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以後，佛教在中國成為勢力最大的宗教，不少文人同佛教有密切的關係①，中國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含有濃厚的佛教成分。文學是生活的反映，它自然也要受到佛教的影響。關於佛教在中國正統文學中所起的作用，要精確地估計是困難的。一個原因是，佛教教義經過長期的宣揚、傳播，其中一部分已經同中國的傳統思想融合到一起，成為影響人民生活的心理力量。這種力量的表現可以是顯露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強烈的，也可以是細微的。如果是含蓄的或細微的，那就比較難於辨認。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正統文學，從魏晉算起，有一千幾百年的歷史，其中包括無數的作家，不同的文體，要將這些巨細不遺地指出來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對於中國的正統文學，佛教的影響是廣泛的，深遠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說，如果仔細分析，許多表面看來與佛教無關的作品，其實是長期在佛教思想影響下的中國文化的產物。在這方面，內容是豐富的，情況是複雜的，這裡只能擇要介紹一下梗概。以下分作三部分談：一、詩，二、文，三、詩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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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有的是出了家的，如東晉的慧遠、唐朝的皎然等；有的是深信佛法的，如南朝的謝靈運、唐朝的王維等；有的是同出家人有深厚交誼的，如東晉的孫綽、宋朝的蘇軾等。韓愈以儒家的正統自居，大聲疾呼地闢佛，傳說他也曾參謁大顛。
一、詩
對於中國詩歌，佛教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詩的格律，二是詩的語言，三是詩的內容。
（一）詩的格律
從體裁方面看，中國舊詩可以分作兩大類：一類是古體詩，一類是近體詩（包括律詩和絕句）。古體和近體的分別，主要表現在格律的自由和嚴格上：古體比較自由；近體正好相反，除了句子的長短和多少，押韻有一定的規矩以外，在聲音的平仄方面還要受嚴格的限制①。近體詩講究平仄協調，同中國語言文字的性質有密切的關係。中國文字是方塊的，一個字代表一個音節，加以字音有聲調的不同，所以易於講求對偶，講求平仄協調。但是聲律學說在南朝齊梁之際興起，因而促成近體詩的迅速形成和發展，卻是受到佛教的影響。中國在南北朝以前，文人寫作，也重視聲音和諧，但只是「始判清濁，才分宮羽」②。有關聲律的比較細密的理論，是南朝齊永明年間沈約、謝朓等提出來的。《南史·陸厥傳》說：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微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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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扼要地說，就是上句（單數句）和下句（雙數句）中對稱的字，聲調要平（平聲）仄（上聲、去聲、入聲）不同，例如「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李益），上句是「仄仄平平仄」，下句是「平平仄仄平」。
②《隋書·潘徽傳》。
又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里說：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又《梁書·沈約傳》說：
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
沈約等人倡導的永明體，在中國詩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從此以後，中國詩才有意識地走向格律化。永明體關於格律的規定是所謂「八病」說，就是在詩句中要避免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八種病態①。八病說的理論基礎是有關四聲的知識，也就是「將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至於四聲的發現以及四聲說的成立，據陳寅恪考證，是受佛經轉讀的影響。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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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避免八病，目的主要是求得平仄協調。據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考證：「其實『八病』之說也非全出於沈約。……且據《南史》所載，也只有四病。
我們想，沈王之時還是草創，以後愈演愈繁，到李百葯才完備。」（中冊389頁）
所以適定為四聲，而不為其他數之聲者，以除去本易分別，自為一類之入聲，復分別其餘之聲為平上去三聲。綜合通計之，適為四聲也。但其所以分別其餘之聲為三者，實依據及摹擬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而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又出於印度古時聲明論之三聲也。據天竺圍陀之聲明論，其所謂聲Svara者，適與中國四聲之所謂聲者相類似。即指聲之高低言，英語所謂pitchat者是也。圍陀聲明論依其聲之高低，分別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輸入中國，其教徒轉讀經典時，此三聲之分別當亦隨之輸入。至當日佛教徒轉讀其經典所分別之三聲，是否即與中國之平上去三聲切合，今日固難詳知，然二者俱依聲之高下分為三階則相同無疑也。中國語之入聲皆附有k、p、t等輔音之綴尾，可視為一特殊種類，而最易與其他之聲分別。平上去則其聲響高低相互距離之間雖有分別，但應分別之為若干數之聲，殊不易定。故中國文士依據及摹擬當日轉讀佛經之聲，分別定為平上去之三聲。合入聲共計之，適成四聲。於是創為四聲之說，並撰作聲譜，借轉讀佛經之聲調，應用於中國之美化文。①
六朝時期宣揚佛法，有導師，有經師。導師擅長唱導。「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②也就是用通俗的語言，隨緣設譬，宣揚佛教教義。經師擅長轉讀。轉讀是用有韻律的語言歌詠佛經經文。「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
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音。」③慧皎《高僧傳》為不少經師立傳，說他們「響韻清雅，韻轉無方」，「響調優遊，和雅哀亮」，「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④至於經師轉讀為什麼偏偏在南齊永明年間影響沈約等人創立四聲說，陳寅恪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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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聲三問》（《清華學報》第九卷第二期，後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
②慧皎《高僧傳》卷十五。
③慧皎《高僧傳》卷十五。
④慧皎《高僧傳》卷十五。
建康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為善聲沙門及審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間發生相互之影響，實情理之當然也。經聲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極於齊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於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嫻習轉讀，故始能於夢中詠誦①。然則竟陵王當日之環境可以推知也。雞籠西邸為審音文士抄撰之學府，亦為善聲沙門結集之道場。永明新體之詞人既在「八友」之列，則其與經唄新聲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關涉，自無待言。……（周顒）與沈約一為文惠之東宮掾屬，一為竟陵之西邸賓僚，皆在佛化文學環境陶冶之中，四聲說之創始於此二人者，誠非偶然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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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慧皎《高僧傳》卷十五《僧辯傳》：「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覺。……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集第作聲。」
②《四聲三問》。
由此可見，在南朝齊梁之際，沈約等人是受到佛經轉讀的啟發，才提出四聲的理論；然後把四聲的理論運用到詩的格律上，因而開創了永明體。永明體是唐朝嚴格的律詩的前鋒，此後，近體詩迅速地成長、發展，不久就取得主宰詩壇的地位。推源溯流，這個影響是很重大的。
近體詩重視格律，限制多，流弊是引導人們重形式而輕內容，因而阻礙了詩體的自由發展。但是也要承認，格律的形成，是要求詩的聲音具有音樂美的自然趨勢。比較下面四首詩（前兩首是齊梁以前的，後兩首是唐朝的），我們就會知道，在詞句的精鍊方面，在音韻的鏗鏘方面，近體詩在詩的演化史上是向前邁了一大步。
1．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古詩十九首》之一）
2．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阮籍《詠懷》之一）
3．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王維《山居秋瞑》）
4．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球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杜甫《詠懷古迹》之一）
（二）詩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