙火味的去處，菜譜也總是簡單得讓中國食客們頗不甘心。牛是印度教中的聖物，不論野外有多少無主的老牛或肥牛，牛肉是不可能入廚的。由於受伊斯蘭教的影響，豬肉也是絕大多數餐館的禁忌。菜譜上甚至極少見到魚類，這使我想起了西藏人也不大吃魚，兩地的習俗不知是否有些關聯。可以想見，光是有了這幾條，餐桌上就已經風光頓失，乏善可陳，更不可能奢望其他什麼珍奇的葷腥了。在這一個齋食和節食幾乎成為日常習慣的國家裡，我和朋友們不得不忍受著千篇一律的麵餅和麵餅和麵餅，再加上日復一日拿來聊塞枯腸的雞肉。半個月下來，我們一直處在半飢餓狀態，減肥的狀態，眼球也叭噠叭噠似乎擴張了幾分。
咽下麵餅的時候，不得不生出一個疑問：印度的軍隊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他們衝鋒陷陣的時候是否有點力不從心？印度的運動員們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如何能保證他們必要的營養和熱量？如何能保證他們的體能，足以抗衡其他國家那些牛排和豬排餵養出來的虎狼之師？難怪，就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奧運會上，偌大一個印度居然只得了一塊獎牌。這一可悲的紀錄原來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現在倒讓我覺得順理成章。也許，素食者自然素心——相當多數的印度人與競技場上的各種爭奪和搏殺，一開始就沒有緣分。
他們看來更合適走進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的寺廟，在那裡平心靜氣，無欲無念，從神主那裡接受關切和家園。當他們年邁的時候，大概就會像所有我所見到的印度老人，成為一座座哲學家的雕像，散布在城鄉各地的檐下或路口。無論他們多麼貧窮，無論他們的身體多麼枯瘦衣著多麼襤褸，無論他們在乞討還是在訪問鄰居，他們都有自尊、從容、仁慈、睿智、深思而且十分了解熟悉你的表情。他們的目光里有一種對世界洞悉無餘的明亮。
一塊獎牌的結局在印度引起爭論，引起了一些印度人對體育政策、管理體制、文化傳統的分析和批評。果然，也有一位印度朋友對我不無自豪地說：「我們不需要金牌。」
「為什麼？」
「金牌是體育的墮落。這樣的體育，以巨額獎金為動力，以很多運動員的傷殘為代價，越來越新聞化和商業化了，不是墮落是什麼？」他再一次強調，「我們不需要金牌，只需要健康和諧的生活。」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正在班加羅爾一個劇院門口，等待著一個地方傳統劇目的演出開始。由於1996年度的世界小姐選美正在這個城市舉行，他們也七嘴八舌抗議著這種庸俗的西方鬧劇。
我們用英語交談。說實話，英語在這裡已經印度化，很不好懂，清輔音全都硬邦邦地濁化，與英美式英語的差別，大概不會小於普通話與湖南話的差別。我們代表團的譯員姓紐，英語科班出身，又在西北邊睡與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多年交道，聽這種英語也有些緊張，臉上不時有茫然之態。我比起小組來說當然更加等而下之。幸好印度人聽我們的英語毫無障礙，收支失衡的語言交流大體還可以進行下去。更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印地語譯員，很難深入這裡的社會底層，很難用手勢知道得更多。英語在這裡僅僅是官方語言之一，只屬於上流人士以及高學歷者，普通百姓則多是講印地語或其他本上民族的語言——這樣的「普通話」在印度竟多達二十幾種。這個國家一直處在語言的四分五裂之中，既有民族的分裂，也有階級的分裂。他們歷史上沒有一個秦始皇，主體社會至今人不同種，書不同文。他們也沒有諸如1949年的革命大手術，貴族與賤民的分離制度至今存留如舊。這就是說，他們沒有經歷過文化的大破壞，也沒有文化的大一統。我沒法知道，是社會的裂痕，阻礙了他們語言的統一？還是語言的裂痕，阻礙著他們階級的剷除和民族的融合？
循著英語的引導，你當然只能進入某種英國化的印度：議會、報館、博物館、公務員的美滿家庭、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和大學，還有獨立、博學、優雅並且每天都在直接收看英國電視和閱讀美國報紙的知識階層。但就在這些英語島嶼的周圍，就在這些精英們的大門之外，卻是殘破不堪的更廣闊現實。街道衰老了，汽車衰老了，柵欄和港口衰老了，陽光和落葉也衰老了，連警察也大多衰老了。這些白髮蒼蒼的老人抄著木棍，活得沒什麼脾氣，看見哪一輛汽車大膽違章，也只是照著車屁股打一棍就算完事。很多時候，他們摟著木棍或者掉牙的套筒槍，在樹蔭下昏昏大睡，任街面上汽車亂竄塵土蔽天日月無光。所有的公共汽車居然乾脆拆掉了門，裡面的乘塔們擠不下了，便一堆堆擠在車廂頂上去，迎風遠眺，心花怒放。乘著這樣自由甚至是太自由的汽車駛入加爾各答市恆河大橋廣場，你可能會有世界轟的一聲塌下來的感覺。你可以想像眼前的任何房子都是廢墟，想像街上涌動著的不是市民，而是百萬游牧部落正在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城市並且到處安營紮寨。這些部落成員在路旁搭棚而居，壘石而炊，借雨而浴，黑黝黝的背脊上沉積著太多的陽光。他們似乎用不著穿什麼，用不著吃什麼，隨便塞一點面渣子入口，似乎就可以混過一天的時光，就可以照樣長出身上的皮肉。他們當然乞討，而且一般來說總是成功地乞討。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