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潘復生將「炮轟派」們昔日勢不兩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組織」扶植了起來，旗鼓相當地與他們重新勢不兩立，「炮轟派」無不憤怒到咬牙切齒的地步，決心血戰到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這一階段，造反派們完完全全捲入了權力之爭的漩渦。無論「炮轟派」還是「捍聯總」，區別僅僅在於，核心人物都是為了所謂「政權」而鬥爭，群眾則都是為了所謂「正義」而鬥爭。
「政權」和「正義」，是內涵很不相同的兩個詞。
因為被「正義」所召喚，所驅使，因為鬥爭的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再是千人萬眾地斗幾個「走資派」，而是千人萬眾與千人萬眾斗，是「大兵團」與「大兵團」斗，是真真實實的誰存誰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確堪稱史劇的節目來。本無所謂的斗似乎就帶有了極莊嚴的色彩。
「東北新曙光」並沒有給「東方紅城」哪怕一線什麼曙光，「炮轟派」與「捍聯總」攪得「東方紅城」天昏地暗，人仰馬翻。
盧叔的死，盧嬸的瘋，馬家獨生子的失蹤，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並沒使我這個紅衛兵徹底置身於「文化大革命」之外。我這個昔日同情「八·八團」的「保皇派」紅衛兵，又同情起「炮轟派」來。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學「炮轟派」組織，而且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炮轟派」。
十七歲的我，不，那一年我應該是十八歲了，當然沒有什麼政治野心，加入「炮轟派」也絕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誰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與我毫無關係的事兒。象《水滸傳》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樣，排上它十萬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輪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轟派」的也並不是什麼「正義」感，而是一種悲劇精神。
悲劇精神是人的一種常常自以為高貴的精神。又常常是與可悲的英雄人物們的命運同時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顯示出高貴品質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頭腦中發生作用。驅使他們大冒傻氣，一往無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毀滅自己。
「八·八團」解散那一天，在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大會。由哈軍工「八·八團」的領袖宣讀中央文革措詞嚴厲的「最後通牒」。讀罷，宣讀者泣不成聲。
他只說了一句話：「我對不起大家，我請求大家寬恕我。」
於是萬人慟哭。哭聲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個受了莫大委屈而又無處申訴的孩子。
萬人邊哭邊唱：
遠飛的大雁啊，
請你捎個信兒到北京，
「八八」戰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種籠罩會場的悲劇精神。
也許我看過的悲劇英雄主義的文學作品太多了，它們對我的精神人格潛移默化地起到了影響。俄國的十二月黨人，義大利的燒炭黨人，英國的輝格黨人，在滲透著悲劇精神的英雄主義方面都令我無比敬仰。
悲劇精神是失敗了的或註定要失敗的英雄們的永遠不敗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鬧劇中，象條經過訓練的狗尋找蹤跡一樣，嗅到哪裡有「悲劇精神」的似乎高貴的氣味，就滿懷準備自我犧牲的心理投奔向哪裡。
「八·八團」演變為「捍聯總」，對所有「八·八團」的舊部來說，由受壓而開始壓人，可能會感到復仇雪恥的痛快，揚眉吐氣的驕傲。但對我來說，它正是因此而喪失掉了一種悲劇精神。它便同時也喪失掉了足以讓我去為之鬥爭的號召力。
這好比兩個拳擊手的較量，我的感情總無法站在獲勝者的一方，與之分享勝利的得意。而總是站在被擊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擔他失敗的痛苦。並且我從來就不習慣於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勝利者，總是習慣於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失敗者。失敗的痛苦比勝利的驕傲似乎更能豐富我內心的情感。我甚至認為深刻的情感從來都產生於失敗的痛苦之中。失敗的痛苦本身就意味著是一種深刻的情感。它與深刻的思想是孿生姊妹。沒有體驗過失敗的痛苦所獲得的勝利，其驕傲，得意，興奮和喜悅，都是索然無味的。我絕不相信這樣的勝利者會有什麼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論道。
在「捍聯總」與「炮轟派」之間，我便當然要加入後者的陣營了。
「捍聯總」代表著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炮轟派」代表表一種不屈服的挑戰意志。正因為前者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強大得多的，後者的挑戰意志才尤其顯得勇敢無畏，帶有英雄主義的色彩。「炮轟派」的最終失敗，幾乎可以說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義一開始就閃耀著悲劇精神。勇敢無畏的英雄主義加義無反顧的悲劇精神，簡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願為之去死。覺得那樣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貴的，無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轟派」佔領的幾所大學工廠被圍困了起來。
「捍聯總」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權力方面，不但對「炮轟派」實行「專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轟派」的家屬們。
糧店停止供應「炮轟派」家屬糧食。
醫院不給「炮轟派」家屬看病，不接受他們的家屬住院。
小學校不許「炮轟派」的孩子跨入校門。
街道委員會不發給「炮轟派」家屬一切購買票證。不給「炮轟派」的兒女們辦結婚手續。不給「炮轟派」的出生嬰兒落戶口。
「革命委員會」這個「無產階級的嶄新政權」對「炮轟派」採取蔣介石對「共區」的封鎖政策。
「捍聯總」的廣播車每天在「東方紅城」駛來駛去，耀武揚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會變，
日夜在磨刀，
妄圖反奪權，
我們時刻準備打，
誓死捍衛新政權……
「捍聯總」的戰歌，每天響徹「東方紅城」。
「炮轟派」則採取「哀兵戰略」，派出「別動隊」，在黑夜分批將家屬孩子掩護到「根據地」，與他們共患難。
於是許許多多市民，漸漸開始同情「炮轟派」來。「革命委員會」和它的「捍聯總」大失人心。
「炮轟派」獲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戰略防禦」轉而「戰略反攻」。
設在「哈一機」的「炮轟派」總部，常常派出「別動隊」為自己的戰士及其家屬子女們搞糧食、煤、木柴、醫藥、蔬菜、孩子們的讀書文具。因為「哈一機」是製造裝甲車和坦克的，「別動隊」出擊，便有裝甲車和坦克開路。
裝甲車和坦克開到某一糧店、煤場、菜市或醫院，手腳敏捷，身強力壯的「別動隊」隊員們，彬彬有禮然而氣勢凜凜地找到頭頭腦腦，說：「我們為老人、婦女和兒童們的生存向你們借糧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醫藥品」……
他們象當年八路軍的武工隊一樣，短槍明面插在腰間，豈敢不借？
膽小的立刻點頭哈腰，低眉順眼地回答：「好說，好說，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夠不夠？人手不夠我派幾個人幫你們裝車！……」
膽大的可能會斗膽問一句：「什麼時候還啊？我對上邊總得有個交待呀！」
「什麼時候還？等我們奪取了政權再還！」照例是這樣的回答。
並且還煞有介事地寫一份「借」據：
今借某某糧店麵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兩桶。革命勝利之後，如數歸還。
「炮轟派別動隊」
一九六七年×月×日
還要鄭鄭重重地蓋上「炮轟總司令部」的鮮紅大印。
還要囑咐一句：「別弄丟了，好好保存，等我們掌握了政權，憑著它來找我們！」
當然一百袋，兩桶不過是象徵數字。
但他們有一點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罵，很象是「借」的樣子。「借」據上寫著「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絕不貪得無厭。
他們走了，給人們留下的印象還挺好的。有人甚至認為「炮轟派」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鐵軍」——「借」東西還留「借」據！「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組織不是怪少見的嗎？
「別動隊」沒有給「炮轟派」的聲譽造成什麼惡劣的影響。相反，倒是給被「捍聯總」攻擊為「炮匪」的他們塗上了種種傳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樣喜歡。傳奇色彩竟沖淡了「階級鬥爭」的嚴峻性。「別動隊」給「東方紅城」帶來了許多新故事。老百姓對這類新故事產生濃厚的興趣。茶餘飯後有了談話的資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語言講述著這些話題。用他們的想像豐富著這些話題。演義著這些話題。
「炮轟派」有時也使「捍聯總」難以預測地衝出各個「根據地」，匯聚一起，舉行示威。那是挺壯觀的情形：裝甲車和坦克前頭開路，後面壓陣。有時出動三四輛，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