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靜靜的把契約條文念給克利斯朵夫聽，那是當時克利斯朵夫並沒看過一遍就簽了字的，——也是依照音樂出版家普通契約的規則訂的：——「哀區脫君取得作家全部的權利，由哀區脫獨家出版，發行，鐫版，印刷，翻譯，出租，出售，在音樂會，咖啡店音樂會，舞場，戲院等處演奏，加以修正，改削，以便適合任何樂器，或增加歌辭，或更換題目，或……均由哀區脫君自由處理，與任何人無涉……」
「你瞧，」他說，「我還是極客氣的呢。」
「不錯，」克利斯朵夫說，「我得謝謝你。你還可以把我的七重奏改成咖啡店音樂會裡的小調呢。」
他不作聲了，狼狽不堪的把手捧著頭，再三說：「我把靈魂出賣了。」
「放心罷，」哀區脫帶著譏諷的口氣，「我決不濫用我的權利。」
「你們的共和國竟允許有這種交易嗎？你們說人是自由的。實際上你們卻是在拍賣思想。」
「你已經取得了代價，」哀區脫回答。
「是的，三十生丁，」克利斯朵夫說。「拿回去罷。」
他在袋裡掏著，想拿出三百法郎來還給哀區脫，可是拿不出。哀區脫微微笑著，帶著輕蔑的神氣。這笑容使克利斯朵夫愈加有氣。
「我要我的作品，」他說，「我向你贖回來。」
「你沒有贖回的權利，」哀區脫回答。「可是我素來不願意勉強人，只要能賠償我的損失，我答應你贖回。」
「好罷，就是為此而要把我自己賣掉也行。」
哀區脫在半個月以後提出的條件，他毫不爭論的接受了。他發了傻勁，決意收回全部作品的出版權，代價是比他從前的收入多出五十倍，雖然這賠償的數目不能說誇張：因為那是哀區脫根據實際的利潤精密計算出來的。克利斯朵夫一時沒法償付，而這也早在哀區脫意料之中。他並不想打擊克利斯朵夫，認為以藝術家而論，以一個普通人的人格而論，他比任何青年音樂家都值得重視；但他要給克利斯朵夫一個教訓：他絕對不容許人家干涉他權利以內的行動。並且那些契約的規則不是他定的，而是當時通行的；所以他覺得很公平。此外他還真心相信，那些條文對作家的好處並不亞於對出版家，出版家更懂得推廣作品的方法，不象作家那樣拘泥著一些感情問題，——這種顧慮不用說是很高尚的，但究竟和他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馳。他決意要教克利斯朵夫成功，可是要照他的方式，要克利斯朵夫完全聽他擺布才行。他要使克利斯朵夫感覺到，不要他幫忙也沒這麼容易。於是他們成立了一個協定：如果六個月以內克利斯朵夫不能賠償損失，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就完全歸哀區脫所有。顯而易見，在那個期限之內，克利斯朵夫連這筆款子的四分之一都不見得能湊起來。
可是他一味固執，把多麼可紀念的屋子退租了，另外租了一所便宜的，賣掉了好多東西，——他很奇怪的發覺竟沒有一件值錢的，——借著債，求助於好心的莫克，不幸他那時期病交加，鬧著關節炎，沒法出門。他又去找別的出版家，條件到處都和哀區脫的一樣不公平，有的甚至還不願意接受。
那時正碰上音樂刊物對他攻擊最猛烈的時期。巴黎某一份大報對他特別兇狠，一個不署名的編輯拿他當做該打的孩子：沒有一星期不在「回聲」欄內寫些誣衊的文字把他形容得非常可笑。另外一個音樂批評家再來跟那位不露面的同事唱雙簧：任何細微的借口都可以使他發泄一下殘暴的獸性。這還不過是第一戰役：他預告過幾天再來一個徹底的殲滅戰。他們不慌不忙，知道任何確鑿的指控對群眾的效果還不及反覆不已的諷示，便象貓兒耍弄耗子一樣的耍弄克利斯朵夫，把每篇文字寄給他。他雖抱著鄙夷不屑的態度，也不免因之痛苦。然而他始終緘默，不去答覆那些侮辱，——（即使他要答覆，也不一定能夠），——只固執著為了無益的、過分誇大的自尊心，跟他的出版家奮鬥。他為此損失了時間，精力，金錢，同時又損失了他唯一的武器，因為他意氣用事，不願意讓哀區脫再為他的音樂作宣傳。
突然，一切改變了。報上預告的文字始終沒發表。對群眾的諷示也靜默下來。攻擊忽然停止了。不但如此：兩三星期以後，那份日報的批評家還借著偶然的機會寫了幾行讚美的文字，似乎證實他們已經講和了。萊比錫一個有名的出版商有信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契約的條件對作者很有利。一封蓋有奧國大使館印章的恭維信，向克利斯朵夫表示很願意在使館的慶祝會中演奏他的曲子。克利斯朵夫所賞識的夜鶯也被請去演奏。這樣以後，夜鶯立刻被德意兩國僑居巴黎的貴族邀請。有一回克利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這一類的音樂會，居然受到大使熱烈的招待。可是只談了幾句話，他就知道這位主人並不懂得音樂，對他的作品茫無所知。那末這種突如其來的好感是從何而來的呢？似乎有一個人在暗中照拂他，替他排除障礙，替他開路。克利斯朵夫探問之下，大使提到克利斯朵夫的兩位朋友，說裴萊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對他非常欽佩。克利斯朵夫連這兩個姓氏都沒聽到過；而在他到使館去的那晚，也沒機會見到他們。他並不一定要認識他們。這個時其他對所有的人都覺得厭惡，對朋友也象對敵人一樣的不信任。他認為友和敵都同樣靠不住，只要吹過一陣風，他們就會改變的；我們不應當依賴他們，而應當象那位十七世紀的名人所說的：
「上帝給了我朋友；又把他們收回去了。他們把我遺棄。我也把他們丟了，從此隻字不提。」
自從他那天離開了奧里維的屋子，奧里維再沒消息給他；他們之間似乎一切都完了。克利斯朵夫不想再交新朋友，以為裴萊尼伯爵夫婦也是那些自稱為他的朋友的時髦人物，所以完全不想跟他們見面，倒反有心躲避他們。
不但如此，他還想躲避整個的巴黎。他需要在親切而孤獨的環境中隱遁幾個星期。啊！要是他能夠到故鄉去靜修幾天的話，——只要幾天就行了！這種思想慢慢的變成了一種病態的慾望。他要再見他的萊茵，他的天空，埋著他的亡人的土地。他非要重見一次不可。但那是有被捕的危險的：從他亡命以來，通緝令始終沒撤銷。可是他覺得，為了要回去，哪怕只是回去一天，他什麼傻事都會做出來的。
幸而他和一個新的保護人提到這個心愿。德國使館有個青年隨員，在某次演奏他作品的晚會中遇到他，說他的祖國對於一個象他那樣的音樂家一定是很得意的，克利斯朵夫很心酸的回答：「不錯，祖國為了我得意極了，甚至於讓我死在國門外面而不許我進去。」
年輕的外交官要他把原因解釋了。過了幾天，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對他說：
「上面有人關切你。一個地位極高的人物，有權使那個通緝令暫時不生效力的人，知道了你的情形，很表同情。我不知道你的音樂怎麼會使他喜歡的；因為——（我們之間不妨老實說）——他趣味並不高明，但是個聰明人，心很好。他此刻雖不能馬上撤銷你的通緝，但倘若你想回去兩天，看看你的家屬的話，地方當局可以裝聾作啞。這兒是一張護照。你到的時候跟離開的時候教人家驗一驗。諸事小心，別引起人家的注意。」
克利斯朵夫又見到了一次故鄉。依照人家答應的期限，他耽了兩天，只跟鄉土和埋在鄉土裡的人敘了一番舊話。他看到了母親的墳。草長得很長，但鮮花是新近供上的；父親跟祖父肩並肩的長眠著。他坐在他們腳下。墓背後便是圍牆，高頭是一株長在牆外凹陷的路上的栗樹的樹蔭。從矮牆上望過去，可以看到金黃色的莊稼，溫暖的風在上面吹起一陣柔波，太陽照著懶洋洋的土地；鵪鶉在麥田裡叫，柏樹在墓園上面簌簌的響。克利斯朵夫自個兒在那裡出神，心非常安靜：雙手抱著膝蓋坐著，背靠著牆垣，望著天。他把眼睛閉了一會。啊，一切多單純！他彷彿就在自己家裡，和親人在一塊兒。他和他們挨得很近，手握著手。這樣的過了幾小時。傍晚，沙子起的走道上忽然有腳步的聲音。守墓的人走過，對坐在地下的克利斯朵夫望了望。克利斯朵夫問那些花是誰供的。那人回答說是普伊農莊上的主婦，每年總得上這兒來一二次。
「是洛金嗎？」克利斯朵夫問。
他們就此攀談起來。
「你是兒子嗎？」園丁問他。
「她有三個兒子呢，」克利斯朵夫回答。
「我說的是漢堡的那一個。其餘兩個都沒出息。」
克利斯朵夫的頭微微望後仰著，一動不動，不作聲了。太陽下山了。
「我要關門了，」園丁說。
克利斯朵夫站起來，和他在墓園中繞了一轉。園丁帶他去看他住的地方。克利斯朵夫在那裡停了一會，看看死者的留名。啊，多少熟人的名字都在這兒了！老於萊，——於萊的女婿，——還有他童年的伴侶，和他玩耍的小姑娘，——最後有一個名字使他心中一動：阿達！……大家都得到安息了……
晚霞如帶，鋪在平靜的天邊。克利斯朵夫走出墓園，在田野里溜達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