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克利斯朵夫把醞釀巴黎藝術的思想背景逐漸看清楚的時候，他有了一個更強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這國際化的社會上占著最高的，荒謬的，僭越的地位。單是做男子的伴侶已經不能使她厭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厭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樂奉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範。一個民族衰老了，自會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義，甘心情願的交給分配歡娛的主宰。男子製造作品；女人製造男子，——（倘使不是象當時的法國女子那樣也來製造作品的話）；——而與其說她們製造，還不如說她們破壞更準確。固然，不朽的女性對於優秀的男子素來是一種激勵的力量；但①對於一般普通人和一個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種同樣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們望泥窪里拖。而這另一種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國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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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朽的女性"一語，見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不朽的女性帶著我們向上。」
由於高恩的介紹，又靠著他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於某些沙龍。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的觀察著巴黎女子。象多數的外國人一樣，他把他對兩三種女性的嚴酷的批判，推而至於全部的法國女子。他所遇到的幾種典型，都是些年輕的婦女，並不高大，沒有多少青春的嬌嫩，身腰很軟，頭髮是染過色的，可愛的頭上戴著一頂大帽子；照身體的比例，頭是太大了一些，臉上的線條很分明，皮膚帶點虛腫；鼻子長得相當端正，但往往很俗氣，永遠談不到什麼個性；眼睛活潑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裝得有神采，睜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豐滿，臉龐的下半部完全顯出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義：一邊鉤心鬥角的談愛情，一邊照舊顧到輿論，顧到夫婦生活。人長得挺美，可不是什麼貴種。這些時髦女人，幾乎都有一種腐化的布爾喬亞氣息，或者憑著她們的謹慎，節儉，冷淡，實際，和自私等等這些階級的傳統性格，極希望成為腐化的布爾喬亞。生活空虛，只求享樂。而享樂的慾望並非由於官能的需要，而是由於好奇。意志堅強，但意志的本質並不高明。她們穿得非常講究，小動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輕輕巧巧的整著頭髮，按著木梳，坐的地位老是能夠對鏡自照而同時窺探別人，不管這鏡子是在近處還是在遠處，至於晚餐席上，茶會上，對著閃光的羹匙、刀叉、銀的咖啡壺，把自己的倩影隨便瞅上一眼，她們更覺得其樂無窮。她們吃東西非常嚴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響她們認為理想的，象麵粉般的白皮膚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來往的人中，猶太人相當多；他雖然從認識於第斯·曼海姆以後對這個種族已經沒有什麼幻想，仍不免受他們吸引。在高恩介紹的幾個猶太沙龍里，大家很賞識他，因為這個種族一向是很聰明而愛聰明的。在宴會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般金融家，工程師，報館巨頭，國際掮客，黑奴販子一流的傢伙，——共和國的企業家。他們頭腦清楚，很有毅力，旁若無人，掛著笑臉，貌似豪放，其實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覺得這些坐在供滿鮮花與人肉的餐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隱伏著罪惡的影子，不管是過去的或將來的。幾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體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從太近的地方看：臉上的線條與其色缺少細膩。可是她們自有一種光采，顯得物質生活相當充實；美麗的肩膀在眾目睽睽之下象鮮花般傲然開放，還有把她們的姿色，甚至她們的醜惡，變做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個藝術家看到了，一定會發見其中有些古羅馬人的典型，尼羅或哈特里安皇帝時代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瑪島民式的臉蛋，淫蕩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頸窩裡，頗有肉感的美。還有些女人頭髮很濃，鬈得厲害，火辣辣而大膽的眼睛，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無所不為的，比其餘的女子更剛強，但也更女性。在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的顯出幾個比較有性靈的。純粹的線條，起來源似乎比羅馬更古遠，直要推溯到《聖經》時代的希伯萊族：你看了感到一種靜默的詩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聽希伯萊主婦與羅馬皇后談話時，發覺那些古族的後裔也象其餘的女人一樣，不過是巴黎化的猶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虛假，若無其事的說些惡毒的話，把一雙象聖母般美麗的眼睛去揭露別人的身體與靈魂。
克利斯朵夫在東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間徘徊，到處格格不入。男人們提到狩獵的時候那麼殘忍，談論愛情的口吻那麼粗暴，唯有談到金錢才精當無比，出之以冷靜的，嘻笑的態度。大家在吸煙室里聽取商情。克利斯朵夫聽見一個衣襟上綴有勛飾的小白臉，在太太們中間繞來繞去，殷勤獻媚，用著喉音說道：「怎麼！他竟逍遙法外嗎？」
兩位太太在客廳的一角談著一個青年女伶和一個交際花的戀愛。有時沙龍里還舉行音樂會。人們請克利斯朵夫彈琴。女詩人們氣吁吁的，流著汗，朗誦蘇利·普呂東和奧古斯丁·陶興的詩。一個有名的演員，用風琴伴奏，莊嚴的朗誦一章"神秘之歌"。音樂與詩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惡。但那些女子竟聽得出了神，露著美麗的牙齒笑開了。他們也串演易卜生的戲劇。一個大人物反抗那些社會柱石的苦鬥，結果只給他們作為消遣。
然後，他們以為應當談談藝術了。那才令人作嘔呢。尤起是婦女們，為了調情，為了禮貌，為了無聊，為了愚蠢，要談易卜生，瓦格納，托爾斯泰。一朝談話在這方面開了頭，再也沒法教它停止。那象傳染病一樣。銀行家，掮客，黑人販子，都來發表他們對於藝術的高見。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轉變話題，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談論音樂與詩歌。有如柏遼茲說的：「他們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那種不慌不忙的態度彷彿談的是醇酒婦人，或是旁的骯髒事兒。"一個神經病科的醫生，在易卜生劇中的女主角身上認出他某個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個工程師，一口咬定《玩偶之家》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個名演員——知名的喜劇家——吞吞吐吐的發表他對於尼采與卡萊爾①的高見；他告訴克利斯朵夫，說他不能看到一張范拉士葛②——當時最走紅的畫家——的畫而"不是大顆大顆的淚珠直淌下來"。但他又真誠的告訴克利斯朵夫，雖然他把藝術看得極高，但是把人生的藝術——行動，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夠挑選一個角色來扮演的話，他一定挑俾斯麥。有時，這種場合也有一個所謂高人雅士。他的談吐可也不見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們自以為說的內容，和實際所說的核對一下。他們往往一言不發，掛著一副莫測高深的笑容：他們是靠自己的聲名過活的，決不拿聲名來冒險。當然也有幾個話特別多的，照例總是南方人。他們無所不談，可是毫無價值觀念，把一切都等量齊觀。某人是莎士比亞，某人是莫里哀，某人是耶穌基督。他們把易卜生和小仲馬相比，把托爾斯泰和喬治·桑並論；而這一切，自然是為表明法國已經無所不備。他們往往不通任何外國語文，但這一點對他們並無妨礙。聽的人完全不問他們說的是否對的，主要是說些有趣的事，盡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麼責任都可以撩在外國人頭上，——除了當時的偶像：因為不論是格里格，是瓦格納，是尼采，是高爾基，是鄧南遮，總有一個當令的，但決不會長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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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萊爾（1795—1881）為英國著名史學家及論文家。
②范拉士葛為十七世紀西班牙畫家。
眼前的偶像是貝多芬。貝多芬變了時髦人物，誰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會與文人中間是這樣：因為法國的藝術趣味是象天氣秤一樣忽上忽下的，所以音樂家們早已把貝多芬丟開了。法國人要知道自己怎麼想，先得知道鄰人怎麼想，以便採取跟他一樣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貝多芬變得通俗了，音樂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認為貝多芬已經不夠高雅；他們永遠自命為輿論的先驅而從來不追隨輿論，與其和輿論表示同意，寧願跟它背道而馳。所以他們把貝多芬當做粗聲叫喊的老聾子；有些人還說他或許是個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負虛名的音樂家。——這類惡俗的笑話絕對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會的熱心捧場也並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滿意。倘若貝多芬在這個時候來到巴黎，一定是個紅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運倒並不是靠他的音樂，而是靠他的多少帶有傳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傷派的傳記宣揚得婦孺皆知的。粗獷的相貌，獅子般的嘴臉，已經成為小說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對他非常憐愛，意思之間表示，如果她們認識了他，他決不至於那麼痛苦；她們敢這樣慷慨，因為明知貝多芬決不會拿她們的話當真……這老頭兒已經什麼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樂隊指揮，戲院經理，都對他表示十二分虔敬；並且以貝多芬的代表資格領受大家對貝多芬的敬意。評價高昂，規模宏大的紀念音樂會，使上流社會能藉此表現一下他們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們發見幾闋貝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