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筆記(5)
這兒有兩條我們進行這場戰爭的正當理由，但從一開始，它們就具有某種令人愉快的諷刺意義。
（我再次不知不覺地以一種錯誤的口氣來說話———我討厭這種口氣。然而，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們就一直生活在戰爭之中，我相信，它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破壞。這是一種自我懲罰，感情的封鎖，一種對無法將相互衝突的事物糅合成一個整體的無奈和逃避。這樣，不管戰爭多麼可怕，人們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這種逃避意味著既不去改變什麼，也不去破壞什麼。這種逃避最終意味著個體的死亡或凋零。）
我只想簡單地把事實記錄下來。對於一般人來說，這場戰爭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情況很糟，敗局隨時可能出現。這個階段結束於斯大林格勒。但第二階段卻一直往下延續，直至戰爭勝利。對我們來說———我是指我們這些左派以及與左派有聯繫的自由主義者———這場戰爭則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俄國不參與這場戰爭。這妨礙了我們對它的忠誠———我們當中有一半人，甚至可說百分之百的人感情上都是向著蘇聯的。這個階段因希特勒進攻俄國而告終。緊接著便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局面。
人們對於共產主義，或者不如說對他們的共產黨太感情用事了，以致對一個有朝一日將為社會學家所關心的問題缺乏考慮。那就是社會活動問題，它是直接或間接由共產黨的存在引發出來的。形形色色的人不知不覺中已受到共產黨的鼓舞和激勵，或被推向了一種新的生活。這種情形即使在一個只有共產黨的小組織存在的國家裡也是如此。在我們這個小鎮上，自俄國介入戰爭，左派因此而活躍起來以後，一個小管弦樂隊、一些讀者團體、兩個劇團、一個電影協會相繼宣告成立（共產黨本身的活動在此暫不去說它），此外還有一個業餘組織對非洲農村孩子的生活狀況進行了一次調查。當調查報告發表時，曾經使白人的良心受到觸動，使他們很長時間懷有一種負罪感，並促使六七個社團就非洲問題舉行了研討會。在這個鎮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某種類似文化生活的東西。它受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歡迎，儘管這些人對共產黨的了解只限於他們是一班懷有仇恨的人。當然，這些現象很大一部分是不被當時正處在生機勃勃並且教條主義泛濫時期的共產黨人讚許的，但共產黨還是鼓勵他們，因為堅定不移地信任別人這在當時已形成一種小小的風尚。
對我們來說（我們那一帶的非洲各大城市都是如此），然後便是一個頻繁活動的時期。這一階段———一個充滿喜悅而自信的階段———大約結束於一九四四年，即戰爭結束之前。這一變化的原因並不在於外部的事件，如蘇聯「路線」的變化什麼的，而在於內部的因素，在於共產黨自身發展的結果。回顧過去，我看得出，從這個共產主義集團成立的第一天起，這種變化就已呈端倪。當然，冷戰一開始，所有的討論會、社團組織都相繼消亡了，任何對中國和蘇聯的興趣都由熱衷轉向懷疑（但那些單純的文化組織，如管弦樂隊，劇團等等，仍繼續存在下去）。在我們鎮上，就在「左派的」、「進步的」，或者說「共產黨人的」熱情———這些用詞哪個更確切，現在很難說得清———正處在最高漲的時候，黨組織內部那些發起者就已經變得心灰意懶，或迷惘失措、或最大限度地喪失了責任心。當然，有一陣子，沒有人能理解這一點，但這又是不可避免的。現在誰都清楚了，在共產黨或其集團內部，與生俱來就存在著一種自我分裂的規律。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共產黨組織的存在或興盛都是通過不斷地排斥一些人或一些派系來實現的。這種排斥並非由於某一部分人有什麼優缺點，而是以他們在某個特定時期是否與黨內的方針保持一致而決定的。在我們這個規模不大、實際上十分可笑的業餘組織里，發生在本世紀初即共產黨開創時期倫敦那個稱為伊斯拉克的組織身上的一切無不一一重現。如果我們對自己的運動的歷史早就有所了解，我們就能從犬儒主義以及挫折與迷惑中解脫出來———關於這一點現在我不想多說。從我們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集權」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分裂的產生。我們當時跟非洲大陸上出現的運動並無任何聯繫———任何民族主義運動和工會誕生以前，犬儒主義就存在了。當時曾有一些非洲人在警察的鼻子底下秘密聚會，但他們並不信任我們，因為我們是白人。其中有一兩個人來請教我們有關技術方面的問題，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他們腦子裡是怎樣想的。當時的形勢是:一班極其好戰的政客滿腦子想著如何組織革命運動，他們不顧實際情況頻繁活動，想促使黑人騷亂起來，但實際上就是再過若干年黑人群眾也不會照他們的意思去做。南非的共產黨也面臨這樣的局面。如果不是一個由外國人組成的團體，我們這個組織內部的鬥爭、衝突和辯論可能有助於它的發展，但由於沒有根，它就只能很快走向毀滅。一年之內，我們的組織就分裂了、形成了幫派，出現了背叛者，而那忠誠可靠的堅強核心，除了個別成員外，一直在不斷地變動。由於我們無法理解這種變動，我們的熱情一天天在枯竭。儘管我們已經意識到這種自我毀滅的過程從它誕生的一刻起就已開始，我們還是無法確定自己的言行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變味。我們依然努力工作，但一種強烈的犬儒主義思想已日漸冒頭。一走出嚴肅的會議室，我們所開的玩笑便與我們所說的，所信仰的那一套不相吻合。從人生的那一刻開始，我才真正懂得了如何看待人們的玩笑。一句略帶惡意的言辭，一個稍嫌憤激的聲音，十年以後都有可能演變成一個致命的毒瘤。這樣的情況我經常看到，除了政治團體或共產黨組織，其他許多地方也不例外。
黑色筆記(6)
我要描述的這個組織經歷了一次可怕的「黨內」鬥爭（我不得不在「黨內」這個詞上用上引號，這是因為這個所謂的「黨」從來沒有正式宣布成立過，它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感情化的實體），它分裂成兩派，為的都是雞毛蒜皮的事———這些事那麼微不足道，我現在甚至回憶不起來了。我們只是感到十分震驚和迷惑:那麼大的仇恨和對立僅僅是因為一個小小的組織問題而引起。兩派組織同意繼續合作———我們總算沒有完全喪失理智。但我們有各自的方針政策。出於失望，我至今仍想笑出聲來———一切都那麼無關緊要，但事實是，這個組織就像一個由流放者組成的團體，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懷著流放者所懷有的深仇大恨。我們大約有二十來人，個個都是流放者。我們的觀點遠遠趕在這個國家發展水平的前頭。噢，對了，我現在想起來了，我們之所以發生爭吵，是因為我們中有一半人抱怨說某些成員「沒在這個國家紮根」。我們就因這樣一些方向性問題而鬧分裂。
下面就談談我們這個分裂出來的小派別吧。其中三人來自空軍兵營，他們最初都是在牛津認識的———分別名叫保羅、傑米和泰德。然後是喬治?豪斯婁，一個養路工。維利?羅德是一個來自德國的難民。接下去是我自己。還有瑪麗羅斯，她就出生在這個國家。在這個圈子裡我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物，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是自由的。這「自由」的含義是指我當初是自己選擇到這個殖民地來的，只要我樂意，隨時可以離開。但我為什麼不離開這個地方呢?我恨這個地方，自從一九三九年初次來到這裡結婚並成為一個種植煙草的農場主的妻子以後，我就一直恨它。我是在此前一年在倫敦認識史蒂文的，他當時在那裡度假。到農場後第一天，我便知道自己喜歡史蒂文，但絕對無法容忍他那兒的生活。但我終於沒有回到倫敦，而是進了城，做了一名秘書。多年以來，我的生活似乎顯得很充實，開始三心兩意地做一些暫時性的工作，並一直保持這種狀況。比如說，我成了一名「共產黨員」，其原因就在於左派是這個鎮上惟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們理所當然地把種族隔離看做洪水猛獸。然而，在我身上始終存在著雙重人格:共產黨員的人格和安娜自己的人格。安娜的人格一直在評判共產黨員的人格，反之亦然。我想，我可能患上了某種懶散症。我知道戰爭馬上就要爆發，回家的路將變得艱難，但我還是繼續留了下來。我不喜歡這裡的生活，我並不快活，但我還是去參加日暮後的聚會，跳舞、打網球，看日落。時間似乎顯得那麼遙遠，我簡直感覺不到自己曾經做過這一切。我「記不起」作為坎貝爾先生的秘書是怎麼生活過來的，每天晚上又是怎樣去跳舞的。好像這些事都發生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不過，我好像認清過我自己，但這樣的想法也只是那天找到了一張舊照片才產生的。那張照片上的人是個又瘦又小、脾氣暴躁的小女孩，簡直就是一個洋娃娃。比起當地的女孩子來，我自然顯得老於世故;但經驗卻比她們少得多———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做更多的事。女孩子們在那裡能做的事如果在英國就非得去爭去搶不可。我的老於世故只是在文學和社交方面。瑪麗羅斯顯得很脆弱，很容易被人傷害，但即便跟這樣的女孩子相比較，我仍像嬰孩一樣缺乏經驗。那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