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最真摯的人言談中也不免摻雜許多虛情假意，跟這個人說話的時候，總把對他的看法忘得一乾二淨，等他一走，又趕緊對他評頭論足。我的長輩們同凡德伊先生一起惋惜斯萬的婚姻不當，說它背離原則，不合規矩（他們甚至同凡德伊先生一起提到了那些原則和規矩，以表示他們跟他一樣，都是規矩人），顯然，言下之意，認為凡德伊先生家倒從沒有類似的越軌行徑。凡德伊先生沒有讓他女兒上斯萬家去玩。倒是斯萬先生因此而感到遺憾，因為，每當他遇到凡德伊先生，臨分手時總要問問某一位也姓凡德伊的人的近況，他認為那人準是凡德伊先生的本家。臨了，他還總不忘記問一句要緊話：什麼時候凡德伊先生準備帶他的千金光臨當松維爾？
由於去梅塞格利絲那邊散步是我們到貢布雷鎮外散步的兩條路線中較短的一條路線，所以我們總在天氣變化不定的日子才去，於是梅塞格利絲那邊的天氣經常是潮濕的，而我們的眼光也始終盯住魯森維爾森林中的那片空地；森林裡枝繁葉茂，必要時我們可以去避雨。
經常是太陽藏在一片雲彩的後面，雲彩使太陽的臉龐改變模樣，太陽又把雲彩的邊緣抹上黃色。田野雖依然明亮，但沒有光彩，草木生靈似乎都懸在半空，魯森維爾那邊的小村落在天邊精緻而細密地刻下一幅鱗次櫛比的白色屋脊的浮雕。一陣輕風驚起一隻烏鴉，它撲撲地飛到遠處又重新落下，遠處白堊堊的天空把樹林襯托得更加清幽，像老式房子里點綴爐壁的釉磚，藍得發亮。
有時候，眼鏡鋪櫥窗里的晴雨表所預告的那場雨終於開始落下，雨點像列隊飛翔的候鳥，密集成行地自天而降。它們彼此緊挨著，在迅速的飛馳中，沒有一滴離隊，每一滴雨水都不僅各守其位，還帶動著後面的雨點緊緊地跟上，天色頓時像飛過一群春燕似的暗了下來。我們跑到林中去避雨。陣雨過後，偶爾還掉下幾滴懶洋洋慢吞吞的雨點，我們也顧不得了，只管走出樹林，因為那種雨點只在樹葉間嬉戲。地上幾乎已經幹了，而樹上倒還有不止一點兩點在葉脈間追逐，或者掛在葉尖休息，迎著陽光閃爍，冷不防地從它停歇的枝頭落下，滴到我們的臉上。
我們還經常慌慌張張地跑到聖安德烈教堂的門廊下同聖徒和長老們的石雕塑像在一起避雨。那座教堂的法國風味多濃烈呀！門上的聖徒、國王、騎士，各人手執一枝百合花，或參加婚典，或出席葬禮，都惟妙惟肖地表現出在弗朗索瓦絲心目中他們所應有的那種神情。當年的雕塑師還刻畫了亞里士多德和維吉爾作品中的故事場面，但是，手法上卻與弗朗索瓦絲在廚房裡隨口提到聖路易往事的語氣相仿，聽她的語氣好似她本人認識聖路易，對他的為人了如指掌，而且一般來說，提到他總是為了把他跟我的外祖父母作對比，照她看，我的外祖父母不如聖路易「公正」。我們可以感覺到，中世紀的石雕藝術家和中世紀的這位（一直活到十九世紀為我們掌勺烹調）女農民對於古代歷史或基督教歷史的概念，顯然都既不準確又樸實單純，他們的歷史知識不是從書本中得來的，而是直接來自古老的、在口頭代代相傳、世世接續的傳說，原先的模樣雖說已經難以辨認，但它始終具有活躍的生命力。我從中認出另一位貢佈雷的人物，他也在聖安德烈教堂的哥特時代的雕塑群像中得到了預示，那就是加米雜貨鋪的小夥計，年輕的戴奧多爾。弗朗索瓦絲居然也感到他是本鄉本土、古道熱腸的牢靠人，所以，當我的萊奧妮姨媽病情加重，弗朗索瓦絲單獨一人已無法幫她翻身，抱她坐到靠椅上去的時候，她寧可去叫戴奧多爾幫忙，也決不讓幫廚女工上樓去「討好」我的姨媽。而那位平日被人們公正地看做搗蛋鬼的小夥子，內心卻充滿了聖安德烈教堂浮雕里的精神，尤其是充滿了弗朗索瓦絲認為對「可憐的病人」、對她的「可憐的女東家」應該懷有的那種敬愛之情。他把我的姨媽的頭扶上枕頭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既天真又熱忱，跟浮雕中手持蠟燭圍繞在虛弱的聖母跟前的天使一樣，彷彿那些灰禿禿的石雕的面容跟冬天的樹木似的，不過暫時處於一種休眠狀態而已，早晚會在像戴奧多爾那樣既敬畏神尊又透出狡猾、紅得好比熟透的蘋果似的千百張老百姓的臉上重新煥發出奕奕的生氣。有一位女聖徒的形象，已經不再像那些天使一樣依附在石頭上了，而是從門廊的群像中脫身而出；她的身材比真人高大，端立在一座石基上，彷彿站在一張板凳上免得雙腳沾到潮濕的土地似的；她的面容豐滿，結實的乳房鼓起了胸口的衣衫，像裝在麻袋裡的成熟的果實；狹窄的腦門，短小而淘氣的鼻子，深陷的眼窩，活脫是一副當地農家女的健壯、粗獷而潑辣的模樣。造型上的這種惟妙惟肖，給塑像精微入理地注入一種我原先沒有期望看到的柔美的情致。經常有幾位村姑也像我們一樣前來避雨，她們的音容體態更佐證了塑像造型的準確，正如在石刻的枝葉旁邊的縫隙里長出的野枝野葉，彷彿有意要跟雕塑作個對比，以使人認識到藝術作品刻畫得多麼逼真。在我們的正前方，魯森維爾遙遙可見，那兒是一片樂土呢，還是遭到天罰的罪惡之地？反正我從來沒有進去過，有時我們這兒的雨已經停歇，魯森維爾仍繼續像《舊約》里說到的那個村子一樣受到暴雨的懲罰，如注的雨水像一條條鞭子抽打著城裡居民的房屋，有時它又得到了上帝的寬恕，重新露面的太陽把像祭台聖器上反光一樣的長短不齊的金色光芒流蘇般地垂到魯森維爾的城頭。
有幾次天氣壞得無以復加，我們只能回家或者索性閉門不出。無論哪邊的田野都陰沉沉、濕漉漉的，遠遠望去直如茫茫大海，幾幢孤零零的房屋依附在黑暗和雨水半淹的山坡上，像一條條收起船帆的小舟在泛光，一動不動地停泊在茫茫夜海中，下一場雨，甚至下一場狂風暴雨更有何妨！夏天，惡劣的天氣不過是晴朗天氣的一時的脾氣，表面的陰沉掩蓋不住潛在的、固有的晴朗；同冬天的不穩定的晴朗大不一樣，夏天的晴朗則在地上扎了根，化作茂密的枝葉；雨水滴在枝葉上，並不能損害枝葉的欣欣向榮，整個夏季，晴朗的天氣把它的淡紫色或白色的旌旗插遍村裡的大街小巷，招搖在房舍和花園的牆頭。我坐在小客廳里讀書，等著吃晚飯，聽到如注的雨水從花園裡的醋栗樹上滴下，我知道瓢潑大雨只是使樹葉更滋潤、更油亮，那些樹就像是夏天的抵押品，整夜經受著雨淋，為的是確保晴朗天氣的延續不斷；我知道，儘管下雨，明天當松維爾的白色柵牆上，心形的丁香葉依然會茂密地搖擺不停；我遙遙見到貝尚街的那棵楊樹在暴風雨中痛苦而絕望地掙扎，我並不感到憂傷；我聽到滾滾的響雷在花園那頭的丁香樹叢中馳過，我也不因此而惆悵。
倘若大清早就陰雨不止，我的長輩們就放棄散步，那我也無法出門了。但是後來我習慣於單獨一人到梅塞格利絲那邊去散步。那年秋天，我們來到貢布雷奔喪，因為我的萊奧妮姨媽終於死了。她的死既證明了認為她所採用的療法只會使她的健康每況愈下最終致死的說法言之有理，也證明了始終認為她害的不是臆症而是器質性病變的觀點才是真知灼見；她這一死，原來的懷疑論者才不得不在事實面前認輸。她的死只引起一個人的巨大的悲痛，這個人偏偏是沒有文化的粗人。在我的姨媽病重不起的最後十五天中，弗朗索瓦絲日夜守護在她的身邊，她不脫衣睡覺，也不讓任何人去幫忙照料，直到姨媽下葬，她才與她分手。原來姨媽對弗朗索瓦絲疾言厲色，懷疑她居心叵測，對她常發脾氣，使弗朗索瓦絲成天提心弔膽，過去我們以為她對姨媽一定暗懷恨心，此刻我們才知道，她怕姨媽其實是敬畏，是愛慕。那是她的真正的女主人，她在世時，盡打讓人無法預料的主意，施讓人難以抵擋的花招，但她天生的慈悲心腸，容易動情。如今，這樣的女王，這樣神秘莫測、至高無上的君主離開了人世，同她相比，我們在弗朗索瓦絲的心目中太渺小了。這以後，我們雖年年到貢布雷去度假，但要過好些年我們在弗朗索瓦絲的心目中才贏得我的姨媽當年享有的威望。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忙於辦手續、同公證人和佃戶們交談，很少有空外出；況且偶爾有空，天公又往往不作美，所以就常常讓我獨自到梅塞格利絲那邊去散步。為了擋雨，我披上一件蘇格蘭大氅，我有意把它搭在肩上，因為我感到弗朗索瓦絲一見到蘇格蘭花呢上的方格子就會生氣，我們無法跟她講這樣的道理，說衣裳的顏色同孝服沒有關係，此外，我們對姨媽的死所表現出的悲傷，她也感到不滿，因為我們沒有舉辦大規模的喪宴，我們提到姨媽時沒有用一種特別的聲調，而且我甚至於有時候嘴裡還哼哼歌曲。我相信，倘若有哪一本書，根據《羅蘭之歌》或者聖安德烈教堂里那些浮雕的場面，提出這類服喪的觀點，我會跟弗朗索瓦絲一樣，認為非常動聽，而且欣然同感的。但是，弗朗索瓦絲就在我的左右，於是總有一個魔鬼唆使我故意氣氣她，我抓住一點借口，就跟她說：姨媽死了。我之所以難過，是因為她雖然有些可笑之處，但畢竟是個好心腸的人，並不是因為她是我的姨媽；倘若她雖是我的姨媽，但我覺得她很討厭，那麼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