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鐘後，第二次打來電話，說：「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見，那一天你未開口，我想當面聽你談談。」
我說：「我的意見，和我們副主任那天談的意見是一致的。」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還是想同你談談。」我說：「我不到你家去談了，路遠，要談你就到北影來談吧！」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說：「我明天就去。」
我說：「請上午來。」因下午廠內放「觀摩影片」，屬於藝術學習，我不願錯過機會。
他說：「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
我說：「那你就改天來。下星期內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請便。」
他說：「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沒有時間。」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掛上了電話，罵一句：「你他媽的！」
真夠矯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電影。原以為只放一部影片，卻放了兩部。
五天後，政治部主任拿著厚厚一封挂號信，找到我的辦公室，說：「小梁，有人寫信告你。」
我吃一驚，暗想我沒作什麼違法犯科的事呀？也沒搞過什麼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誰告我什麼呢？因問：「張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說：「沒錯，告的就是你梁曉聲，你看看這封信。」
我接過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編者寫來的，曆數我的罪狀。不算洋洋萬言的一封信，起碼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髮衝冠」了，就要將那封信撕個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奪過信去，說：「別發火，講講，怎麼回事？」
我強按怒火，將事情來龍去脈，一五一十，述說一遍。正述說時，當時的一位廠黨委負責人也找到了編輯部，由主任陪著，將編輯們召集一起，詢問近期處理稿件中，誰可有什麼瀆職行為？
眾編輯回答：絕無。
這位廠黨委負責人說：肯定有。
原來，他剛參加過一個會。一位負責同志在會上點了北影，說：「你們北影要熱情對待業餘作者嘛，不要將業餘作者拒之門外嘛，不要像『四人幫』時期一樣，搞得像個獨立王國，針插不入，水潑不進嘛！」
眾編輯聽了，面面相覷，不知這話從何說起。
只有我心中明白。
因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寫道：「我一無靠山，二無『後門』（噫！與辛欣語同出一轍），全憑一片關心中國電影事業的熱忱，寫了這個電影劇本，竟受到種種刁難，被拒於北影大門之外。你們對一位業餘作者是什麼態度？！你們這種冷漠無情的態度，又如何能使中國的電影事業得以繁榮？！……」他的話同那位負責同志的話何其相似乃爾？
「拒之門外」——確屬事實。
他下午來時，門衛沒放他進廠。告訴他下午編導部門正進行藝術觀摩研討，請他改日再來。
故他信中還寫到：「我在凄風苦雨中徘徊於北影門外近一小時才離去。回家後感冒了，發燒三十九度。我的父親和母親，不得不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實，不得而知。
我對大家說：「負責同志對北影的批評，並非『莫須有』，肯定是因我而發的。」
政治部主任也說：「肯定是。」
於是當即，我、政治部主任、編輯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廠黨委領導，一齊走到二樓小會議室，研究如何妥善對待來自上面的尖銳批評。
廠長同志很重視這件事，也參加研究。
那位廠黨委領導說：「我看就讓小梁寫份檢討，由廠黨委轉給上級。」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不檢討！我沒什麼可檢討的，要檢討你們自己檢討！」
編輯部主任說：「讓小梁檢討，莫如讓我檢討。」副主任問：「檢討什麼？我作為編輯部副主任，親自到一個並不成熟的劇本的改編者家中，認認真真地談過意見，還要我們怎麼樣？」
政治部主任說：「我認為有的同志因為這件事而對北影作的批評，是言過其實的。」
廠長最後說：「不必檢討，誰也不必檢討。要是這也值得檢討的話，莫如我檢討了！因為我是廠長嘛！」轉臉看著我，又說，「小梁，我要求你給領導同志寫封信解釋一下，你不覺得過分吧？解釋，而不是檢討。」
我說：「這可以。」
回到辦公室，鋪開信紙，就欲寫。忽而想到，並沒指名道姓地批評我，我對他解釋得著嗎？決定不給那位負責人寫信，而給他的兒子寫信。
握著筆，我想到了兩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農村的二十一歲的青年，某日來到編輯部，由我接待。他隨身帶來三個電影劇本，請求我在兩天內看完，併當面向他談意見。我問他為何給我的時間這樣短？他說他是自費來京的，專程送稿。不得花錢住宿，在火車站過夜。問何以不寄來？說·希·望·當·面聽到意見。問年終「分紅」多少？說一百餘元。問豈不是路費就用去了一半么？說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時我已分到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第二天，就集中時間和精力將三個劇本全部看完。那三個劇本實在不值得談什麼意見，但唯恐刺傷那農村青年的自尊心，與之委婉地談了一個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糾纏在傳達室，要求與編輯當面談構思。傳達室為難，組長也為難。傳達室說，編輯部若無人出面，便只好找保衛科了。我便自告奮勇，前去進行安撫。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頗善安撫精神病人。
走入傳達室，但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男子，像待審的犯人似的，雙腿緊緊併攏，雙手放在膝蓋上，坐得那麼規矩。規矩得可憐。他留中分頭，一張瘦臉颳得乾淨。穿件新藍幹部服，連領鉤也扣著。雖舊卻熨出褲線的灰褲子。一雙黃色塑料涼鞋，赤腳。表情安靜。
瞧他那樣，並不像精神病人。
可傳達室內除了他再無別人。
我問傳達師傅：「精神病在哪兒？」
傳達師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轉身詫異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緩緩站起，文質彬彬地說：「我不是精神病，我是來送劇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說：「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誤會了。我是編輯室的編輯，你帶來的劇本可以交給我啊。」
他打量著我說：「我看你不是編輯。」
我問：「那你看我像幹什麼的？」
他一字一句地說：「我看你像保衛股的。」
我說：「你錯了。」掏出工作證遞給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還給我，從一個黃色的學生書包中掏齣劇本，雙手捧著，鄭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彷彿將千金至誠相托。
我接過劇本，問：「你的姓名。」
他從傳達室的長椅下拖出一個口大底小的白鐵桶，自內取出一卷紅綢，默默展開來——紅稠上，梅花篆體赫然醒目地寫著四個毛筆字——齊天大聖。
我惑然。
他說：「這就是我的名字。」
我問：「你住哪兒啊？」
他指桶——桶內一條毯子，說：「蓋天鋪地」。那時他臉上才顯出一種怪異的笑。
我說：「外邊在下雨啊，蓋天鋪地哪成？」
他說：「行者苦中求樂。」
我便斷定，他是屬於那類主觀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兒明白，一忽兒糊塗。這會兒是糊塗了。
傳達師傅便上前替我「解圍」道：「你是『齊天大聖』，這裡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宮，劇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當成瘋子？」
我趕緊說：「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轉對傳達師傅說：「讓我帶他入廠，我要和他談談。」傳達師傅愕然地問我：「帶他到辦公室？」
我說：「帶他到我宿舍。」
傳達師傅不放心地看著我，低聲說：「小梁，你何必？」我說：「不會發生什麼事的。」見他還不放心，又說，「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帶「齊天大聖」到我宿舍，待之為客，與之攀談。他糊塗勁過了，又明白起來，談吐很是文雅。
攀談中，我知他是北大畢業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勞改六年。現雖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單位卻不要求他上班。無所事事，便寫電影劇本。
我心中對他充滿了同情。
當晚，留宿我處。
第二天，送至火車站，替他買了回河北的火車票。送入站內，又送至車上，與乘務員特別交待了一番，望著火車開走才返……
想起這兩件事，我覺得，自己算得上一個有責任感的編輯。尤其對業餘作者，從未劣待過，即使對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於是倍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