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龐大而複雜的歷史事實，中國文學也是龐大而複雜的歷史事實，這本小書用個「與」字把兩者聯起來，只是想說說，將近兩千年來，佛教對於中國文學，主要產生了什麼影響。稱之為「影響」，意思是：如果沒有佛教，中國文學作品中就不會有或不會沿著這樣的路徑而有某某等內容；或者從另一面說，因為有了佛教，中國文學作品中才有或沿著這樣的路徑而有某某等內容。
談兩者的關係之前，先要說明一下佛教指的是什麼，中國文學指的是什麼。
佛教是外來的，與中國的本土思想距離相當遠。舉其大者說，對於世間生活，中國的本土思想是「順」，佛教是「逆」（至少就理論說是這樣）。「順」是承認常識的評價，如生比死好，樂比苦好，現世的榮華值得重視，等等。佛教則相反，是不承認常識的評價，總的精神是出世，拋棄現世的快樂、榮譽等，而追求現世以外的所謂涅槃境界。照理說，這樣的異教思想應該很難滲入中國人的頭腦，而與本土思想和平共處。事實卻不然。原因很多。一是社會混亂，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經常顛連困苦。不管佛教的修持方法怎樣艱難而生僻，它總是救苦之道（雖然是幻想的），俗語說，得病亂投醫，病重而難治，當然會有人到佛門去求醫。二是佛教的出世思想與中國本土的道家思想有相通之處，都推重少思寡慾，清靜無為。其結果是不少讀書人、士大夫成為佛教的贊助者。三是佛教的教義能予人以更大的利益，滿足更奢的願望。《世說新語·排調》篇記何次道的故事正好說明這種情況：「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成佛比作大官更好，就難怪很多上層人也成為信徒了。四是佛教本身有世俗的一面，這委婉一點說是相機施教，率直一點說是投其所好。舉例說，對於所謂愚夫愚婦，宣傳念幾句「觀世音菩薩」就可以避災得福，念幾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往生凈土，這就道理說雖然近於可笑，但就效果說卻大有可取，因為是用小鉤劣餌釣了大魚。此外也許還有別的原因，這且不管，總之是，由東漢起，時間不很長，到南北朝，佛教就通過各種渠道，採用各種形式滲入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教義方面看，佛教傳入中國，不只扎了根，而且發揚光大，結了不少原產地所沒有的果實，這就是佛教史中常常提到的十宗或十三宗。在印度，教義本來也並非一統，如乘有小大，論有空有；只是到了中國，尤其隋唐時代，理論才越辨越細，分歧才越來越多。說起分歧，不同的宗派，修持的方法有別，理論根據有別，這且不說；就是同一宗派，如三論宗，對於某一教義，不同的論師會有不同的解釋，至於禪宗有南頓北漸之分，更是大家都熟悉的事實。這樣，本書所謂佛教，是指包涵什麼內容的佛教呢？顯然，泛泛地稱佛教，我們不能追求得那麼細，也用不著追求得那麼細，因為一般人所信奉的是佛教的概括的主張，即對世間和人生怎麼看，看到的種種問題要怎麼處理；而在這方面，各宗派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這基本一致的教義是概括的，通行於世俗的。因為通行於世俗，所以有強大的滲入中國文化的力量，在社會的各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書所謂佛教，指的就是這樣的佛教。
其次要說明一下，中國文學指的是什麼。先說文學，「五四」以來，有人從西方的習慣，只承認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是文學作品，這文學的定義是比較狹的。按照這個定義，《論語》《孟子》之類不能算文學作品，因為是議論文；《左傳》《史記》之類也不能算，因為是記人記事文。可是中國人寫文學史，照例也介紹《論》《孟》和《左傳》《史記》。這樣做，定義是比較寬的。從寬，是不是可以把四部中的「集」部都包括到文學裡去呢？如果真這樣，我們就得承認韓愈《原道》、柳宗元《封建論》之類也是文學作品，這好像又有點不習慣。解決的辦法是先有個原則或標準。似乎可以這樣規定：
凡是內容帶有抒情性質，表達方面文辭求美，而寫出來能夠形象生動並有情趣的，算；反之不算。按照這個標準，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以外的不少文章，從讀者方面看能夠移情的，就不至受到排擠了。自然，是與不是之間還有劃界問題，個別篇目難免還有左右為難的情況，這我們可以採用大德不逾閑的原則，放過不問。
再說中國。佛教是外來的，傳入中國，隨著教義還帶來不少零碎，其中有些是文學作品，如變文，這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中國」的？本書也採用寬的態度，凡是用漢字寫的或用漢語表達的都算。
佛教的意義定了，中國文學的意義定了，然後梳理一下受佛教影響的文學作品，將它們分分類，排個次序，進行介紹。關於分類，本書從俗，還是稱有些作品為「正統文學」，有些為「俗文學」。這裡說明一下，這樣說，只是為了頭緒簡明，讀時方便，並沒有輕視所謂俗文學中各種體裁的意思。
又，中國文學作品，數量龐大；受佛教影響的文學作品，為數也相當多。遍舉，幾乎不可能，似也無此必要。例如白居易和蘇軾，如果把他們的帶有佛教色彩的所有作品都舉出來，大概要印成不薄的一本書。因此，本書介紹某種體裁，只是舉一點點例，以期用不多的篇幅，以管窺豹而能見一斑。
作者學力有限，見聞不廣，書中難免有不少缺漏和錯誤，統希讀者多予指正。
張中行
1984年2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