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見到茹志鵑老師那一次，她還說：「我向人探問過你的情況。讓你當文學部副主任，你沒當是不？沒當對。你年輕，創作上剛剛取得一點成績，不要就被官位所誘惑，那沒出息。」
我想，她不真心關心我，是不會向人探問我在北影的工作情況的，也不會對我很坦率地說那番話的。
我真希望，受青年尊敬的，有威望的人們，能夠很慷慨地對許多青年說：「你是一個好青年……」即便這個青年本身並不怎麼好，如我一樣。但那句話，具有著某種使一個不怎麼好的青年朝好的方面去努力，不朝壞的方面隨意發展的約制力。當然，那句話也只有出自一個受這青年尊敬的人之口，才可能具有約制力。
為了這一點，和由這一點使我從生活中領悟的一個道理，我感激茹志鵑老師。
與黃宗英老師相識，比與茹志鵑老師相識晚兩天，因為開會的前兩日她未到。
我是在樓梯上見到她的。我上樓，她下樓。她懷中抱著一大摞紅彤彤的塑料貼面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掉了幾冊，我替她撿了起來。
她道了謝，問：「買一冊嗎？」
我說：「不買。」
又問：「為什麼不買啊？」
我說：「有了。」
她說：「有了也肯定不是這樣的。這可是第一批塑料貼面的啊！」
我想：這人可怪，我不願買，幹嘛非動員我買啊！就答：「那也不買。再偉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她笑了，說：「回答得好。他們叫我幫忙賣，我只好盡這份義務。可是推銷半天了，一本也推銷不掉，豈不是令我感到有點掃興嗎？」
我說：「誰盡這份義務，都會感到掃興的。如今肯定人人都有了啊！」
她又笑了，說：「看來我只好『完璧歸趙』，給會務組送回去了！我就對他們說你剛才那句話吧——再偉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你不買非常對，一樓正在賣新書，莫如省下錢多買一本沒買過的書是不是？你快去！」
我立刻轉身下樓。
聽到背後有人叫了一句：「黃宗英！」不禁站住，見一個人在同她說話。
我恍然大悟——熱情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推銷員」，竟是大名鼎鼎的黃宗英！
我至今仍不確知她的年齡。但當時肯定已五十多歲了，卻一點也不像五十多歲的女性，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十歲左右。她神采奕奕，煥發著一種似乎永不會被生活的礪石所磨滅的熱情、爽朗和樂觀精神。
在大學裡，我讀過她的報告文學《小丫扛大旗》後，曾有意識地翻閱各種舊報刊，尋找她的作品當範文讀。她討論時發言很踴躍。我從她當時那些發言中得出結論，她是位非常重視深入生活的作家。
記得她當時曾這樣說：「只要有可能，我就一定爭取深入到生活中去。要像一條蚯蚓鑽入泥土中一樣。在作家圈子以外的生活中，有許多人和許多事，實在是太令作家激動、太令作家感動了！我真想走遍全中國，深入到各種各樣的生活中去！……」
於今重新思考她這番話，我仍認為很有道理。無論對於報告文學作家還是小說作家，熟悉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生活，都是大有裨益的。排除作家的文學功力和才情這兩方面因素，一位作家究竟擁有多少生活底蘊，究竟擁有多麼大的「創作園林」，決定作家將取得多大的成就。
會議結束後，我忽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想請她給我們復旦中文系的學生們，講講報告文學寫作中的種種問題。但又怕她會拒絕，使我「下不來台」。最終還是鼓起勇氣，訥訥地向她提出了請求。
她說：「哎呀，這可不行！給你們復旦中文系的大學生們講課，我真沒那麼高的水平！」
我說：「我的許多同學都很喜愛讀您的報告文學，我是在代表他們請求您呀！」
她看了看我，說：「你好像還誠心誠意的？」
我說：「是誠心誠意的。」
她猶豫著。
我又說：「您放心好了，我們會組織得很有紀律，絕不許任何一個同學跟您搗亂。」
她說：「我倒不怕這一點。大學生們和一位作家有什麼過不去的呢？無非是提出幾個使我為難的問題。那我就來一句『無可奉告』，他們還能如何呢？」
我說：「您答應了？」
她說：「並沒有啊。」
我說：「您真令我失望。」
她又猶豫了一會兒，說：「你這誠心誠意的樣子也真叫我感動了，不是裝的吧？」
我說：「不是裝的。」
她終於說：「好吧，我答應了。不過得給我幾天時間準備準備。給你們復旦中文系的大學生們講課，可不是隨隨便便的事。」就給我留下了她家的地址。
到了講課那一天，上午七點多鐘，我與中文系的一位老師，坐了一輛吉普車去接她。走進院子，見她正坐在一個小板凳上，膝蓋上放著一個小小的筆記本，聚精會神地思考什麼。
她講的很出色，許多外系的學生也去聽了，總共三百餘人。
我記得她講到細節問題時說：「什麼叫細節？細節就是你的『珠子』。你要穿一串項鏈，這串項鏈要與別人的不同，你起碼得有幾顆是你的『珠子』。一顆珍貴的珠子能使一串項鏈熠熠生輝。一個好的細節能使一篇作品讀後難忘。」
還記得她舉了一個例子：日本佔領中國時期，有一個日本軍官，養了一條狼狗，每天早晨上狼狗叼一個籃子到集市去。狼狗往哪家鋪子前一蹲，鋪主就得立刻將最好的雞鴨魚肉放進籃子里，不敢怠慢絲毫，幾年如一日。而那日本軍官是從不在集市上露面的。狼狗馴順得很，並不像有些電影里那樣，見了中國人就齜牙咧嘴。但每一個中國人卻避之如避猛虎……
舉了這個例子後，她說：「這段生活提供給我們的細節的藝術魅力在於，那個日本軍官一定不能露面。根本不必花費筆墨去寫他作為一個侵略者的飛揚跋扈。那狼狗一定要寫得非常之馴順。而中國人畏之如猛虎的心理，一定要寫得淋漓盡致。數年如一日啊！這就是文學藝術的反效果……」我自己和我的同學們，聽了她的講課，都覺得受益很多。
其後，我又帶著《北方文學》的一位青年編輯到她家中向她組稿。
黑龍江省是有對不起黃宗英老師之處的。某一年舉行全省業餘文藝宣傳隊大匯演，我們兵團六師宣傳隊演出了一個小戲。恰值黃宗英老師在哈爾濱，觀看了，很高興，就說了一些熱情支持知識青年業餘創作，肯定和稱讚那個小戲的話。後來有人指出那個小戲寫的是「中間人物」，違反了「三突出」創作原則。宗英老師予以肯定和稱讚，當然是「別有用心」。成了一條「罪狀」，搞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批判風波。《北方文學》那位青年編輯，顧慮有這個前嫌，宗英老師會不待見。見面後，宗英老師卻隻字未提當年無端受批判那件事。倒是那位青年編輯自己忍不住提起，代表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界表示歉意。
宗英老師說：「這件事我怎麼會耿耿於懷呢？對於批判過我的青年人，我尤其應該原諒。青年人受當年極左文藝理論的影響，作了一些錯事，我相信他們今後自己會有所認識的。那次在哈爾濱批判我，是有背景的。許多人也是違心的。過去的事今後不要重提了。」
她和茹志鵑老師一樣，對青年是愛護和寬容的。不記仇。我認為名人對青年都應取這種態度。這是一種人格方面的修養，是極可敬的品質。當然，對那類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內疚的事而不知懺悔的人，即使是青年，也當例外。其實呢，普通人之間，也應善於原諒善於寬容。記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意味著有機會必將實行報復。前一時期「清查三種人」，有些人就翻老賬，誰誰誰「文革」中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腳，或者貼過我一張大字報，恨不得就將對方推入「三種人」的圈子裡而後快。幹嘛呀！「文革」都過去快十年了！要記一輩子呀？十七年前，十七八歲時，罵了你一句「狗東西」，往你頭上戴過一次高帽，便沒完沒了，何報復之心若此呢？我們黨的幹部如果都這等小肚雞腸的，我看民心就要失盡了！幸虧我們的鄧副主席是寬宏大量的，不曾下一道什麼指示，「清查」一下在「批鄧運動」中，十億中國人個個表現如何？真若這樣搞，豈不是舉國上下又搞個「雞鳴狗跳牆」么？簡短地說，畢業時，我到宗英老師家面別。
宗英老師主動問我：「在北京有什麼親戚沒有？」我說：「沒有。」
又問：「有什麼熟人朋友么？」
我說：「沒有。」
宗英老師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夠孤單的。遇到什麼困難，連個幫你解決難處的人都沒有。這樣吧，我告訴你我兩位哥哥黃宗江和黃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難你就去找他們。」便寫下了兩個地址交給我。
我說：「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么？」
她正匆匆地欲出門，說：「有沒有信都不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