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時代里，我們常聽人們說起新聞廣告人員的惡毒努力，許多好人都指責「宣傳」是現代魔鬼的一項成功發明，是一種既新奇又拙劣的方法，為的是使人們注意某個人或某項事業。不過這種責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一般認為「宣傳」是最近才發明的。但是如果不帶偏見地看待過去的事件，就會發現這與事實恰恰相反。《舊約》中的預言家們，不管大小，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師。用新聞行業的話說，希臘和羅馬的歷史是一個長長的連綿不斷的「宣傳噱頭」。有些宣傳是體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現在連百老匯都拒絕刊登的眼花繚亂、粗俗卑劣的宣傳。
象路德和加爾文這樣的改革者們都充分懂得精心布置的廣告的巨大價值。我們不能責怪他們。他們不能象紅菊花那樣，只要謙卑愉快地生長在路邊就行。他們非常認真。他們想讓自己的觀點發揚光大。要取得成功，不吸引一大群追隨者怎麼行呢？
肯皮斯的某一個托馬斯，在一個寺院的安靜角落裡生活了整整八十年，這種長期的自願流放，如果及時做廣告（原原本本地），就會產生深遠的道德影響，好奇心會驅使著人們去閱讀那本關於他一生祈禱和思考結晶的書，銷路會很好。但是阿西斯的某一個弗朗西斯或羅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勞動確實成效，那他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地使用現在常常與馬戲團或電影新星聯繫在一起的那種方法。
基督教特彆強調謙虛，讚美那些精神謙卑的人。但是讚揚這些美德的佈道現在之所以能成為人們談論的一個話題，卻是因為當時在宣揚時用了特定的方法。
難怪那些被譴責為教堂不共戴天的敵人的男男女女們，在抗爭西方世界的精神專制桎梏時，從聖經上撕下一頁來，並採用了一種相當奇特的宣傳方法。
我提供這個不足掛齒的解釋，是因為善於做大量宣傳的最偉大的學者伏爾泰，有時不擇手段地利用了人們思想上的空虛，因而經常受到抨擊。也許他的手法並不總是那麼高明，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許不這麼看。
進一步來說，就象檢驗布丁要通過品嘗一樣，對象伏爾泰這樣的人的成功或失敗也應該根據他究竟為他的同胞們做了些什麼貢獻來評定，而不是他所喜歡的衣服、玩笑或糊牆紙。
這個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說：「我沒有王權又有什麼關係？我有一支筆。」他對了。他有一支筆。他有許多支筆。他是鵝的天敵，因為他使用的鵝毛筆比二十多個一般作家用的還要多。他屬於文學巨人那一類人，他們都孤獨一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寫的文章也和作家協會所有的作家總數寫的一樣多。他在骯髒的鄉下客棧里伏案疾書。他在冰冷孤獨的鄉下客房裡創作出了無以數計的六韻步詩歌。他的稿紙布滿了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他把墨水飛濺到普魯士王家住宅的地毯上，還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獄監獄長名字的私人信箋。當他還在玩滾鐵環和做彈球遊戲時，尼農·德·蘭克羅曾送給他一筆數目可觀的零用錢，讓他「買一些書」，八十年後在同一個巴黎，我們聽見他說要買一本大頁紙和散裝咖啡，以便在無法逃脫的死亡長眠來到之前再寫完一部書。
關於他撰寫的悲劇、故事、詩歌、哲學以及物理論文，都無需在本書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評論。他的十四行詩並不比同時期的幾十個詩人寫得好。作為歷史學家，他的資料並不可靠，而且乏味得很，他在科學領域的探險也只能達到我們在星期日的報紙上看到的那種水平。
但他是愚蠢、狹隘、固執和殘忍的敵人，由於勇敢而堅強，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之前。
伏爾泰生活的年代是個走極端的時期。一方面是一個極端自私和腐敗過時的宗教、社會和經濟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積極但又過分熱忱的青年男女，他們想搞個太平盛世，但完全沒有實際基礎，只不過是一片好心罷了。他是個不引人注意的公證員的兒子，體弱多病，詼諧的命運把他扔進了鯊魚和蝌蚪的大旋渦里，要麼溺死，要麼游出來。他願意游出來衝到岸上。他長期同逆境作鬥爭的方法常常令人懷疑。他乞求、諂媚、充當小丑的角色。但這是在他沒有版稅和成為文學巨人之前的所做所為。讓這個從來也不為混飯吃而粗製濫造作品的作者扔出第一塊石頭吧！
這並不是說，伏爾泰為了幾塊多餘的磚塊發愁。在他漫長而繁忙的一生中，他獻身於與愚蠢的鬥爭，經歷了無數次挫敗，因此不在乎被當眾打一頓或是挨了人家扔來的香蕉皮這類小事。但他是一個不屈不撓、充滿了希望的樂天派。如果他今天在陛下的監獄裡消磨了時光，說不定明天就會在驅逐他的同一個宮庭里得到一個名聲顯赫的職位。如果說他的一生都被迫去聽那些憤怒的鄉村牧師罵他是基督教的敵人，有誰知道在塞滿了情書的碗櫥的某個角落裡，說不定扔著教皇贈送給他的一枚漂亮的勳章，以證明他既能遭到教會的非難，也能受到教會的讚許。
這是不足為奇的。
他盡情地領略人間的快樂，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過著奇怪的、豐富多彩的生活。
伏爾泰在血統上屬於中間階層。他的父親，由於缺少一個得體的名稱，可以稱為開私立信託公司的那類人。他給許多富豪貴族的心腹打雜，兼管他們的法律和財務利益，因此年輕的亞魯艾（因為這是他家的姓）習慣於接觸比自己的家庭境遇稍為好點的階層，這在後來的生活中給予了他壓倒大多數文學對手的有利條件，他的母親是一個叫德·奧瑪爾德小姐的人。她是個窮姑娘，沒給丈夫帶來一分錢的嫁妝。但是她的姓前有一個小小的「德」字，所有法國中產階級（和一般歐洲人，特別是為數不少的美國人）對此都肅然起敬 ，她丈夫覺得獲得這樣的獎賞是相當幸運了。她的兒子也沉浸在被封為貴族的祖輩給他帶來的榮耀里，他一開始寫作就把帶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瑪麗·德亞魯艾改為更具有貴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瑪麗·伏爾泰，但是他如何更改、在什麼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還是一個不解之謎。他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伏爾泰非常喜歡姐姐，她在母親去世後一直照料他。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忠實牧師，非常熱情和正直，但伏爾泰討厭他，這是他盡量不在父親名下生活的一個原因。
父親亞魯艾不是傻瓜，他很快就發現小兒子是一個不逞之徒。為此他把兒子送到耶穌會，希望他成為一個精通拉丁文六步韻詩和斯巴達式的嚴於律己的人。虔誠的神父們盡最大的努力開導他，給這個下肢細長的學生進行已經消亡和正在使用的語言的扎紮實實的基礎訓練。但是他們感到不可能根除這孩子的某種「古怪」才能，這從一開始就使他有別於其他的學生。
伏爾泰十六歲的時候，教士們都很樂意讓他離開耶穌會。為了贏得父親的歡心，年輕的弗朗西斯開始學習法律。不幸的是，一個人不可能整天閉目塞聽地讀書。晚上有許多閑散的時間。為了消磨時光，伏爾泰不是為地方報紙撰寫一些滑稽風趣的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店給他親密的朋友們朗讀他的文學新作。兩個世紀以前過這種生活一般是被認為要下地獄的。父親亞魯艾充分意識到兒子所冒的危險。他求助於一個頗有影響的朋友，為弗朗西斯在海牙的法國使館裡謀得一個秘書職位。荷蘭的首都，當時和現在一樣，單調得出奇。由於沒有事情好做，伏爾泰就開始和一個不特別漂亮的女孩談戀愛了。女孩的母親是一個社交界的記者，一個令人生畏的女人。這位夫人希望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更有前途的黨徒，就趕忙找到法國大使，請求他在整個城市還不知道這件醜聞的時候趕走這個危險的羅密歐。大使自己已經是自身難保了，不想再找麻煩。他把自己的秘書匆匆忙忙地攆上去巴黎的下一輛公共馬車，弗朗西斯丟掉了工作，再次處於父親的支配之中。
在這種緊急的時刻，亞魯艾想了一個權宜之計，這種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國人採用。他要求並得到一封「蓋有國王封印的信」 ，把信放到兒子面前，讓他要麼到強制空閑的監獄去，要麼寫一份到法律學校勤奮用功的申請書。兒子說他選擇後一種出路，並保證做勤奮和用功的模範。他信守諾言，投入自由創作小冊子的幸福生活，這方面的勤奮使整個鎮子都議論紛紛。這當然不符合父親的口味，於是他決定運用做父親的權利把兒子從塞納河的尋歡作樂的場所趕走，讓他到鄉下的一位朋友家裡住一年。
在鄉下，天天都有二十四小時的閑暇時間（包括星期日在內），伏爾泰開始非常認真地學習文學並且創作出了他的第一個劇本。十二個月的清新空氣和受益不淺的單調生活之後，他被准許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馬上寫了一系列諷刺攝政王的文章來彌補失去的時間。其實對於那個卑鄙的老傢伙，罵他什麼都不過份，但是他一點也不喜歡伏爾泰這樣替他做宣傳。以後的文章招來了第二次流放，最後還不得不去巴士底獄呆一段時間。但是當時的監獄，也就是說為象伏爾泰這樣在社會上很有名望的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