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從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
報到前有半個月假。三年沒探家，很想家，想母親。但我打算分配單位確定了，工作幾個月後再探家。我非常希望儘早知道我的工作單位將是何處，非常希望儘早對這個單位產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樣，我有些茫然。「大串聯」時期，我作為「紅衛兵代表」，曾往返兩次到過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學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選出的。我的中學母校在「文革」初期頗為「保守」，選「紅衛兵代表」的條件還不是以「造反性」為原則，其實跟選「三好學生」的條件差不多。到京後，據說大學、中學包括小學的「紅衛兵」，已近百萬之多。我們先是在天壇公園內的臨時席棚里凍了一夜，爾後住到了地質博物館。各地的「紅衛兵」見我們胸前別著「代表」的紅綢條，大加嘲諷。說「革命串聯」，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是每一個「紅衛兵」，每一個革命學生的權力。你們有何資格以「代表」身份剝奪他人權力？我們無不大慚，紛紛將引以為榮的「代表」標誌扯下扔掉了。
被檢閱後，我孤身前往四川的樂山，去探望父親。父親的通訊地址是代號信箱，問許多人全不知，到郵局問，答曉得這地方，但屬軍工單位，保密，不能告訴我。無奈按信箱地址給父親拍了一封電報。父親的回電只有三個字「速返哈」。後來聽父親說，當時他們那裡大亂，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遠「留」在那兒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趕上了一次「檢閱」。怎樣的形式，回憶不起來了，只記得住在東單外交部家屬宿舍，一位什麼參贊的家裡。我與武漢某「長征隊」的九名男學生同住。一間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間，薄薄的一層乾草，上面鋪著骯髒的被褥，有虱子。「長征隊員」們對住的條件很不滿意，就用大毛筆飽蘸墨汁往潔白的牆壁上寫各種標語口號。我離開那天，四堵牆壁彷彿掛了四張荷蘭奶牛皮，黑一塊白一塊。其實，主人家的「外婆」對我們挺親熱的。我雖然沒往牆上塗過一筆，卻替別人感到十分內疚……我佇立在站前廣場，想到今後將要在北京工作，成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動。
九月的陽光耀得我眯起了眼。柏油馬路散發的熱氣在地表蒸騰，車輛行人街邊樹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動。
車站的大鐘敲響了。我扭回頭望著它，心中喃喃自語：「北京，北京，今後請多關照啊！……」
哈爾濱—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彈指間。我彷彿由十八歲開始，做了一個長長的夢。一覺醒來，二十八歲了。可小時候，我連做夢都不曾想到過，二十八歲後我會成為一個北京人。「大串聯」時期北京並沒給我留下什麼好印象。到處都油漆成紅色，使人心裡騷亂不安，而且秋季的風沙還那麼大。到軍事博物館去參觀，西風卷著巨塵在馬路上奔囂。使人聯想到驃騎赳赳過長街，蹄下宏沙亂飛揚的「元大都」時期。
儘管北京並不使我覺得親切，但我心中還是充滿了幸運感。是幸運感，而不是幸福感。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還有幾十萬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餘萬北京知識青年。可我這個哈爾濱的小子，竟不知命運中有哪位神祗保佑，搖身一變成了北京人！
人的命運真是充滿了機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著某個時期的某種機遇在起重大作用。這乃是人和社會既矛盾又統一的關係。對每一個人來說，重要的是善於掌握住機遇，因為機遇畢竟不可能屬於那些毫無準備的人。比起同代人，我的命運這麼好，無論我分配在哪個部門，哪個單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則太對不起我家的祖墳。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廣場上，頭腦中所產生的最強烈的想法。我問許多人文化部在什麼地方，都說不知道。也難怪，我問的多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站，十個人中至少有六七個是外地人。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誰是北京人誰是外地人。我問一個年輕的警察。
他回答：「不知道。你要問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還算問對了。文化部……我壓根兒就沒想到過有人會問我文化部在什麼地方。」
到底是大學生了，我的頭腦比三年前靈活多了。我到車站對面的郵電局去查電話簿子。查到號碼，撥通了電話，問我們共和國的最高文化機關在什麼地方。
接電話的，是傳達室的人，反問我是什麼人？要到文化部來幹什麼？口氣帶有很高的警惕性。
我恭而敬之地說明我是報到的大學畢業生。
「沙灘。」對方回答了兩個字，就把電話放了。
我買了一張北京市內交通路線圖，不再問任何人，按圖換車。一個半小時後，終於站在了文化部大門外。
持槍站崗的士兵問我有何公幹？我從書包里翻出學校發的介紹信給他看。
他看了一下，還給我，說：「這不是文化部，這是《紅旗》雜誌社。」
《紅旗》！難怪有士兵持槍保衛。積「文革」之成見，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別稱。它是一個時期內代表「黨中央」給文化藝術定罪的權威刊物。批《海瑞罷官》，批《燕山夜話》，批《上海的早晨》，批《紅日》，它都發表過大塊文章。一切文化藝術，一切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物，經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動」的，便是成了「封建主義」的，「修正主義」的。這是一個在「文革」中專門羅織罪名，以進行「焚書坑儒事業」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給中國的文化藝術和文化藝術界人士定罪，還給外國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萬言地批判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藝術體系，批判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在一篇歌頌中國現代芭蕾舞的文章中，還批判過古典芭蕾舞。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麼來到了這麼個地方啊！雖然我不過是普通的十億中之一蟻，即使「文革」中犯了什麼文化罪，也沒有被《紅旗》「坑」一下的資格。但我對這個地方還是有些誠惶誠恐。
我掉頭便走。
走了兩步，忍不住轉身說：「可人家告訴我文化部就在這個院里啊！」
站崗的士兵說：「不錯，就是在這個院里，就在那大樓。這個門，是『紅旗』的門，繞到前面那條街的正門，才是文化部的門。」
我請求道：「那你就讓我進去吧！」
士兵說：「不行！各走各的門。」
我說：「好，好，好。」
就又繞了十分鐘，繞到了正門。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猶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湧起一番親情。
「姥姥」家大門口也有持槍的士兵站崗。
被允許進入院內，急急地就往大樓奔去。
沒想到在樓口又被一站崗的士兵橫臂攔住，朝我要在大門外傳達室填寫的「來客登記單」。可我在院內急急走著時隨手扔掉了。
士兵說：「你找回來。」
我見那士兵是個沒法商量的人，無可奈何，只得返身慢慢地邊走邊找。院里有兩個人站住，好奇地瞅著我，大概以為我丟了錢包或什麼貴重的東西。
還找到了。怕受到士兵的斥責，認認真真地用手撫平展了，才敢持著重新入樓。
終於進入樓內，先前那種孩子見到了姥姥般的親情，一掃而光。院門樓口，雙重警衛，不算「戒備森嚴」，也可謂「步步設防」了。我懷疑自己來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麼兵種的司令部。
上樓時，就一級級走的很穩重，怕毫無精神準備之下，又從哪裡冷不防閃出一個士兵，被攔住盤查。
還好，也就兩重崗而已。
走上文化部那一層樓，碰到一位五十餘歲的男同志，問他「畢業生分配辦公室」在哪一房間。
答曰：「還沒成立啊！」
我著急了，一時怔怔地竟不知說什麼好，汗也頓時淌了下來。
他見我急成那樣，說：「有一個人可能將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問問。」
我便站在走廊等候。
一會兒，那男同志引來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她問我：「你是來報到的？」
我說：「是。」
又問：「哪個大學畢業的？」
我說：「復旦。」再次翻出介紹信遞給她。
她看了看，說：「你報到得太早了啊！還有半個多月呢！昨天才讓我負責這項工作，我一點都沒頭緒呢，你十天後再來吧！」
我急忙說：「那可不行，這十天我住哪兒啊？」她問：「你家在哪兒啊？」
我說：「哈爾濱。」
她說：「那你就回哈爾濱嘛，晚來報到幾天也沒什麼的。」
回哈爾濱——我衣兜里只剩下十來元錢了，不夠買火車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說：「反正我是不能回哈爾濱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車了。」
她聽了我的話，以為我有什麼特殊的隱衷，又問：「北京沒有親戚？」
我搖頭道：「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