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的宗教改革從沒有成功過。其實它也成功不了。首先，南部的人並不把宗教看得很重，不需要為它而刀槍相見；其次，羅馬近在咫尺，它是宗教法庭的中心，五臟俱全，隨便發表見解很危險，還得付出代價。
不過半島住著成千上萬個人文主義者，他們中間當然會有幾個害群之馬，重亞里士多德而輕聖克里索斯頓。但這些人也有許多機會來發泄精力，有俱樂部、咖啡館和注重禮節的沙龍，男男女女可以發揮知識熱情又不得罪帝國。
這一切都是那樣悠閑宜人。其實生活不就是調和嗎？它過去不是一直這樣嗎？在世界的末日到來之前難道就不調和了嗎？
為什麼要為信仰中的枝節瑣事而大動肝火呢？
經過幾句介紹之後，讀者在我們的兩名主角登場的時候，也就不會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隆隆炮聲了。他們是講話斯文的君子，做事情都講究體面。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難許久的暴政上，他們的貢獻卻比所有咋咋唬唬的改革者還要大。但這是無法預見的怪事。事情發生了，我們謝天謝地，可是要問原因，哎呀，連我們也不太明白。
在理智的葡萄圓里安安靜靜幹活的這兩個人叫索茲尼。
他們是叔侄。
不知是為什麼緣故，年紀大的雷利歐·弗朗西斯科拼寫名字時用一個「Z」，而年輕的福斯圖·保羅用兩個「Z」。不過，人們更熟悉他們名字的拉丁文形式索西尼厄斯，不熟悉義大利文的形式索茲尼 ，我們可以把這細節留給語法學家和詞源學家去解決。
在影響上，叔叔遠不及侄子重要，因此我們先談叔叔，然後再講侄子。
雷利歐·索茲尼是錫耶納人，出身於銀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亞大學畢業後要從事法律行當。但他卻和許多同代的人一樣自行其事地搞起神學來，不再讀法律了，擺弄起希臘文、希伯萊文和阿拉伯文，最後（也象大多數同類人的結局一樣）成為理智神秘主義者——既很通曉世故，又不夠老練。這聽來相當複雜，不過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著多加解釋，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費唇舌也沒用。
然而他的父親還認為兒子能成為世界文壇上的人物。
他給了兒子一張支票，讓他出去開開眼界。於是雷利歐離開了錫耶納，在以後的十年里從威尼斯到日內瓦，從日內瓦到蘇黎世，從蘇黎世到維藤貝格，然後又到倫敦、布拉格、維也納和克拉科夫，不時在城鎮或小村裡住上幾個月或一年半載，希望能找到有趣的夥伴和學到有趣的新東西。在那個年代，人們一談起宗教就沒完沒了，就象現在我們談生意一樣。雷利歐積累了許多五花八門的怪思想，他豎起耳朵到處打聽，很快熟悉了從地中海到波羅的海的所有異端論調。
不過當他帶著知識的行李來到日內瓦的時候，迎接他的卻是不甚友好的表示客氣。加爾文那暗淡的雙眼疑心重重地看著這個義大利來訪者。他是個出身高貴的傑出年輕人，不象塞維圖斯那樣貧困無親無靠。可是據說他傾向塞維圖斯。按加爾文所想的，隨著對那個西班牙異端派的火刑，三位一體已經是非論定了。其實，恰恰相反！從馬德里到斯德哥爾摩，塞維圖斯的命運已經成為人們談論的主題，世界各地思想嚴肅的人開始站在反對三位一體的一邊。這還沒有完。他們還利用古登堡的該死發明 ，四處宣揚自己的觀點；由於離日內瓦很遠，他們的言辭也多有不敬。
在這之前不久，出現一本才學橫溢的小冊子，收有歷代教會神父對迫害和懲罰異端者的事情所說所寫的一字一句。在加爾文所說的「憎恨上帝」的人們、或按他們自己反駁的「憎恨加爾文」的人們中，這本書立刻大為暢銷。加爾文放出風聲，要和這個珍貴小冊子的作者單獨談談。不過作者預見到了這個邀請，明智地在封面上刪去了姓名。
據說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曾經是日內瓦一所中學的老師。他對形形色色神學罪孽很有看法，這促成他憎惡加爾文而讚賞蒙田。不過這並沒有人證實，只是道聽途說。但是，一有人領頭，其他人便會起步緊隨。
因此加爾文對索茲尼敬而遠之，卻建議說巴塞爾的柔和空氣比薩沃伊的潮濕氣候更適於這位錫耶納的朋友；索茲尼一動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一路平安。
使加爾文慶幸的是，索茲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懷疑，雷利歐被沒收了基金，還發高燒，年僅三十七歲便在蘇黎世死去了。
他的過早去世在日內瓦引起了歡騰，不過高興的時候不長。
雷利歐除去遺孀和幾箱子筆記本外，還有個侄子。他不僅繼承了叔叔未盡的手稿，還很快成為更勝於叔叔的塞維圖斯熱衷者。
福斯圖斯·索茲尼從小就象老雷利歐一樣廣泛旅行。他的祖父給他留下了一小塊不動產。他直到近五十歲才結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時間用在他喜歡的神學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過一段時間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買賣人，但他做買賣經營具體商品而不是精神財富，這一經驗使他相信，如果對方在買賣中處於更有利的地位，那麼靠屠殺或發脾氣是無濟於事的。他在一生中一直保持這個清醒的頭腦，這種頭腦在公司辦公室里固然可以找到，但是在神學院里卻象海里撈針。
一五六三年福斯圖斯回到義大利。在返程中他來到日內瓦。他好象沒有去向當地主教表示敬意。況且加爾文那時已經生病，索茲尼家族的人拜訪他只能增加他的煩惱。
在以後的十多年裡，索茲尼在伊莎貝拉·德·梅迪希那兒工作。但一五七六年在這位太太結婚狂喜的幾天之後，就被丈夫保羅·奧希尼殺死了。於是索茲尼辭了職，永遠離開了義大利，來到巴塞爾，把《讚美詩》譯成義大利白話文，還寫了一本關於耶穌的書。
福斯圖斯正象他在作品中表露的那樣，是個審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耳聾的人都天性謹慎。
第二，他能從阿爾卑斯山另一面的幾塊地產中獲取收益，托斯卡那的當政者暗示他說，被懷疑是「路德學說」的人在評論使宗教法庭惱火的題目時，只要不太過分就行。於是他採用了許多筆名，出版一本書之前，必須請朋友們看一遍，認為比較安全才送去印刷。
這樣一來，他的書沒有列入禁書目錄，那本關於耶穌生平的書一直流傳到南喀爾巴阡山，落到另一個思想自由的義大利人手裡。他是米蘭和佛羅倫薩的一些貴婦的私人醫生，與波蘭和南喀爾巴阡山的貴族結了親。
南喀爾巴阡山在那時是歐洲的「遠東」，直到十二世紀初期還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來安頓德國的多餘人口。勤勞的撒克遜農民把這片沃土變成了一個繁榮昌盛、秩序井然的小國家，有城市、學校，還有幾所大學。但這小國家還是遠離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於某種原因，希望遠離宗教法庭的親信，最好與他們相隔幾英里的沼澤地和高山，於是這個小國家便成了理想的棲身之地。
至於波蘭，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一提到這個不幸的國家便聯想到保守和沙文主義。但是我要告訴讀者，在十六世紀上半葉，它卻是名副其實的庇護所，保護了所有由於宗教信仰而在歐洲其它地方飽受折磨的人，這是個令人高興的驚訝吧。
這個出乎意料的情況是由典型的波蘭風格形成的。
在很長時間裡，這個共和國是全歐洲管理得最為拙劣的國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波蘭的上層教士玩忽職守，但西方各國主教的放蕩和鄉村牧師的酗酒也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惱事，因此沒能充分重視波蘭的情況。
但在十五世紀下半葉，日耳曼大學裡的波蘭學生迅速增多，這引起了維藤貝格和萊比錫當權者的注意。學生們開始提出質問。接著，事態發展到由波蘭教會管理的克拉科夫波蘭學院一垮到底，可憐的波蘭人要受教育就必須背井離鄉。不久之後，條頓大學受到新教旨的影響，華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學生也隨之入流。
他們功滿還鄉的時候，已經是羽毛豐滿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前期，國王、貴族和教士要消除錯誤思想的傳播還很容易。不過這樣的措施要求共和國的統治者必須團結在一項明確普通的政策之下，這當然很矛盾，因為這個奇怪國家的最神聖的傳統是，一張反對票便能推翻一項法律，即使有國會其他所有議員的支持也不行。
不久之後，那位著名的維藤貝格教授在宣揚他的宗教時又搞了一個經濟副產品，那就是沒收所有教會的財產，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的肥沃平原上的博爾勞斯家族、烏拉蒂斯家族和其他騎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顯傾向另一種信念，即口袋裡要有錢的信念。
隨著這個發現，出現了為修道院的真正領地而進行的非神聖的搶奪，造成了出名的「間歇」，自從有人類記載之時起，波蘭人就是靠這種「間歇」拖延思索時間的。在這期間，所有權力都按兵不動，新教徒便利用機會，不到一年就建起