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大省在70年代初期，當她七八歲的時候，就被衚衕里的老人評價為「仁義」。在70年代初期，這其實是一個陌生的、有點可疑的詞，一個陳腐的、散發著被雨水洇黃的頂棚和老樟木箱子氣息的詞，一個不宜公開傳播的詞，一個激發不起我太多興奮和感受力的詞，它完全不像另外一些辭彙給我的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們去趙奶奶家串門，我讀了她的孫女、一個沉默寡言的初中生的日記。當時她的日記就放在一個黑漆弓腿茶几上，彷彿歡迎人看似的。她在日記中有這樣幾句話：「雖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的革命意志不能消沉……」是的，就是那「消沉」二字震撼了我，在我還根本不懂消沉是什麼意思時，我就斷定這是一個奇妙不凡的詞，沒有相當的學問，又怎能把這樣的詞運用在自己的日記里呢。我是如此珍視這個我並不理解的詞，珍視到不敢去問大人它的含義。我要將它深埋在心，讓時光幫助我靠近它明白它。白大省仁義，就讓她仁義去吧。
白大省也確實是仁義的。她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就曾經把昏倒在公廁里的趙奶奶背回過家（確切地說，應該是攙扶）。小學二年級，她就擔負起每日給姥姥倒便盆的責任了。我們的姥姥不能用公廁的蹲坑，她每天坐在屋裡出恭。我們的父母當時也都不在北京，那幾年我們與姥姥相依為命。白大省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中國很多城市都在放映一部名叫《賣花姑娘》的朝鮮電影，這部電影使每一座電影院都在抽泣。我和白大省看《賣花姑娘》時也哭了，只是我不如她哭得那麼專註。因為我前排的一個大人一邊哭，一邊痛苦地用自己的脊樑猛打椅子背，一副歇斯底里的樣子。他弄出的響動很大，可是沒有人抱怨他，因為所有的人都在忙著自己的哭。我左邊那個大人，他兩眼一眨不眨地盯著銀幕，任憑淚水嘩嘩地洗著臉，一條清鼻涕拖了一尺長他也不擦。我的右邊就是白大省，她好像讓哭給嗆著了，一個勁兒打嗝兒。就是從看《賣花姑娘》開始，我才發現我的表妹有這麼一個愛打嗝兒的毛病。單聽她打嗝兒的聲音，簡直就像一個遊手好閒的老爺們兒。特別當她在冬天吃了被我們稱為「心裡美」的水蘿蔔之後，她打的那些嗝兒呀，粗聲大氣的，又臭又暢快。「老爺們兒」這個比喻使我感到難過，因為白大省不是一個老爺們兒，她也不遊手好閒。可是，就在《賣花姑娘》放映之後，白大省的同學開始管她叫「白地主」了，只因為她姓白，和《賣花姑娘》里那個兇狠的地主一個姓。有時候一些男生在衚衕里看見白大省，會故意大聲地說：「白地主過來嘍，白地主過來嘍！」
這綽號讓白大省十分自卑，這自卑幾乎將她的精神壓垮。衚衕里經常遊走著一些灰色的大人，那是一些被管制的「四類分子」。他們擦著牆根掃街，哈著腰掃廁所。自從看過《賣花姑娘》，白大省每次在衚衕里碰見這些人，都故意昂頭挺胸地走過，彷彿在告訴所有的人：我不是白地主，我和他們不一樣！她還老是問我：哎，除了和白地主一個姓，你說我還有哪兒像地主啊？白大省哪兒也不像地主，不過她也從未被人比喻成出色的人物比如《賣花姑娘》里的花妮，那個善良美麗的少女。我相信電影《賣花姑娘》曾使許多年輕的女觀眾產生幻想，幻想著自己與花妮相像。這裡有對善良、正義的追求，也有使自己成為美女的渴望。當我看完一部阿爾巴尼亞影片《寧死不屈》之後，我曾幻想我和影片中那個寧死不屈的女游擊隊員米拉長得一樣，我惟一的根據是米拉被捕時身穿一件小格子襯衣，而我也有一件藍白小格襯衣。我幻想著我就是米拉，並渴望我的同學裡有人站出來說我長得像米拉。在那些日子裡我天天穿那件小方格襯衣，矯揉造作地陶醉著自己。我還記住了那電影里的一句台詞，納粹軍官審問米拉的女領導、那個唇邊有個大黑痦子的游擊隊長時，遞給她一杯水，她拒絕並冷笑著說：「謝謝啦，法西斯的人道主義我了解！」我覺得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台詞，那麼高傲，那麼一句頂一萬句。我開始對著鏡子學習冷笑，並經常引逗白大省與我配合。我讓她給我倒一杯水來，當她把水杯端到我眼前時，我就冷笑著說：「謝謝啦，法西斯的人道主義我了解！」
白大省吃吃地笑著，評論說「特像特像」。她欣賞我的表演，一點兒也沒有因無意之中她變成了「法西斯」就生我的氣，雖然那時她頭上還頂著「白地主」的「惡名」。她對我幾乎有一種天然生成的服從感，即使在我把她當成「法西斯」的時刻她也不跟我翻臉。「法西斯」和「白地主」應當是相差不遠的，可是白大省不惱我。為此我常作些暗想：因為她被男生稱作了「白地主」，日久天長她簡直就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地主了吧？地主難道不該服從人民么？那時的我就是白大省的「人民」。並且我比她長得好看，也不像她那麼笨。姥姥就經常罵白大省笨：剝不幹凈蒜，反倒把蒜汁漚進自己指甲縫裡哼哼唧唧地哭；明明舉著蒼蠅拍子卻永遠也打不死蒼蠅；還有，丟錢丟油票。那時候吃食用油是要憑油票購買的，每人每月才半斤花生油。丟了油票就要買議價油，議價花生油一塊五毛錢一斤，比平價油貴一倍。有一次白大省去北口買花生油，還沒進店門就把油票和錢都丟了。姥姥罵了她一天神不守舍，「笨，就更得學著精神集中，你怎麼反倒比別人更神不守舍呢你！」姥姥說。
在我看來，其實神不守舍和精神集中是一碼事。為什麼白大省會丟錢和油票呢，因為九號院趙奶奶家來了一位趙叔叔。那陣子白大省的精神都集中在趙叔叔身上了，所以她也就神不守舍起來。這位姓趙的青年，是趙奶奶的侄子，外省一家歌舞團的舞蹈演員，在他們歌舞團上演的舞劇《白毛女》里飾演大春的。他脖頸上長了一個小瘤子，來北京做手術，就住在了趙奶奶家。「大春」是這衚衕里前所未有的美男子，二十來歲吧，有一頭自然彎曲的捲髮，烏眉大眼，嘴唇飽滿，身材瘦削卻不顯單薄。他穿一身沒有領章和帽徽的軍便服，那本是「樣板團」才有資格配置的服裝。他不系風紀扣，領口露出白得耀眼的襯衫，洋溢著一種讓人親近的散漫之氣。女人不能不為之傾倒，可與他見面最多的，還是我們這些尚不能被稱作女人的小女孩。那時候女人都到哪兒去了呢，女人實在不像我們，只知道整日聚在趙奶奶的院子里，圍繞著「大春」瘋鬧。那「大春」對我們也有著足夠的耐心，他教我們跳舞，排演《白毛女》里大春將喜兒救出山洞那場戲。他在院子正中擺上一張方桌，桌旁靠一隻略矮的機凳，機凳旁邊再擺一隻更矮的小板凳，這樣，山洞裡的三層台階就形成了。這場戲的高潮是大春手拉喜兒，引她一步高似一步地走完三層「台階」，走到「洞口」，使喜兒見到了洞口的陽光，驚喜之中，二人挺胸踢腿，做一美好造型。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設計，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場面，是我們的心中的美夢。衚衕里很多女孩子都渴望著當一回此情此景中的喜兒。洞口的陽光對我們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在於我們將與這捲髮的「大春」一道迎接那陽光，我們將與他手拉著手。我們躁動不安地坐在院中的小板凳上等待著輪到我們的時刻，彼此妒忌著又互相鼓勵著。這位「大春」，他對我們不偏不倚，他邀請我們每人至少都當過一次喜兒。惟有白大省，惟有她拒絕與「大春」合作，雖然她去九號院的次數比誰都多。
為了每天晚飯後能夠儘快到九號院去，白大省幾次差點和姥姥發火。因為每天這時候，正是姥姥出恭的時刻。白大省必得為姥姥倒完便盆才能出去。而這時，九號院里《白毛女》的「布景」已經搭好了。啊，這真是一個折磨人的時刻，姥姥的屎拉得是如此漫長，她抽著煙坐在那兒，有時候還戴著花鏡讀大32開本的《毛主席語錄》。這使她顯得是那麼殘忍，為什麼她一點兒也不理會白大省的心呢？站在一邊的我，一邊慶幸著倒便盆的任務不屬於我，又同情著我的表妹白大省。「我可先走了」——每當我對白大省說出這句話，白大省便開始低聲下氣而又勇氣非常地央求姥姥：「您拉完了嗎？您能不能拉快點兒？」她隔著門帘沖著裡屋。她的央求註定要起反作用，就因為她是白大省，白大省應當是仁義的。果然門帘里姥姥就發了話，她說這孩子今天是怎麼啦，有這麼跟大人說話的嗎？怎麼養你這麼個白眼兒狼啊，拉屎都不得消停……
白大省只好坐在外屋靜等著姥姥，而姥姥彷彿就為了懲罰白大省，她會加倍延長那出恭的時間。那時我早就一溜煙似的跑進了九號院，我內疚著我的不夠仗義，又盼望著白大省早點過來。白大省總會到來的，她永遠坐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雖然她是那麼盼望「大春」會注意到她。只有我知道她這盼望是多麼強烈。有一天她對我說，趙叔叔不是北京戶口，手術做完了他就該走了吧？我說是啊，很可惜。這時白大省眼神發直，死盯著我，卻又像根本沒看見我。我碰碰她的手說，哎哎，你怎麼啦？她的手竟是冰涼的，使我想起了冰鎮楊梅汽水，她的手就像剛從冰櫃里撈出來的。那年她才十歲，她的手的溫度，實在不該是一個十歲的溫度，那是一種不能自己的激情吧，那是一種無以言說的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