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里，我接二連三地到殯儀館去。一些人相繼離世了，先是我的奶奶，這位活了九十歲的老太太，50年代做過我們這個城市的市長。四十年過後，這個城市知道她的人已經不多，但在她的遺體告別儀式上還是來了不少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認識，多是她從前的戰友、部下吧。遺體告別之前，他們輪番到休息室向我們家的人表示慰問。作為遺屬，我們家的人都流著淚——除我之外。我不是不想流淚，我奶奶生前是很疼我的。我有一隻和平鴿牌袖珍鬧鐘，就是我奶奶50年代末訪問蘇聯時專為我帶回的，儘管那時我還不識字，時間對我還不具備什麼意義。我之所以無法流淚，是因為我奶奶的長子——我父親流了太多的淚，一個將近七十歲的男人，就那麼當著眾多的熟人生人，咧著大嘴放肆地嚎哭，鼻涕眼淚以及他那因悲哀而扭曲的臉都使我感到難為情，也許是難過。後來《哀樂》響起來了，告別儀式開始了，我們站在靈堂一側，繼續接受慰問和握手。我以為我會在這個時刻流淚，但眼淚它還是下不來，因為我的精神一直不能集中。我盯著玻璃棺材裡我奶奶的遺容，發現她居然被化妝師給塗了兩個邊緣明顯的紅臉蛋兒。化妝師當然是好意，是想讓死者看上去和活著一樣。問題是我奶奶活著的時候從不這樣，她一生不用化妝品，絕想不到死後會被化妝師在臉上大做文章。她的紅臉蛋兒阻止了我的眼淚，《哀樂》也使我走神兒。因為這一曲舉國上下沿用至今的《哀樂》，本出自我奶奶的小叔子、我父親的二叔、也就是我的二爺爺之手。抗戰時期他在賀龍領導的西北戰鬥劇社當指導員兼作曲，他創作的小歌劇《新舊光景》在當時可說是膾炙人口，《哀樂》便是取材於其中的一段插曲。當然，它後來之所以能流行全國，想必是又經人作過了加工整理，才更加豐富和完整。但《哀樂》的主創者是我的二爺爺，這是個事實。這個事實逗弄得我在有《哀樂》的場合總是三心二意。不止一個人告訴我，《哀樂》的成功就在於它能使所有聽見它的人要哭，不管你眼前有沒有一個活生生的死人。於是我就想，正因為有了《哀樂》，人類才沒有了判斷眼淚真偽的可能。《哀樂》是要喚起人所有的悲傷細胞為之活躍的，我彷彿因為與其作者有親緣關係，才逃離了這種被喚起。我常在應該悲哀的時候刻意欣賞《哀樂》作為一首「經典」樂曲的成功之處，我還想起我那位創作了《哀樂》的長輩，當他去世前是怎樣叮囑家人千萬不要在他的遺體告別式上播放《哀樂》。他真是聰明，他願在死後還原成一個生活中的真人吧，那便用不著讓人拿他創作的《哀樂》再為他增添些戲劇性的悲傷。
後來幾次的殯儀館之行，我都沒有眼淚。有一次適逢省內一位文化界資深官員逝世，因了他的德高望重，佳績昭彰，前來告別的人空前地多。百十輛汽車堵塞了殯儀館門前的道路；擁擠在院內等待告別儀式開始的人們寒暄著互問近況，說著該說的或不該說的，讓人愛聽或不愛聽的話。諸如「老劉啊可要多注意身體啊」——彷彿下個就輪著老劉了；諸如「老馬呀多日不見你臉色可不好，該去醫院檢查就得去，別猶豫」——彷彿老馬也很危險。更多的人則說著與死者告別全無關係的家長里短，社會新聞。人聲嘈雜人頭攢動，像集會，又像某個新開業的酒店等待剪綵。若不是《哀樂》猛地響起，這嘈雜還不知要繼續到哪裡。我敬重這位官員，他生前鼓勵過很多年輕人的創作，本人也在被他鼓勵關懷之列，以至於在當年能從一名普通下鄉知識青年被調入作家協會，成為半職業作家。我又有什麼理由不在這大庭廣眾之下、這記者雲集的場面表露我的哀傷呢（注意：此想法已屬做作）。我踏著《哀樂》的節奏排隊走向靈堂，《哀樂》又使我開始走神兒，我為我的淚水遲遲不來感到焦慮。這時樂曲忽然中止了，是錄音機接觸不良所致。人們都停了步子，彷彿沒有音樂他們就無所適從不知以怎樣的節奏向死者鞠躬。我的眼淚本來可以在這片刻的空白中湧上眼眶的，但是錄音機被人捶打了幾下又恢複了正常，於是《哀樂》繼續，人們的行走便也繼續。這當兒我走近了靈堂門口，門口舉著大把假花的殯儀館工作人員向每一位進廳者發放假花，給人感覺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強迫性行為。我被迫接住了一枝臟乎乎的白尼龍綢假花（不知被用過多少回），花梗的鐵絲扎破了我的手。我的手流了血，我的眼就流不出淚了。
有時候我會想起我那天舉著一枝鐵絲畢露的臟綢花，有些惱火地獻到死者遺體旁的尷尬樣兒，幸虧《哀樂》掩飾了這尷尬，《哀樂》的功效還在於，它不僅能激發人的悲傷，也能掩蓋悲傷之外的所有其他。但，我仍然沒有眼淚。走出靈堂時我聽見兩個眼熟的記者對我的議論，他們說起向我奶奶遺體告別那一回，說那回我就從始至終沒落一滴淚。
記者們好眼力。在這樣的場合我不僅無法哭泣，我甚至說不清自己的心緒：慌亂，空洞，煩躁，惶惑，無名火……也許都不是，也許兼而有之。我因此常常願意在離開殯儀館之後一個人到烈士陵園去。
我們這座城市的烈士陵園是整個華北地區最大的墓園，佔地近三百畝，埋葬著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捐軀的烈士。陵園內樹木很多：雪松，銀杉，絲柏，法國梧桐，白丁香，紫丁香，還有那些將陵園分割成棋盤狀的整齊油亮的冬青。樹木簇擁著烈士的墓碑，墓碑下是他們的墓穴，一排排隆出地面的長方形墓體從東向西，從南向北一望無際，像士兵整齊的列隊。除了清明，這裡可能是整個城市最安寧的地方。當我從嘈雜的殯儀館踏入烈士陵園的大門，當我坐在隨便哪位烈士那半人高的墓碑之下，墓道兩側巨大的法國梧桐枝葉交錯搭起蔽日的天棚，為我和烈士們遮著陰，這時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靜下來。眼淚常常不期而至，我任憑它去流淌，因為這時我的淚水可靠從容，沒有雕飾也不曖昧。不像在殯儀館裡，那地方即令有淚也給人一種來得急去得快之感。在烈士陵園這樣的地方，地面上沒人認識我，墓中的人又是那麼謙虛那麼善解人意，我流淚就用不著為了什麼。我只看見這裡的樹很壯美，我還堅信墓中人個個年輕英俊。這裡沒有哀樂，也沒有我奶奶被化了妝的紅臉蛋兒，也沒有那麼多活人的寒暄，因此這裡也沒有死亡。引人上心的，都是些活生生的對生命的想念。我經常在條條墓道之間走來走去閱讀碑文，閱讀那些生命和他們短暫得有些殘忍的歷史。我曾經在一塊墓碑上讀到過一名烈士的簡介，這烈士名叫王青，冀中第××軍分區年輕的副司令。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第二天，王青在全區百姓慶祝抗戰勝利的大會上作了鼓舞人心的報告之後，歸途中被一冷槍擊中犧牲，年僅26歲。每次我讀王青的墓碑，總是莫名其妙地堅信那個打他黑槍的人物還活在世上逍遙法外。這想法讓人毛骨悚然但並不荒唐：人世間，我們真正知道的事實又有多少呢？這種打黑槍的人，他們比戰場上與我們面對面拼殺的敵人更叫人仇恨，他們在茫茫人海里也有可能隱匿得更深。
坐在烈士的墓前，我找回了我對離世的那些親人、熟人準確真實的想念，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奶奶。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過的，小學時班裡同學問我怕不怕我的市長奶奶，我不回答他們，只是想起我爺爺對我奶奶的不怕。我爺爺是個給地主扛長活出身的大老粗，戰爭年代也流過血負過傷的。他不僅敢打我的奶奶，還撅折過她的眼鏡腿兒。他的口頭禪是：「白天誰怕咱，晚上咱怕誰！」——他打我奶奶一般在晚上。長大之後我才逐漸地弄清他這口頭語的含意，我不喜歡我的爺爺。有一回我讀到過一段有關丹麥女王瑪格麗特1972年登基的描寫：在王宮陽台上，站在瑪格麗特公主身邊的丹麥首相大聲喊了三遍：「國王已經去世，女王瑪格麗特二世萬歲！」聚集在王宮廣場的兩萬名丹麥市民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緒中。這時新女王的丈夫亨里克來到陽台上，彬彬有禮地吻妻子的手，對她表示尊敬。這一事先並無安排的舉動感動了成千上萬的國民，他們把這看成是自豪、感激和信任的標誌。這描寫令我想起了我的爺爺，儘管我奶奶不是女王，可我爺爺在人前人後實在是對她缺乏起碼的尊重。如果不是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我會厭惡我爺爺終生的。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紅衛兵小將到我家揪斗我奶奶時，我爺爺將我奶奶護在身後，和那些小將大打出手。據一位目擊者回憶，當時我爺爺邪勁十足，只幾分鐘便將數十名小將打倒在地躺了一院子。後來我爺爺就是因此被紅衛兵打死的，慢慢地，你一皮帶、我一拳頭地被打死的。不能不說我爺爺是為我奶奶而死，他一生不會去吻我奶奶的手，但他卻能不假思索地為她豁出生命。若是我爺爺早死二十年，或許他也會被安葬在烈士陵園這蒼松翠柏之間的，他本來就和長眠在這裡的人們是一代人。也許這是我親近烈士陵園的另一個原因。有一回我聽說陵園管理處因為經濟效益不好（參觀者一向很少，門票才五毛錢一張），欲在園內辟出一塊地方開辦歌舞廳，頓覺怒火中燒。幸而此設想被陵園的上級主管——省民政廳及時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