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主持者在會議室門外等我，和我並肩走入餐廳。邊走邊說，希望我明天談談「四人幫」所推行的極「左」教育路線，對藝術院校教育方針教育方向的干擾破壞。我只好「極其謙虛」地拒絕。
我不是一個沒有說過謊的人。但是，跨出復旦校門那一天，我在日記上曾寫下過這樣的話：「這些年，我認清了那麼多虛偽的人，見過那麼多虛偽的事，聽過那麼多謊話，自己也違心地說過那麼多謊話，從此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我這「要作一個誠實的人」的人，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彌天大謊！
那的確是我離開大學後第一次說謊，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電影童星」一記耳光而說是「跟他鬧著玩」。
我第二次說謊，像一個謊話連篇的人一樣，說得那麼逼真，那麼周正。
我內心感到羞恥到了極點。
一個畢業於名牌大學的青年，僅僅由於在某一個不正常的時期邁入了這所大學的校門，便如同私生子隱瞞自己的身世，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隱瞞自己的「廬山真面目」，真是歷史的悲哀！
就個人心理來說，這是十分可鄙的。
但這絕非我自己一個「工農兵學員」的心理。這種心理，像不可見的潰瘍，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農兵學員」心中繁殖著有害的菌類。對於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又多麼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謊話，當晚就被戳穿——我們編輯部的某位領導來西苑看望在華南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曉得。
第二天，我遲到了十分鐘。在二樓樓口，被一位老者攔住。
他對我說：「你先不要進會議室。」
我迷惑地望著他。
他又說：「大家已經知道了。」
我問：「知道什麼了？」
「知道你是一個『工農兵學員』。」他那深沉的目光，嚴肅地注視著我。
我呆住了。
他低聲說：「大家很氣憤，正在議論你。你為什麼要扯謊呢？為什麼要欺騙大家呢？」他搖搖頭，聲音更低地說：「這多不好，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會簡報組彙報這件事啊！……」
不但不好，而且很糟！
在全國「高教」會上，在粉碎「四人幫」後，謊言和虛偽正開始從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肅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農兵學員」，卻大言不慚地自稱是「·文·革」·前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畢業生，這的確是太令人生氣了。
我垂下了頭，臉紅得發燒。
我羞慚地對那老者說：「您替我講幾句好話吧，千萬別使我的名字上簡報啊！」
他說：「我已經這樣做了。」
他的目光那麼平和。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時刻，也是最使人難以承受的目光。我覺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裡了。
他說：「我們到樓外走走好嗎？」
我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我們在樓外走著，他向我講了許多應該怎樣看待自己是一個「工農兵學員」的道理。當他陪著我走回到會議室門前，我還是缺乏足夠的勇氣進入。
他說：「世上沒有一個人敢聲明自己從未說過謊。進去吧！」挽著我的手臂，和我一齊進入了會議室。
那一天我才知道，這位令我感激不盡的老者，原來是老教育家吳伯簫。
吳老是我到北京後，第一個引起我發自內心的無比尊敬的人。
「高教」會結束後，他給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歡迎我到他家中去玩。
那時他家住沙灘。我到他家去過兩次。
第一次他贈我散文集《北極星》。
第二次他贈我散文集《布衣集》，並贈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欽」四字。他親自替我刻的。
兩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寫作。一見我，他立刻放下筆，沏茶，找煙，面對面與我相坐，與我交談。
他是那麼平易近人，簡直使我懷疑他是個絲毫沒有脾氣的人。
他臉上的表情總是那麼安詳。與我說話時，眼睛注視著我。聽我說話時，微微向我俯著身子。他聽力不佳。
我最難忘的是他那種目光，那麼坦誠，那麼親切，那麼真摯。注視著我時，我便覺心中的煩愁減少了許多許多。
那時他家的居住條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僅有兩間廂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間，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中間以木條為骨，裱著大白紙，作為間壁。裡邊一半可能是他的卧室，外邊一半是他的寫作間。一張桌子，就佔去了外間的大部分面積。我們兩人落座，第三個人就幾乎無處安身了。房檐下，生著小煤爐，兩次去他家都見房檐下炊煙裊裊，地上貼著幾排新做的煤餅子。
我問他為什麼居住條件這樣差？
他笑笑，說：「這不是滿好嗎？有睡覺的地方，有寫作的地方，可以了。」
告辭時，他都一直將我送到公共汽車站。
我向他傾述了許多做人和處世的煩惱。他循循善誘地開導了我許多做人和處事的道理。
他這樣對我說過：多一份真誠，多一個朋友。少一份真誠，少一個朋友。沒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貧者。誰想尋找到完全沒有缺點的朋友，那麼就連他自己都不可能成為他的朋友。一個人有許多長處，卻不正直。這樣的人不能引為朋友。一個人有許多缺點，但是正直，這樣的人應該與之交往。正直與否，這是一個人品質中最重要的一點。你的朋友們是你的鏡子。你交往一些什麼樣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質來。我們常常是通過與朋友的品質的對比，認清了我們自己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北影的一位同志，從前曾在吳老領導下工作過。他敬稱吳老為自己的「老師」——他已經是四十五六歲了。我常於晚上看見他在廠院內散步，卻從未說過話。
有次我們又相遇，他主動說：「吳老要我代問你好。」我們便交談起來，主要話題談的是吳老。
他告訴我這樣一件事：當年他與六個年輕人在吳老直接領導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丟了二百元錢，向吳老彙報了。吳老囑他不要聲張，說一定能找到。過了幾天，六個年輕人都在場的情況下，吳老將二百元錢交給失主，說：「你的錢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志找到後放到我抽屜里了。」失主自然非常高興。當天，又有二百元錢出現在吳老抽屜里。原來他交給失主的那二百元錢，是他自己的。但對這件事，他再也沒追究過。六個年輕人先後離開他時，都戀戀不捨，有的甚至哭了……
「因為吳老當時很信任我，只對我一個人講過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說：「吳老認為，究竟誰偷了那二百元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六個年輕人中，有一個犯了一次錯誤，但自己糾正了。這使我感到高興啊！」
聽了這件事以後，我心中對吳老愈加尊敬。他使我聯想到了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
對年輕人寬宏若此，真不愧老教育家風範。
因吳老身體不好，業餘時間又在寫作，我怕去看望他的次數多了，反而打擾他，就再未去過他家。
我最初幾篇稚嫩的小說發表，將刊物寄給他。
他回信大大鼓勵了我一番，而且稱我「曉聲文弟」，希望我也對他的作品提出藝術意見，使我愧怍之極。信是用毛筆寫的，至今我仍保存。
半年後，我出差在外地，偶從報紙上看到吳老去世的消息，悲痛萬分。將自己關在招待所房間里，失聲慟哭一場……《北極星》和《布衣集》，我都非常喜愛。我們中學時期語文課本中的一篇《延安的紡車》，便收在《北極星》中。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愛《布衣集》。
我將《布衣集》放在我書架的最上一檔，與許多我喜愛的書並列。
吳老，吳老，您生前，我未當面對您說過這句話，如今您已身在九泉之下，我要對您說——您是我在北京最尊敬的人。不僅僅因為當年您使我的姓名免於羞恥地出現在全國第四次「高教」會的簡報上，不僅僅因為您後來對我的引導和教誨，還因為您的《布衣集》。雖然它是那麼薄的一本小集子，遠不能與那些大部頭的長篇小說或什麼全集、選集之類相比，雖然它沒有獲得過什麼文學獎。您真摯地召喚並在思想上、情操上實踐著「布衣精神」。這種精神目前似乎被某些人認為已經過時了，似乎已經不那麼光榮了，似乎已經是知識分子的「迂腐」之論了。
您在給我的信中卻這樣寫道：「我所謂的『布衣精神』，便是不為權，不為錢，不為利，不為名，不為貪圖個人一切好處而思想，而行為，而努力工作的精神。知識分子有了這種精神，才會有知識方面的貢獻。共產黨人有了這種精神，才會有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方面的貢獻。因而『布衣精神』不但應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尤其應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
吳老，您是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