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父親
如果陳阿姨說的基本是事實，哪怕是她和老陳見到的事實，假定只是片面的事實――柳璀想，那麼她的整個出生，未免太骯髒，而且太暴力，太殘酷，不僅如此，裡面有一種最基本的不義，最起碼的顛倒。哪怕是革命年代無法避免的血腥，哪怕歷次運動中一向有錯案假案，都無法辯解這一種惡。
陳阿姨說，「你今天被關的那個拘留所，以前就是良縣武裝部關犯人的。」
柳璀看著陳阿姨，緊張地問，「你是說就是當年關押紅蓮和玉通禪師的地方？」
「就是，」陳阿姨回答道，「只是以前沒有那個停車的院壩。老陳就在那裡辦公。」
柳璀雙手捧住臉，心裡直在說，「真糟，真糟。」雖然她沒有想清楚究竟是什麼弄糟了。她的雙手卻禁不住發抖，但是她控制住自己，一聲沒響，不讓陳阿姨看見。陳阿姨似乎知道她心裡想的是什麼，抱著她的頭，輕輕撫摸著她的頭髮。
很久屋子裡也沒人說話，遠處有鞭炮聲，不知是喜事，還是喪事，那鞭炮聲持續了很長的時間，彷彿下城都安靜下來，為了聽這聲音。
還是陳阿姨說，「太晚了，回去吧，快十一點了。」她說著就把蚊帳拉開。
柳璀點點頭。她想問的問題太多，反而不知道怎麼問好。
她找地上的鞋穿上。如果有人應當懺悔，不是她，也不是母親，而是父親，但是父親早已不在人世，已成了江水和群山之外的魂。
柳璀非常哀傷，她看著窗外的黑暗，心裡叫道：父親，如果你的魂在這兒，你會不會懂為什麼我不肯哭泣？你是否贖清了罪，還清了債？
柳璀突然覺得，如果真有什麼人死有靈魂的話，那麼父親知道她現在到了良縣，或許會前來，帶領她看清楚她出生前的一些事。
她記憶中的父親，完全不是弄奸取滑的政客角色。相反，在省里，在西南局幹部系統錯綜複雜的鬥爭中，他總是盡量躲開，他的政治生涯似乎避開了一切的糾紛。
父親並沒有步步高升――五十年代初似乎升得挺快，從良縣到重慶市，再到省府成都，以後就老老實實做著他的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做什麼都沒有鋒芒，沒有稜角，一個灰色的人物。宣傳部這職務，的確最危險四伏。他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由於裝聾作啞，他才不是落馬最早的。
家裡有一張父母結婚時在重慶拍的照片，父親穿著軍裝，樣子有點土氣，神態憨厚，而母親卻是英姿勃發，一頭革命的短髮，也能剪得優雅，穿的是列寧裝制服，雙排鈕扣的那種，後來很少見到。的確讓人眼目一亮。從照片上看，父親應當非常愛母親。
後來有了她，又有一張在重慶拍的照片，母親抱著她，父親站在她身後，一家人看上去非常幸福。母親的模樣還是那麼清靜雅緻，面容沒有露出一點倦意，她含著笑。反而是父親顯得僵硬古板，中山裝衣縫筆直，像剛漿燙過，掛在衣架上。他的頭髮大概剛理過，兩鬢剪掉太多，上面的頭髮筆直，像尺寸畫出來的。父親的樣子，在今天社會會被認為太土，絕對不像有本事或有野心，能耍政治手段的人。
在柳璀的記憶中，父親很寵母親，家裡凡事都聽母親的。她小時沒有多少機會見到父親，幹部子弟學校管理很嚴，只有星期天才准回家。父親星期天在家的天數不多，在家不看文件的時間更不多，能陪她出去玩的機會就少得可憐了。
她小時候心裡一直認為母親奪走了父親的愛，奪走了父親全部的時間。夜裡她偷偷走到父母的房間門口，但她推不開，門關得緊緊的。她就坐在門口的地上，有一次著了涼，父親問她，她才說。父親聽了把她抱很緊，那一晚，父親爬在地上讓她騎。
她非常想和父親到公園去，坐父親的小車。有一次她生日，父親直接到學校來，幫她請了假，帶她去杜甫草堂。那年成都總是雨天，四周都濕淋淋的。當她和父親走進茶館，雨就傾盆而下。荷花池已長滿荷葉，但是花一朵也未開。父親讓她背杜甫的詩，她背了一首又一首。雨聲打在荷葉上，周圍都沒有人，整個杜甫草堂彷彿都屬於他們。
有一年暑假，父親推掉外地的會議，帶著她和母親，三人一起去爬峨嵋山。那時她還在上小學二年級，爬了一會石階就不行了，要用手撐才能爬上石階。父親就讓她跨坐在肩膀上，扛著她走。他說，「小璀，現在爸爸還能扛你，再過幾年爸爸老了就扛不動你了。」
「沒關係，到時我扛你，爸爸。」她說，「我長大了要為你做好多好多事。」
她一句也未提母親，母親在一旁說，「小璀偏心眼！」
他們在峨嵋山頂拍了張照片，那以後就從來未有三人合影的機會。在山上的合影中，母親慈愛得很，沒有與她爭奪父親的感覺，父親站在中間，雙手攬著她和母親。整張照片差不多四分之三是群山起伏的背景，三個人只佔了一點畫面。
文革一開始，全是昏天黑地的日子。那時她剛進高中，參加了紅衛兵，沒有回家，沒有心思，也不想有這心思打聽父親的消息，或許潛意識裡明白打聽了不會有好事，她無法對付壞消息。
各派造反組織勢力起起伏伏，有時得勢有時失勢，她成天成夜住在隊部里，抄大字報和標語。一直到有一天他們的組織發生政變，一批本來是下層成員的低級幹部子女，組成了新的「勤務組」，打進了司令部，說是要清除領導中的走資派子弟。一陣拳打腳踢亂罵之後，老總部的人被關押起來，一個個叫去說話。其實話都一樣：這個組織要生存下去，只有改變領導機構才能自救，不然永遠是「老保」，不能參與造反，大家一起完蛋。所以，必須讓老總部的人都退出組織，包括她這樣抄抄大字報的「工作人員」。
她被叫進去了。她說，她不是「走資派子弟」。
那個以前是部下的姑娘，繞過桌子跑到她跟前，關切地說，「你是真的還是假的不知道？你爸爸已經關進牛棚，好長時間了。兩天前他被抓起來，宣布是省委牛鬼蛇神，省委大院里有不少打倒你父親的標語。」
她說，她一直未回去過，真不知道。
那個女孩說，「去看看吧，去看看，仔細劃清界線，不要犯政治錯誤。」她也是幹部子弟，態度還是挺同情的。「不過，今天是省委的批鬥會，你爸爸可能會在台上。你今天不去也好。」
那天下午她好不容易忍住了不去看父親。那個下午，她心情如油鍋里一樣翻滾，她一個人在護城河堤沒有目的地走，一邊走一邊哭。淚水也許就是在那個時候哭乾的，以後她一輩子很少有痛哭的時候。全城都是傳單，包括她滿手油墨印的傳單，連護城河裡也飄散著傳單，不過那些匆匆走過的人沒注意她。
她也是參加過批鬥人的，但「保守派」紅衛兵一般都是批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些教授專家什麼的，女紅衛兵就要對教授夫人動手，抓住她們陪斗，她也一樣對這些「資產階級」女人推推搡搡，雖然她從來沒有打過人，她不記得打過任何人。
她完全能想像父親在台上的樣子：頭髮剃掉一半，脖子上垂著沉甸甸的木塊，上面墨汁淋淋地寫著他的名字，胡亂塗了點紅杠子，前面加了各種最難忍受的形容詞。被造反派紅衛兵雙臂反剪，坐噴氣式飛機，她完全可以想像這一切，她並沒有覺得痛苦，卻感到十分羞辱。
她早就知道，省委一批批下台的幹部，有不少人恨父親，說他靠裝傻，才成為「不倒翁」，掌著大權。父親的「不捲入」，最後成為被人往死里整的最重要原因。
那天直到夜裡，她才偷偷回去，她想至少可以見到母親。但是家裡被貼了封條。她走到院子另一側，找老警衛員。那個警衛員算是參加了省委造反組織。見到敲門的是她，警衛員馬上用手指噓了一下，讓她別作聲。
警衛員幫她小心翼翼打開門，揭開掉落一半的封條，準備之後封上。
昏黃的燈下，家裡什麼都沒有了，大部分「政治上錯誤」的書撕爛撒了一地，尤其是父母心愛的線裝書，無一倖免，瓷器統統砸爛在地上。傢具被毀壞了，連她自己的房間也不剩下一件完整的東西。警衛員說，他的房間沒有被抄，因此家裡一些日用品暫放在他那裡。
柳璀問父母在哪裡。警衛員也不知道，他只能做到自保。但是他告訴柳璀，她的母親也被造反派抓走了，但是父親偷偷留了一張條子。
父親的信里說，讓柳璀看到信後，就趕快離開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部隊里，情況會好得多。警衛員拿出兩百元，說是父親留給她的。
她捧住錢和信，鼻子一酸，差點哭起來，但還是毅然轉身走了。
她從此再沒有回過家，哪怕得到父親自殺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讓她回成都。母親卻被送去幾百里外省委的幹校勞動，她也沒有讓女兒回到成都。那個時候，柳璀已經成為李伯伯的「養女」，去內蒙古草原軍墾農場，等於半個軍人，後來就直接到了部隊里。參軍是幹部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