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筆記(7)
一寫下這句話，連我自己也感到震驚。我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完全能做到十分和藹。我現在記起來了:許多年以前我就發現，不管我用一個什麼樣的形容詞來描述維利，總能同時用上它的反義詞。是的。我翻閱了以前寫的筆記，發現在維利的標題下曾列過一張表: 無情的仁慈的冷淡的 熱情的
感情用事的 講究實際的
如此這般一直往下寫。底下還有幾行字:「當我寫下關於維利的這些印象時，我發現我對他一點也不了解了。要想理解一個人，你一定得先列一列表。」
我實際上所發現的是:用這些話來描述一個人的個性都是沒有意義的。但當時我並不懂得這一點。要描述一個人，你可以這樣說:「維利僵著身子坐在桌子的前端，讓臉上那一對一閃一閃的眼鏡片對準正在朝他看的聽眾，開始以嚴肅的口吻說話，語氣中略現粗俗而笨拙的幽默感。」如此等等。問題的關鍵是———也正是這一點使我心神不安（奇怪的很，很久以前，由於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在我列出這些意思相反的詞語時，我便不知不覺地流露出這種心神不安的心情）———在我說「好與壞」、「強與弱」這樣一些意義大相徑庭的詞語時，我的態度是超越道德的。當我開始編寫「故事」或「小說」時，我便打算奉行這樣的準則，別的一切我都顧不上了。我所關心的只是:我應該把維利和瑪麗羅斯寫出來，讓讀者感受到他們的真實性。在左派的周圍生活了二十年以後（這意味著有關文學藝術的道德標準的說教曾先入為主地影響過我二十年），我如今所主張的卻只有這一點了。我說這話的意思其實是:在我看來，人的個性是一片奇特的火焰，它是神聖的，與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這就是我要說的話嗎?如果是，這話又是什麼意思呢?回頭再說維利。他是我們這個小組織的情感核心。分裂以前，他是那個較大組織的核心;在那以前，又是整個組織的核心———另外一個跟維利一樣強有力的人如今正領導著分裂後的另一個組織。維利之所以能成為我們的核心，是因為他堅信他是正確的。他是個辯論大師，能十分精闢、十分理智地剖析社會問題，換句話也就是說，能愚不可及地信奉教條主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魯鈍。然而，奇怪的是，人們繼續圍著他轉，連那些比他更精明的人也不例外，儘管有時他們明明知道他在胡說八道。我們已經變得十分放肆，甚至敢當他的面嘲笑他，但一碰上咬文嚼字一類古怪的差事，我們仍得以他為中心，並依賴他。事實就是如此，這真讓人感到毛骨悚然。
比如說，當初他來推銷自己，並促使我們接受他時，他說自己是個反對希特勒的地下工作者。他還編了個十分荒唐的謊言，說自己殺死了三個黨衛隊員，把他們偷偷埋了，然後逃出國界線，去了英國。我們對此當然堅信不疑。為什麼要懷疑呢?後來早年就認識他的山姆?克特納從約翰內斯堡來到這裡，他告訴我們維利在德國除了是個自由主義者之外，其他什麼也不是，他根本就沒有參加過什麼反希特勒的組織，他離開德國也只是因為他到了服兵役的年齡。只有在這以後，我們才對他的身世將信將疑。我們心裡在想，他會不會這樣做呢?我確信他會的。總之，他就是那麼一個憑想像力虛構自己的大好人。
在此我並不想描寫維利的歷史———這種歷史在當時也太司空見慣了。他是一個為逃避戰爭而來此留居的歐洲難民。如果我能夠，我想描述一下他的性格。有關他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他總愛坐下來盤計十年內可能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然後預先制訂出計畫。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世上的事沒有比預見五年以後可能發生的一切更困難了。這種做法叫做機會主義。但真正的機會主義者可說是寥寥無幾。機會主義者不僅需要有清醒的頭腦（這種人很多），而且需要有固執的脾氣和旺盛的精力（這種人就很少了）。比如說，維利自己並不愛喝啤酒，但戰爭期間整整五年時間內，他每個星期六上午都跟一位來自英國警察廳刑事調查部的人一起喝啤酒，而那人又正是他所蔑視的，他這樣做只是因為他預計到這個特殊人物在他需要幫忙時有可能成為一位高級官員。他是對的，戰爭結束時，正是這個人幫忙維利大大早於其他難民取得了英國國籍。因此，維利比他們早一兩年獲得離開定居地的自由。後來是他自己不打算居住在英國，而是回到了柏林。但如果他選擇英國，那時他就用得上這英國國籍了———反正就這麼回事。他所做的一切都具有這樣的遠見卓識的性質。然而，我們顯然都不相信他會是這樣一個人。我們都以為他確實喜歡那個來自刑事調查部的人，只不過他偏偏恥於承認自己喜歡一個「階級敵人。」因此，當維利每每說起「他對我將來會有用處」時，我們便會友好地嘲笑他的弱點，並覺得他因此而具有人情味了。
黑色筆記(8)
是的，我們本來覺得他是沒有人情味的。他擔任的是政委的職務，那是共產黨內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人。然而，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典型的中產階級分子。我這麼說的意思是:他骨子裡是贊成現成的秩序、規範和傳統的。我記得傑米就曾嘲笑過他，說他如果星期三成功地領導了一場革命，到了星期四就會任命一位前朝舊臣做他的部長。對此維利的解釋是，他是個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
他對那些感情脆弱、命運不濟、或者未能適應環境的人毫無同情心。他蔑視那些生活中受個人情感困擾的人。這並不是說他不會花上一整個晚上好言相勸某個陷入困境的人，而是說他的勸告往往會使對方覺得自己犯不著那樣怨天尤人。
維利受過最傳統、最中產階級化的教育。他是在二十年代的後期和三十年代的柏林長大的，他把當時的社會稱為頹廢的社會，但他自己正是其中的一分子。十三歲時，他迎合時代的風尚沾染上同性戀的惡習;十四歲時，受過女僕的誘惑。然後便出入各種聚會，開快車，與餐廳的助興歌手為伍。他還曾經心血來潮想感化一名妓女，為此事至今感情上仍是個犬儒主義者。他對希特勒懷有貴族式的蔑視態度，身上的錢包總是鼓鼓的。
他總是衣冠楚楚———即使在這定居地，一星期只掙幾英鎊時也是如此。身上穿的那一套西裝顯得很雅緻，是花十先令由一位印度裁縫做的。他的身材適中，體型瘦削，背有點駝。戴一頂鮮亮無比的帽子，陡然掠向腦後的烏黑頭髮在帽子的映襯下閃閃發光。高高的前額顯得蒼白，一對極其冷峻的藍眼睛經常隱現在專註地直視前方的鏡片底下。鼻子高高隆起，一副權傾天下的樣子。當別人說話時，他會眨巴著眼睛耐心地聽下去，然後摘下眼鏡，起初會露出那雙一眨一眨顯得缺乏生氣的眼睛，接著突然間眯起來，顯出十分嚴厲的樣子，並以一種足以使人大吃一驚的傲慢口吻發表他的意見。這就是維利?羅德，一個職業革命家。他後來去了東德（那是在他期望在倫敦謀取一個高薪的工作失敗以後的事。請注意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句極其坦率的話:「我聽說那邊的人日子過得很舒服，有車子又有司機。」），成了一位很有權力的政府官員。我相信他是個極其能幹的官員。我相信他在可能的情況下是很講人道的。但我忘不了在馬雪比時的他，忘不了在馬雪比時我們所做過的一切。在我看來，我們作為政治活動分子所度過的日日夜夜，遠沒有比馬雪比那段經歷更說明問題，儘管我們當時政治上只是向壁虛構，根本談不上有什麼切實的責任。
來自兵營的那三個人儘管在牛津時是朋友，但到了這裡除了穿一式的制服外，其他一概不相協調。他們自己也承認，戰爭一旦結束，他們的友誼也就結束了。有時候，他們甚至以一種輕浮、生硬、自我解嘲的口吻承認他們相互間缺乏真誠的好感。那種說話的口吻也是我們大家在那特定的歷史時期所經常採用的。但這個「大家」並不包括維利，他對這種作風的遷就可算是他對自由的默認。這也是他的無政府主義的一種表現。在牛津時，這三個人就是同性戀者。當我寫下這個詞並看著它時，我能意識到它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威力。但當我回想起他們三人，想起他們的為人，他們的性格時，這種震驚或不安也就不復存在了。不錯，對於「同性戀」這個詞，我不得不克服對它的厭惡和不安。這真太奇怪了。我把這個詞的含義限制在已經說過的那一層意思上。僅僅過了十八個月，他們就拿「我們同性戀那陣子」來開玩笑，並為自己做了所謂的時髦事而感震驚。他們曾經是一個二十來人的鬆散的團體的成員，或多或少有點左傾，有點愛好文學，相互間都有這樣那樣同性戀的交往。這就使這班人顯得很惹眼。那都是戰爭初期的事了，當時他們正等待應召入伍。回顧這段歷史顯然可以看出:他們是在有意擺出一種不負責任的樣子作為對社會的反抗，而性就是這種反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