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年輕的寡居的伯爵夫人與自己的侄子結成夫妻。小說的名字我雖然記錯了，但是那女工臨死前說的話，銘刻在我記憶中。
我還記得對這篇小說的介紹中這樣寫道：「作品一發表，貴族階層大嘩，對作家進行憤怒的圍剿。貴婦淑女們，謾罵作家是一隻可憎的忘恩負義的猴子，『一旦攀上高枝，便向人間作態』……」
陳老師自始至終聽得很認真。
他又問我看過哪些中國文學作品。
我老老實實地回答我都看過了什麼什麼。
他沉思了一會兒，忽然問：「看過《牛田洋》么？」
我說：「看過。語錄引用得太多，不是小說。」他不再問什麼。
我便告辭了。
抬大木的夥伴們圍住我，問我復旦的老師找我什麼事兒，問了些什麼，我怎樣回答的。
我複述了一遍，他們就一個個直拍大腿，說我是個大傻蛋，不該對復旦的老師賣弄，大談什麼西方文學。尤其不該貶低《牛田洋》，那是「革命樣板文學」。他們認為我如果回答得高明，興許能入復旦。
我想哪有這等好事落在我頭上？我上鶴崗市郵電學校，已是板上釘釘了。報以一笑而已。
第二天，那復旦的老師到師里去了。
隔了三天，他從師里回到了我們團，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見面就對我說：「你的檔案，我從團裡帶到師里了，如今已從師里寄往複旦大學了。如果復旦複審合格，你就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創作專業的學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講不出話。
他又說：「關於《牛田洋》的那些話，你如果真入了復旦，是不能再說的。復旦很複雜，言行要謹慎。不要希望目前情況之下能在大學學到很多，自己多看些書吧！多看書，對一個人今後總是有益處的。」
事後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個東北地區只有兩個復旦大學的名額，都分在了黑龍江省。黑龍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團。其中一個名額又分在了我們二團。陳老師住在招待所里，偶讀《兵團戰士報》，發現了我的一篇小散文，便到宣傳股，將我幾年來發表的小散文、小詩、小小說一類，統統找到，認真讀了。還給黑龍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了解我在那裡的表現。然後親自與團招生辦交涉。將我的名字同復旦大學聯在了一起。
是機遇嗎？不是機遇又是什麼呢？
從此我在許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機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廠的知青們對我不好，不連續兩年推薦我，便沒有這機遇。如果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那些老編輯們給我寫封很壞的而不是很好的鑒定，便也沒這機遇。如果陳老師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團戰士報》，仍沒這機遇。如果不是陳老師是另外一位老師來招生呢？更沒這機遇。
我的機遇是許許多多人給予我的。我甚至認為包括木材加工廠的衛生員和菜班班長。這次機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轉折。
機遇決定了多少人的命運啊！
生活中，有多少人，僅僅因為沒有機遇，便默默無聞。而一旦有了機遇，誰又能斷定走在大馬路上的一個什麼人，不會在一番什麼事業中取得什麼成功呢？
當時我們兵團創作員中，不少人在寫作上都比我強得多。那次機遇卻偏偏落在我頭上。對他們真是不公正。對我真是太幸運。
我是兵團創作員中最早離開北大荒去上大學的一個。
讓我在這篇記述性文字中，對當年木材加工廠的我的知青夥伴們；對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在文學上給予我許多指引的老編輯們；對復旦大學的陳老師，再次表達我永遠的感激吧！
也讓我感激機遇吧！
這冥冥之中的彷彿法力無邊的主宰。
而且讓我說，人啊，都為別人更多地創造機遇吧！如果人人如此，我們每個人的機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業而不成功，有時實在不是因為缺少才華，而是缺少機遇。進而言之，是缺少為他或她創造機遇的一些人們。我們為他人創造機遇，更多的時候並不損失我們自己的什麼利益。何樂而不為呢？僅僅因為「我不能，你便也別想」這樣一種心理，斷送了別人可能一輩子只有一次的機遇，那是多麼該詛咒的行為！這樣的行為在我們的生活中太多了。少一點，生活將會變得多麼美好！
有一部電影中的一個情節，令我感動至深，永難忘記。
年輕的肖邦初到巴黎，無人賞識他的音樂天才。他偶識了喬治·桑——這也是機遇。喬治·桑引他進入自己的沙龍的第一天，邀請了許多音樂界名流，告訴他們，大音樂家李斯特將為他們演奏鋼琴曲。但有一個條件，需熄燭聽之。黑暗中，鋼琴聲將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聲止，掌聲起。喬治·桑挽著李斯特持燭走至鋼琴旁。這時人們才發現，演奏者原來並非李斯特，而是一個陌生的年輕人。持在法國女作家手中的蠟燭，照亮了未來的大音樂家的臉。
李斯特說：「這位年輕人演奏得好極了！我非常羨佩他的音樂天才！」
也許是虛構。但是真美好！美好的喬治·桑！美好的李斯特！當時眼望著銀幕，我流淚了。從此喜愛喬治·桑的作品。喜愛李斯特的樂曲，尤勝喜愛別的作品和別的樂曲。喬治·桑與肖邦的愛情，對我來說，也成為容不得什麼人的什麼文字非議的愛情了……在接到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前的半個月，我每天仍抬木頭。身體愈加不行，撐著。以此感謝心中要感激的一切。一天，竟暈倒了……
我到復旦那天，兩腿浮腫，鞋襪難脫。以為是在火車上坐的。並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癥狀。
當天晚上，專業已報到的同學們，聚在一起開「認識會」。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帶來的好吃的東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幾個小蘋果，不好意思拿出來。也不好意思光吃別人的。就吸煙。
我的東北老鄉，Ｃ，女姓，放在桌上的是兩個哈爾濱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臉盆那麼大。我只在很小時吃過幾次。當時哈爾濱難以買到。大家覺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說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鄉的，太客氣反而顯得疏遠。我在一師，Ｃ來自五師，原先互不認識。心中暗想，同學中有一個老鄉兼兵團戰友，真不錯。
有一同學問：「聽說你們哈爾濱人天天吃這種『大列巴』？」Ｃ回答：「當然。哈爾濱人個個都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
我覺得很有糾正一下的必要，便說：「只有百分之五，也許還更少的哈爾濱人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從小吃大餅子長大的。」
我說的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當時哈爾濱人的糧食定量是——麵粉二斤、大米一斤，其餘全是粗糧。米面在一般家庭中，除了過年過節，都是給上班的人帶的。
Ｃ當即反駁我：「你一個人是吃大餅子長大的，也代表不了哈爾濱人。我就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
我據理力爭，說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個，當然代表大多數哈爾濱人。她不過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個，無論如何代表不了哈爾濱人。
她生氣了，說：「你說誰是『一小撮』？告訴你，我的家庭是『革幹家庭』！你侮辱革命幹部！」
我說：「我不知道啊！可你為什麼要說謊呢？為什麼要欺騙這麼多初識的同學們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吃的是粗糧！哈爾濱人如果都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哈爾濱人早算進入共產主義了！」
我認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究竟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還是吃大餅子長大的，這是非辯論清楚不可的。對於這一類問題，我一向特別敏感，容不得別人當我面說一句假話。
她說：「你的話里明明有對現實不滿的意思！」我火了，說：「咱倆都是工農兵學員，你少跟我來這一套！就算我對現實不滿，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她說：「我是一名共產黨員，那我就有權批判你！」我說：「你不過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共產黨員，統計一下，你在共產黨員中也不過是百分之五！」其他的同學就勸解。
他們越勸解，我越來氣。我希望他們都能夠相信我的真話，而不要相信Ｃ的假話。但他們似乎對我與Ｃ爭論的問題一點也不感興趣。只對「大列巴」感興趣。這比他們相信了Ｃ的話還令我氣憤。若在兵團，如果Ｃ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說哈爾濱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還堅持，非被吃大餅子長大的哈爾濱青年們合夥揍一頓不可！
怎麼能瞪著眼睛認真嚴肅的說假話呢？
Ｃ拍了一下桌子，氣勢洶洶地說：「你這是在分化我們黨員隊伍！」
我騰地立了起來，說：「滾你媽的！」將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轉身離開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從不罵人，是到木材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